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各类教材对区域性风格问题的认识和论述过于简单，往往以作家的创作个性来掩盖地域性风格认识上的不足，使基本的理论问题模糊化。地域性风格的评价尺度不仅在文本内，还应放在创作主体本地性体验的具体文化环境中。具有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作品在话语形式上应具有一定的地方母语色彩，在文化品格上应具有审视本地性文化特色的明确性，在文学价值上应具有普世性向度，并使之升华为对人类存在的确认。
关键词：文学概论；区域性文学风格；文化根性；普世性文学价值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各类文学概论教材，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文学本质、文学起源、文体分类等等，众说纷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尽管有一定的共识，但依然难以阐述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复杂的文学生产活动。从教材的编写意图来看，不外乎两个：一是试图建立文学艺术的元理论，在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上着墨较多；一是试图从文艺思想史的角度来阐述文艺活动规律的演变，着重将新的文学现象、文艺思想及流派糅合进去。前者导致的结果使教材失去可读性，各概念之间的文艺关系不能很好地阐述，成为概念的堆砌；后者则是在教材编写中生搬硬套中外文艺思想的相关观念，成为缩减的文论思想史，抛弃了文学原理的“原理”属性。笔者在此仅就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进行论述，以期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
一
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众多教材中，往往被称为“地域性文学风格”，笔者将两者通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中说：“在同一时代和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中，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民俗风情的不同，反映在文学风格上，可能形成不同地域的特点。”在此后的三次修订版中，基本形成这种认识，即“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认为地域性风格“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有关外，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并在几个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引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例子加以佐证，反映出对区域性文学风格在具体文学活动上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具有浓厚地域性风格的民族文学的漠视。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最大的缺憾在于：将地理意义上的区域性和文化属性上的区域性等同观之，使文学的区域性风格问题成为地理差异的附属品，从而取消了地域性文学的文学属性。
其他一些教材也谈及地域性文学风格的问题，如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合著的《文学概论》中说“地域风格指文学作品具有某一地理区域的民俗风情、生活风貌等特点”。吴中杰著的《文艺学导论》没有直接言明地方性或地域性风格，而是将地方特色作为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之一，“在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区，也会形成不同特色，这就是地方特色。我国自古以来，南北两大地区的文学艺术，在风格上就有明显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艺术风格地方特色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水土不同，民俗差异，以致人们性情也不同。其次，除自然条件之外，地方特色的形成还与政治经济条件有关”。曹廷华主编的《文学概论》中则仅仅提出了一些风格分类，并未作任何分析，“文学风格主要是指作家作品的风格，但由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流派，在文学表现上往往各自有着一定的共同特色，因而也用来指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方风格以及流派风格等等”。
上述所举各类教材，要么先验地认定在区域性自然地理范围内必定有属于自己的原生性文化，要么将社会关系在某一区域内的存在作为依傍来确认其文化的性质。因此而推断出作家或在自然地理和某一社会关系中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其创作的作品就必定具有关于这个区域的文化元素和文化色彩。这些教材均简单地将区域性风格视为作家创作个性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整体性风格的派生物，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作家的个性与创作个性，把作家个性等同于作家创作个性。这种认识逻辑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生活经验和体验总是会影响其创作素材的提取、题材的凝练、审美倾向和审美理想等的形成，最为重要的是地方性母语的表述和依托地方母语思维的独特方式，是造成作家在作品中对不同地域产生不同认识的根本原因。这与民族母语和国家统一用语在文学文本中的话语呈现存在巨大的区别。同时，作家是处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存在个体，个人的生命记忆总是要依托具体的时空环境，叙述抑或抒情是以其内心符合生命体验中生活经验的那种洽适性为尺度的。
在这个层面上讲，地方性母语、地域性文化心理和文化蕴含往往制约着作家具体的创作构思及其话语呈现方式。在上述各类教材中，大多以汉文学和外国文学为主要的论证实例，没有真正地从地方历史、地方性知识、地方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思考。在我国，各大方言区内又存在众多的分支方言，地方性母语的普遍存在，使得人们的交流会选择一种通过接触彼此能理解的表述方式。由此观之，中原汉文学传统及其覆盖区域在长期的交融中，逐渐失去了地方性原住民的心理、语言和文化特色，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冲淡了明确划分汉文化的标准和尺度。因此，单纯地以汉民族文学为论述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对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作深的认识。
二
诸多教材对地域性风格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要区分地域性风格是站在作家主体身份的角度判断还是从他者视野来判断。如果从作家主体身份的角度判断，那么又得细分出本地性作家主体和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其中只有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创作，依据本地区独特的心理认知、思维习惯、地方习俗、文化底蕴等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形象、情感、理性和意蕴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是具有地域性风格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饱含着本地性的历史观、世界观和社会实践的丰富内容。如果从闯入者作家身份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地域性风格，就好比一个旅游观光客，带走了些许的影像资料，却永远带不走他闯入的大地一样，作家是很难把握被闯入地区长期养成的微妙的心理和认知过程的。民间刊物《彝风》、《独立》的创刊人发星在《自由野血》中道：“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
在笔者看来，文学作品中地域性文学风格的判断尺度不仅在文本内，更应在文本创作主体的具体文化环境中。文化根性是促使作家进行写作，并使自己的作品体现本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依据，尽管存在文化的融合、变迁及其转化等现象，但其浸染其中的文化诸多细微元素总是会在不司的书写语境中表征出来，在深层心理中对根性文化具有不可割舍的依赖性。喻子涵在《民族精神的崇敬与地域文化的书写》一文中明确地阐述了地域概念、地域书写等重要问题：“所谓‘地域’，它除了指区域范围这层外在意义外， 更重要的是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及其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具有文化特质的时空环境。这样的‘地域文化’所孕育的人们，对自己的时空环境具有长期的依赖性和聚合性，即使离开这个‘地域’的个体仍然背负着自己的乡土，忘不了自己的民族，永远消退不了自己的文化根性。”那么“地域书写”就是将地域根性及地域文化体系进行诗性语言转换与传达的书写方式，“主要包括民族地域的风光、风景、风物、风俗的渲染与描绘，地域民族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创造的歌颂与赞美，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彰显与弘扬，民族的历史轨迹、文化特征、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落后、蛮味、狭隘等民族缺陷和弱点的审视、反思与批判……”。这样详尽而全面的论述，足以反映地域性文学风格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深刻性。那么在地域性书写中，最为关键的不是套用相关概念，而是应从基本的话语表述形式和视角人手，这是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的合理方式，也是根性文化被重新激活为现实生命样态的有效途径。要判断一个关于地域书写的文本是否具有地域性，就应从是否有效地将这种区域性文化价值和作家所洗染的生命形态两个方面来认定。所以，在认识地域性文学风格的时候，不能仅看作家在作品中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判断是否传达了具有文化根性的独特性和地域个体性。
三
同一作家在不同的居住环境中，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地域风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依据作家的创作个性来判断这个问题，未必有很好的答案。据笔者看来，作家在生活活动中首先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通过审美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周边的世界。当这个世界中的某些东西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具有一定的洽适性的时候，作家才会使之转换为文学的话语系统加以传达。而且这种洽适性是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段时间中，作家的前经验不再起主要作用，甚至会和新环境产生冲突，经过磨合，才会最终同自己所处的新环境相适应。在自我指认的层面讲，地域性文学风格的呈现就是唤醒沉睡于内心的根性文化的过程。沈从文之所以能写出《边城》这样具有地域性风格的文学作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都市文化的不适应或者排斥，也可以说是站在都市的壁垒中遥望那虚幻的世界(湘西)，并在地域距离、心理距离产生之后去加以想象，最终被地域文化唤醒而形诸于文字的结果。作家变动的居住环境(主要是居住地的人文因素)是促使作家不断找寻适合内心那份洽适性的推进剂，在横向的环境比较中来指认自己的文化之根，并主动从中寻找归属感。
从这个角度讲，同一作家不同作品呈现不同的风格，都是基于自身所依赖的地域根性文化。我们不能说一个诗人站在长江边上写了一首关于长江的诗，就说这首诗具有长江文化上的特色，也就有了所谓的文学风格。事实上，地域性文学风格的呈现类似于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发现地方、记录地方并使地方文化符号化为文字的过程，和融入当地的生命形态中为终极目的。在地域书写中，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成就了作家的艺术气质、艺术品质和创作个性，而不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成就了地域文化和地域性风格。文化作为一种历史遗存，在长期的延续和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本地性原住民集体无意识中的深层心理，它以当地的神话和具体的生命个体所显现出来的行为、语言及其内含着的心理、思维等方面来传递，而作家在地域性书写中只不过有意或无意地将这种集体无意识表征出来而已。因此，具有地域性文学风格作品的创作主体，不是简单地描摹者，而是本地性(地域性)根性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批判者和赞美者，也是重要的美的体验者和评价者。
四
强调区域性文学风格对区域特色文化的显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学者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强调文学的区域性或地域性风格是坚持文学创作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就其逻辑而言，全球化进程应以牺牲地方性语言、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历史等一系列的本地性文化为前提，其预想的结果当然就是与世界发达工业国家能形成平等对话。这是典型的文化虚无主义观，也是其形而上的全球性普遍主义作祟的结果。全球化进程的推动结果并不能真正地实现所谓的“全球平均主义”，按照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来说，是跨国资本时代的文化殖民，其目的是要消灭地方差异而建立资本的全球性霸权。因此，强调和加强文学创作的区域性书写和传达，既是作家在文化上的主体性寻根，也是建立其书写价值的根基所在，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也是真正意义上参与文化多元格局建构的方向。在我国，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快速转变和空间性地域生产的商业化冲击，地域性特色文化和资源被纳入到一整套政治体制中去，成为政治性的产品。这是符合当前我国多民族、多地貌国情的事实，也是地方性知识生产、地方性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契机。
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的显现恰恰就是这个大前提的必然性反映。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第一，区域性文学风格在话语形式上应具有地方母语色彩或地方方言色彩。目前学术界有学者从方言的特殊性来论述现代新诗的发展问题，如颜同林的《方言入诗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一文以晚清世界格局的演变为背景，认为新诗发生是基于对原有的语言等级观念的有效颠覆，通过方言入诗这种话语形式加速新诗的快速转变和成形，无论晚清的黄遵宪，还是民国的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等，都是通过文学话语形式转变上的实践来确立其文学价值的。作家的个体性地域文化及文学的地域性风格，在作品中比较容易识别。在当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和具有浓厚地域体验的汉民族作家身上也显现得别具一格、清晰可辨，如阿来、张承志、汪曾祺、贾平凹、张炜、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第二，区域性文学风格在文化品格上应具有审视本地性特色的明确性。作家审视本地性特色的明确性可以包括地域风貌、认知命名、习俗信仰、思维方式等，是判断作品的文本内依据。往往这种区域性审视的前提是基于作家的本地性体验形成的，它具有客体呈现和主体审视的双向运动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客体对象化为主体的认知并内化为主体的感官体验、情感体验和理性体验，并最终定格在文化的思考中，突出其区域性文化特征。如当代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作品《放生羊》就着力于探讨信仰者灵魂中的救赎意识和人的精神深度，无疑这样的作品融入了作家大量的本地性体验和对本地性宗教文化的深刻审视。第三，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价值向度上应具有普世性。从小的范围来讲，这种普世性向度应尊重本地性的文化生成机制，应体现对本地性知识、历史和社会关系的热切关注，在文学价值上能引导地方性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并产生凝聚性合力；从大的范围来讲，这种普世性向度应升华为对整个社会、人类历史及真实存在的确认，以区域性为支点去探究人类的各种处境和生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地域性风格的文学才能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才有其持续的影响力。
注释：
(1)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众多的文学概论教材中，通常以“地域性文学风格”来使用，本文从文化学意义上来进行称呼，将二者通用。为便于文章表述和引证资料，在文中往往出现互换的情形。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295页。
(4)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5)吴中杰：《文艺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02。
(6)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7)地方性母语是特指生命个体的出生地所使用的语言，通常为口语形式，其表述方式和广义的民族语言和国家统一语言有很大的区别。使用地方性母语的思维来命名和确认这个世界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进行地域性书写的心理情思和构思方式。
(8)发星：《发星诗歌评论专辑》，引自http：//tw.省略/eden/bbs/717661/
(9)喻子涵：《民族精神的崇敬与地域文化的书写》，《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0年第5期。
(10)[美]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37页。
(11)颜同林：《方言入诗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