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上学了。 我们的教室是生产队里的一间小草房，里边却坐着一、二、三，三个年级的学生娃。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所谓复式教学。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他姓江，但我们都只喊他“老师”，而不喊“江老师”，因为只有他一个。如果喊他“江老师”，就有些见外了的意思。老师是“民办的”，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代课老师。
老师把教室里的泥巴墙粉刷得光溜溜的，黑板上方，贴着一张毛主席像，还有老师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蛋黄色的大字。靠教室门口的那根棚欠上，挂着一口绿色的闹钟。钟上有一只母鸡带着几只鸡娃，母鸡向下啄着金黄色的稻粒。看得见它在一下一下地啄。它每啄一下，就啪一声响。“啪、啪、啪”，也就是秒针转动发出的声音了。通常，老师站在教室门口，靠着门框。他抬头看看闹钟说：“上课了！”正在学校院子里玩着的我们就一个一个走进教室，进门时，也都仰起脸看一看闹钟。
老师是这样给我们上课的：他先教坐在前边的一年级念a、o、e。老师把嘴张得大大的，拖长声音念着：“啊――”一年级学生娃也都仰起头高声念着：“啊――”
然后，是教坐在中间的二年级学生娃读生字，老师念：“良，优良的良！”二年级学生娃跟着念：“良，优良的良！”
最后老师说：“三年级！”坐在教室最后两排的大娃子就自己朗读起课文来：
贫农张大爷，
身上有块疤。
大爷告诉我，
这是仇恨的疤！
“疤！”小犬故意将“疤”字念得格外大声而且急促，听起来就成了“叭”，――叭的一声，像打了一枪，引得坐在前边的女娃子都扭过头来看他。“贫农――张大爷――”女娃子们念起书来总像是在唱歌。
当然了，上课也通常是安静的，只有老师在讲。有时在那安静中，我们听见老师的伯伯喊：“黑娃！”老师答应：“咋？”老师的伯伯就在教室门外将头伸进来，拎着一个箩头，说：“要下雨，先叫娃子们自己念，回去把院子里晒的苞谷收了。”老师说：“好。”
老师小名黑娃。
我有些不喜欢上数学课。
半下午，天有点热，有点想瞌睡，却又该我们年级上数学课。时间离下课放学还很远，这时候就特别地不喜欢数学。似乎除了爱兵，大家都有点提不起精神。而爱兵又精神勃勃地答对了一个提问，这更使我不喜欢。那时候，我就特别想皮大狐。那皮大狐也真是知我者也，恰恰就在数学课的漫长课时中出现了。
小犬那次因又被罚站在教室门外也成了幸运儿，他最先看见了皮大狐。老师又捏出一支完整的粉笔继续在黑板上排演着乘法，突然外边又响起群鸡炸叫的声音，接着就是一个大人发出的长长的吆喝：“皮大狐哦――”
皮大狐常会下山叼鸡子。除了皮大狐，还会有鹞子和老鹰突然自蓝天空降下来按住我们的鸡子。有时得逞，竟叼着飞远了；有时在人们的吆喝和追撵声中败北（也许有我们全体同学的参与吧，皮大狐好像大部分时候都跑了空腿）。这是太平乡村的突发事件，有些许损失，有些许侥幸，但有很多兴奋和刺激。
照例，教室里应声一轰，我们全出去了，冲下学校院子边那条斜坡路，又循大路向西奔跑，全都吆喝着着：“皮大狐哦――”“皮大狐哦――”和大人高声吆喝的声音团结在一起。借着被罚站的优势，那次小犬更加远远地冲在最前边。而一个一年级的同学不合时宜地绊了一跤，不过没有哭，爬起来又跑。老师殿后，也跑着。或者说我们带领着老师跑着。有许多人都看见了，那皮大狐红黄色的身影在绿色田野的边缘一闪而过。窝儿还是没看见，急得不停地问：“在哪儿？在哪儿呀？”那红黄色的狐影接着又在坡上的柏树林里一闪而出，又在一块大黑石后一闪而逝。
只要有人吆喝皮大狐，不管我们上没上课，立即就会中断正在进行的一切，汇入撵皮大狐的集体逐猎中。有时候会有“砰”一声枪响（是王贤坤打的，通常是没打中），使人平添几分“惊心”；有时候路上会有一摊零落的鸡毛，更多几分“动魄”。
“继续上课。”老师用黑板擦子第三遍敲敲讲桌。
我学习好（只是有些不喜欢数学），可也因为迟到被老师罚过站。
学校外边的大路上走过来一个拄双拐的盲老人。小犬、窝儿和我看见了，就在上边的小路上追着他长声喊：“瞎娃哦――瞎娃哦――”
那位被取笑的盲人痛苦地抬起头骂了我们一句。
这一幕被正在学校后坡的自留地里种萝卜的老师伯伯看见了，当然，也听见了。他就下坡回家找老师。老师家就在学校下边，我们站在学校院子里，能看到老师家房子的后半坡。据说，老师那时正站在茅厕里小便，从石头砌的茅厕墙露出上半身。
老师伯伯找到他，厉声叫道：“黑娃！”从背后就打了他一个耳刮子，然后才问他：“你咋教育的娃子？”
那天下午上课前，小犬、窝儿和我就被老师提溜到讲台上站好。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份检讨书。检讨是我写的。他们两个抄我的。
老师厉声说：“念！”
我们就一个一个念道：
尊敬的老师：
今天我笑话瞎娃走路了，这是我的错误，老师批评了我，这是对的，今后一定改正，望老师和广大同学们监督。
×年×月×日
老师瘦瘦的，个子矮矮的，――矮矮，当然是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的，那时我们并不觉得老师矮，那时老师可比我们高很多，高到――“须仰视才见”。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