何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 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任教、讲学。1999年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研究。出版语言学专著《现代汉语量词研究》;《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修订版)》。出版量词词典1部;主编教材1部。合著教材2部;合著《现代汉语常用量词词典》1部。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30余篇。
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我的一个学生失恋了,我想写写她的事。她说:“不要说我的名字。”她告诉过我,她上南开是因为周恩来曾上过这个学校,她还知道周总理喜欢兰花。于是,在这篇文章里我叫她兰子。我的学生又担心地问我:“要写我的男朋友吗?”
我说当然。她无声地摇头,什么也不说,但眼睛里的痛苦告诉我,那里仍然有爱。
爱的容载是最重的,也是最复杂的。唉!好吧,不写真名。我就叫他帅哥,因为兰子也这样叫他。
事情是这样的。兰子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留学生都比较内向,不苟言欢,但近来,她却像一只欢快的小喜鹊,一开口就“唧唧咂咂”没完。说话爽朗,笑得清脆,无论上课还是下课,她都喜欢和人搭话。我想兰子一定有什么高兴的事。我问她,兰子春风满面:
“我――恋――爱啦。”声音甜甜的、脆脆的。
我很快知道,兰子的男朋友是个中国大学生。
“他很棒!”
“挺不错的男孩。”
“是个帅哥。”
“长得很酷。”
兰子把她学的汉语新词都用上了。爱情从来就是神奇的。爱情可以把世上最为普通的变为不凡;最为匮乏的变得充实。兰子这个开始连一句汉语都说不利索的日本留学生,很快成了班上的佼佼者。常日不起眼的兰子一下变了一个人,浑身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彩。
实在,涉外婚中,中国女孩嫁给外国人的多,外国女孩找中国男孩的却少见。兰子是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朴实、刻苦、好学,又真诚、直爽。有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生那种东方的含蓄美。我为兰子的男朋友庆幸。兰子真的就像一枝绽开的兰花,在晨曦中挂着露珠,清醇、自然。细细的弯眉下,两只细眼睛总是跳着亮点儿。一说话,嘴边还显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她从不化妆,常日总穿着一件白色翻领衫,可是你看她一眼,就让你觉得醉了。其实兰子自己早就醉了。兰子告诉我,等十月一日放假,她的男朋友就带她到他的家去,回来就准备结婚。兰子还说,她“要结两次婚,一次在中国;一次在日本(举行两次婚礼)。”
假期结束了,兰子回来了。上课的第一天,我立即发觉兰子眼睛里的亮点儿熄灭了。姑娘不说,也不笑。晴转阴!当我问起了兰子,阴又加上了倏倏小雨。兰子痛苦地说:
“我吃惊啦!”
回忆的闸门是一点一点打开的,那里有许多的问。我把听到的展现在这里:
某小城镇的火车站(兰子不叫说城镇名),出站口像一个张大的嘴,把疲惫而又兴奋的人们吐出了车站。人流里中国帅哥带着日本兰子兴致勃勃走着,向前张望着。他们很快就看见了接他们的人:那里有帅哥的姐姐、姐夫、姐姐姐夫的孩子、妹妹、妹夫,还有帅哥爸爸的秘书。出站上车,还有帅哥爸爸的司机。兰子一下落入了一大群人的包裹之中,这种包围似乎还在扩大。兰子进了帅哥的家门,又见到了帅哥的爸爸、妈妈,帅哥家的保姆、帅哥家的邻居。好像还有爸爸的勤务员。兰子说,像开记者招待会。兰子问我:
“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问我好多问题。”
我说,这是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应该理解。好奇是许多民族的共性。我在拉脱维亚常遇到高傲的俄罗斯人。在大街上,他们无论男女都一脸冷漠,和你擦肩而过,也目不斜视。可是有一次我都走过去了,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回头看,原来那人撞在树上了。显然,那人光回头看我,而没看路。他们也好奇,只是偷偷地好奇(那儿的中国人非常少,那时我大概是唯一)。兰子听完我的解释,宽容地笑了。她又问我:
“帅哥的家人向见我的所有人介绍:这是日本留学生某某某。他们展览我。”这场面我见过,能够想象出他们的声音里都带着炫耀。兰子说:
“我不愿叫别人知道我是日本人(我知道,到过南京抗日受难馆的日本留学生,谁也不愿说出自己是日本人,他们很谨慎)。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
我想,帅哥家一定是把兰子看成他们未来的儿媳妇了。外出读书的儿子这样载福而归,当然是他家的大事,当然要荣光荣光啦。我这样回答了兰子的惊奇。其实我心里知道,还有另外一层。提起这点,我不能不怨恨清朝,这个王朝至少使中国历史进程耽误了一百年,甚至更多。清朝统治者给中国留下的是长烟袋、长辫子、短志气。受害的真不在少数。兰子叹一口气说:
“开始很惊奇,后来觉得真的不方便。帅哥的爸爸有很多服务的人,都为我们服务。”
我问:“帅哥的爸爸做什么工作?”
兰子答:“政府的官员,那个城的长。”
我只有长长地“喔”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去过我亲戚的亲戚家。那个亲戚是部队的高干,住睦南道。那时我就住他家附近。那个高干一家的吃喝拉撒似乎都由勤务兵照顾。我去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赶上,那个什么官的老婆在骂勤务兵。那时我就想,到部队,要是当了这种兵可真窝囊!现在我不去他家了,不知道当官的现在是否还有那么多人伺候。我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又想起我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观他们的议政大厅很有意思。大厅分两层:下层开会议政,上层的座位就供关心施政的百姓就座,旁听。只要不带危险品,任何一个选民都有权利坐在那里。斯德哥尔摩市长办公室门外更有意思。墙上有一排人头雕像,那除去有一个是大厅设计师外,都是此楼的建筑工人像。市长每星期一在办公室值班,其他时间他还要去做另一份工作,以便赚够养活自己的钱。他甚至没有专用小轿车,平时他和普通人一样坐公车。去拜见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儿,有那么多手续要办,一堆挡驾的。有的头儿的秘书比头儿还要厉害。我一个学生说,有一次去农贸市场,可那里戒严。听说有官要来视察,结果他被“戒”了两个小时。在拉脱维亚,我在戏院看舞剧,遇见他们的外交部长(他接见过我),他像对老朋友一样,问候,聊天,一起合影。没有人挡驾,没有手续要办,更没有人围观。真跟见寻常百姓一样。
想到此,我当然要“喔”了。兰子不满意我的“喔”。接着问:
“我在他家两天,两天都是去很高级的饭店,两天都是两桌人,两天都是买很多,吃很少。吃剩的也不带回家。太大的浪费。他们家有很多钱,也不应该这样啊!”
日本人是以“吝啬”为美德的。被请客,吃喝剩下,为不礼貌;请客,剩下不带走,要交罚金。罚金比饭钱还要贵。我这次连“喔”也“喔”不出来了。这种现象,我每次跟学生出去上饭店吃饭都能遇到。谁都明白那钱是谁的。不过盛情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习惯。于是我讲了一下打肿脸充胖子的短语,兰子笑了。其实那些下岗的工人,一个月只400元。无论怎么“充”,也充不成胖子。不过,也许帅哥是真的爱兰子才使出浑身的解数。我劝兰子:
“那你就嫁给帅哥吧。”
兰子摇头,脸上掠过一抹很勉强的笑,她的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
“我要作自立的人。帅哥带我去了一套新的房子。那是帅哥的爸妈给他买的,里面家具也买好了。帅哥是大学生,他一元钱都没有赚。他的爸爸当着我的面给他钱,而他就接受。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没有能力站立的人。”
唉!可悲!可悲!帅哥和帅哥爸爸,无非是向兰子显示帅哥的条件有多么优裕,而对讲求自立的外国人,这真是事与愿违。我向兰子说,节俭,拧出血来,也要荫惠子孙是中国自古的传统。兰子挺直了身子说:
“我们在21世纪。”
是啊,传统不一定是美德。我只想帮帅哥留住兰子的心,但兰子却并不谅解帅哥。她说她有太大的担心:
“在帅哥家两天,吃饭,出去玩,坐车都有人陪着。”
兰子问帅哥是家事,为什么有那么多办公的人?帅哥说,他的爸爸近年来经常接待外宾。兰子也是外宾啊。我明白了,兰子说,在日本,日本议员也假公济私,但不敢这么公开。特别怕媒体曝光。
我佩服兰子,“不因知不义,得利而誉之。”我也真佩服某些官员的高明,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永远有招数。我不再劝兰子了。说实在的,中国有志气的女孩,谁喜欢那些太子族的公子哥们?我转换了话题的舵盘,讲了事与愿违的成语,总得内外有别吧。兰子的睫毛剪着泪花,笑了,但那里分明藏留着掩抑不住的痛苦,然而她仍是态度坚决地说:
“帅哥的爸爸是犯法的人。帅哥是一个不会站立的人。”
我只有感叹了。这位没有长大的帅哥,失掉了他人生中多么珍贵的机遇……
最后兰子动也不动,神情凝重地问我:
“老师,您教我那么多,您也告诉我,爱是什么?”
兰子这不寻常的一声老师,叫得我心里热热的,我也第一次这样感到为师的拮据。我诚实地告诉学生,我不能回答,因为爱太深邃了,爱的大厦需要的是一生的建树……我只能告诉她,坚强地读你生活的书,那里一定有你的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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