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把邮政叫做“邮驿”。“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驿”指传递官方文书的马和车。具体来讲，各个朝代的称呼也不一样，周代称“传”或“?”，春秋战国称“遽”或“置”，秦时统一叫“邮”，汉代叫“驿”，魏晋时“邮”、“驿”并称，唐时又把“驿”叫做“馆”，宋时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又有“站赤”之称，明代又把元时的“站”统称为“驿”，清时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古代的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为“驿站”或“邮传”。
邮驿：官方VIP专享
商朝时就出现了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羁”，这些“羁”不仅提供住宿，而且供应饮食。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邮驿设置。
邮驿在以后各朝代发展得越来越完备。春秋时的邮驿比较发达，“祁奚乘?”的故事就是一个实例。祁奚是晋国的老臣，公正无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为众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争的牵连，被晋政府囚禁起来。叔向希望祁奚能出来说话。祁奚闻知此事，立即“乘?”赶去觐见当政的范宣子，向范宣子证明叔向是既能谋而又少有过错、多惠于人的贤臣，要保证“社稷之固”，就应当赦免他。范宣子终于听从了祁奚老臣的意见，赦免了叔向的罪。而《左传》上“祁奚乘?而见宣子”的名句，也就成为春秋史上的佳闻。
到了汉代，车传已经逐渐被淘汰了，骑传成为长途通信的主要方式，也就是快马加鞭传递紧急和重要的公文。汉代的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30里（约合15千米），称为一置。驿置预先备好车马，随时供兼程来往的驿使使用。东汉初年，刘秀在河北与地方割据势力王郎角逐时，就曾利用过这种驿置交通工具。汉宫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长安进贡荔枝，也是通过快马速递把新鲜水果及时送到都城。史书记载，送一趟鲜荔枝，路途十分辛苦，需要超人的毅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谢承的《后汉书》上说：“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做这种邮差是很有风险的。
邮驿制度到了元代发展至繁盛，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元代驿传的盛况有过生动的描绘。他认为元朝的驿站制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他在自己的游记《东方见闻录》中以十分钦羡的笔调写道：“从汉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的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从附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朝廷对某些驿站也有经常性的供应。”
当然，居住环境如何奢华也是只供皇家贵族享用的，而对那些一旦延误公文传递便会掉脑袋的送信人来说，要么是接力传递，要么就是借力于快马的单人上路。尽管当时的驿使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听起来威风无比。但是，如果可以穿越，估计没有人愿意当这种的驿差。要是遇上像晋武帝司马炎这种经常动用邮驿传车海选美女入宫的“掌门人”，估计这差事也缺德了点。又或者摊上送荔枝这差事，速度慢点事小，被妃子诽谤偷吃什么的那就事大了，可谓吃不了兜着走。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
汉简是汉朝人留下的刻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信件和文书。从大量汉简中可以看出当时邮驿通信的程序。简中所说的“邮行”、“马行”、“驰行”，说明了当时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邮行”就是步递，“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写得很明白，这好像相当于现今平信、快件的分别。另外，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公文信件标明的发出方向，有的简上写着“入西书”，有的标明“南书”、“北书”，就像如今的邮政编码，使投递时不至混乱。
汉代还有两封名垂千古的书信。这两封信感人至深，至今仍可作为激励人们上进的精神食粮。一封是《李陵答苏武书》，是汉武帝时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写给不屈的苏武的一封回信。当苏武被扣留在匈奴时，汉朝大将李陵在一次战斗中失利而被匈奴俘虏。李陵在匈奴与苏武不断有书信往来，苏武曾安慰和勉励过李陵。苏武被释放回汉时，李陵写给他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这便是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信中说道：“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意思是：从前承蒙您不遗弃我，屈辱您从远地给我写信，安慰教诲我，殷勤周到，超过了骨肉之亲。我虽然不才，怎能不感动呢？信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这封信被收在《古文观止》中。还有一封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他的朋友任安也因犯罪而即将执行死刑。司马迁闻听此讯后，给任安写了一封书信，表达自己不屈的斗志和写作《史记》的决心。信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有名的格言。
魏晋时期的新鲜“邮”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邮驿史上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
三国时，曹魏统治的地区有一种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魏国用青龙、朱雀、玄武、白虎、黄龙5种幡作为宣诏不同地区的信号。青龙幡用以诏示东方郡国，朱雀幡用以诏示南方郡国，白虎幡用以诏示西方郡国，玄武幡用以诏示北方郡国，畿内则用黄龙幡。到晋朝时，这种信幡仍然被使用，只不过图案和颜色变得简化，对四方全只用一种白虎幡，在幡上写上鸟书，取其飞腾轻疾意。这是一种表示要出兵的信号。主和的信号则另用一种驺虞幡，即一种黑纹白虎幡。扬起驺虞幡就是向对方宣告谈和。
这一时期在邮驿史上出现的第二种新鲜事物是纸诏。自汉时发明纸以来，这种既轻便又廉价的书写用具很快在民间广泛应用开来，代替了曾经风行一时的简。魏晋时期，皇帝开始用一种青纸作诏书，这就是纸诏。纸诏是从曹操主政时开始的。根据当时的法令，政府每月都要给下属文官发纸和木函，定期让他们把给上级的意见写在纸上，然后用木函装上，最后呈送给曹操阅看。这种上书或公文便被称作“信函”。这一词后来沿袭下来，一直运用到现在。信函比过去竹木制的简牍方便多了，可以随意开启。因此，据说在晋朝时，有一个官吏，由于过分小心，把信写好后，总是担心信中有谬误，他开闭了数十次信函，以致最后寄到上级处时，竟成了一个空函。
“千里牛”也是晋朝关于通信业务的掌故。史载当时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或向中央敬送鲜物，寻找一种快马速递，号为“千里牛”。据说从兖州到洛阳间，“旦发暮还”，一天来回千里。当时还出现了流动信箱一类的设置，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命人制成一个大木箱，称为“大函”，沿途鼓励人们向函中投放书信，回来拆阅，了解下情。
驼驿，就是骆驼送信，这是北朝的事。当时的著名民歌《木兰辞》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之句，实际上北魏时用骆驼做通信工具的事例在史书里比比皆是。据说，魏孝文帝定大姓时，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高门”，纷纷以急传书信的办法向中央汇报本族的情况，有的大姓派人“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朝野佥载》）。陇西李民便是这样做的，当时被人们戏称为“驼李”。
还有一个“悬鼓报警”的故事。《北史》记载，在魏孝文帝时，李崇做兖州刺史。当时天下混乱，到处盗贼横行，商旅和邮驿都受到阻碍。李崇到兖州后，命令在每村建一鼓楼，都高悬一鼓。遇有盗贼来抢劫，立刻用双槌击鼓，向全村和邻村报警。村村互相配合，所来劫盗，一一被击退。以后，北魏境内“诸州置楼悬鼓”成为定制。
这些史实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邮驿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朝各代都开发了一些新鲜“邮”物，使邮驿业务不断进步。
隋唐的“水电报”
隋唐时期，出现了“邮筒”这样一个名词，这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旁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而是当时的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据《隋书》记载，隋军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大将史万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法，把告急信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漂到了主帅杨素那里，战况很快一清二楚了（《隋书?史万岁传》）。这种方法到唐朝时一再被使用。诗人李白和文学家元稹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便用过几次这种邮筒传书的方式。李白的诗中有“桃竹书筒”的提法，元稹曾用竹筒盛放书信寄给白居易。唐朝诗人贯休也曾在诗里称赞这种邮筒送信方便而又风雅，“尺书裁罢寄邮筒”，可见当时颇为文人所欣赏。
隋朝末年，还有一次类似欧洲史上“瓶邮”的通信。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到北边巡狩，不料被突厥围困在雁门。当时也是通信不通，炀帝十分着急，便想了个办法，命人用木系诏书，放入水中，令其顺汾水而下。诏书被援军接到，一个月后援军来到，突厥不得不退兵。这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的特殊通报军情的方法。后来，清末的四川革命党也曾用过此法，把清政府屠杀民众的消息传播出去，在当时被称为“水电报”。
宋朝的金字牌
宋朝时，金字牌原是一种通信凭证。北宋初年，邮驿通信的凭证为驿券，是一种纸质证明，当时又叫“头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但到宋太宗时，发生了一起诈乘驿马的作乱事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宽2寸半，长6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3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开始的。宋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快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为1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8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溪笔谈》）。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12道金字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被淘汰了。
明朝的“龙场九驿”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力兴建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有一个十分有名的奢香夫人的故事。当时，贵州土司霭翠接受明朝的领导，霭翠去世后由他的妻子奢香继续掌管彝族部落。明政府派去的都督马烨专横跋扈，奢香及部下十分不满。朱元璋召见奢香对她说：我可以给你们除掉马烨，但你们打算怎样报答朝廷呢？奢香回答说：从贵州往东北有一条小路可通四川，现已堵塞不通，我愿出钱出人，开山辟岭，修成驿道，以此来报答皇上的恩典。朱元璋对此大为赞赏，立即把马烨捉拿至京，依罪处斩。奢香回贵州后立即组织人力，开始修路。一共修了560多里山路，建立了九驿。因为第一站在贵阳西北万山丛中的龙场，因此总称为“龙场九驿”。从此，从明政府的腹地可以由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这是我国邮驿发展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旧式邮驿的衰败
清乾隆时我国邮驿事业达到了古代的高峰，在全国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如清人钟奇说：“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清中叶以后，封建社会进入了总崩溃期。随着封建制度发展起来的旧式邮驿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尤其是生活在封建驿政下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饱受煎熬。康熙时有一位诗人描写当时驿夫的悲惨生活说：“奔疲面目黑，负背形神枯，水深泥没踝，衣破肩无肤，苦情不敢说，欲语先呜呜。”（秦松龄《点夫行》）所以，有识的革新之士纷纷提出取消这种旧式驿站。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邮驿的流弊，指出有一名道员以往来贺节贺寿为名，竟用了500里排单，大大浪费人力物力。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新式邮政，驿站逐渐被代替。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古老的中国在邮驿制度上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新式的邮政时代由此开始了。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
隋唐时期，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水驿中的“水夫”生活相当艰苦，“辛苦日多乐日少”；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饱受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寒风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壁画中有一幅晚唐时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还要兼管洒扫驿庭等事。
更难以忍受的是当时邮驿通信制度很严。唐朝法律中对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两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导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律》对文书丢失或误投，也有很重的处罚。《唐国史补》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官员处理一个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河北未发。事发之后，这个官员遭到了免官的处分。泄密会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唐律》规定，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私拆书信杖六十至八十。
驿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劳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种犯法的囚徒。这些人本来就备受压迫，又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当驿户。唐朝中期以后，邮驿制度开始混乱，一些贪官污吏利用驿传任意克扣驿丁的口粮，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艰苦。唐武宗时候，终于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地区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驿丁起义。这次起义为首者汜国忠、张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们从肃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驿户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报或得到的是假情报，仓皇不知所措，起义军却“张皇兵威”。因为平时他们都是快马快步，“千里奔腾，三宿而至”。唐政府损兵折将，给统治者很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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