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塞尔据以构想现象学的背景之一，是他那个时代的心理学的发展，因而必须在与心理学的最紧密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全面把握他的现象学，进而理解其心理学意义。在现象学的思想空间中，隐含着一种系统化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以理论的形式追求这种理解方式的实现，就是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只有在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与它的科学主义道路相对峙的关系的整体中，才能完整地理解心理学的历史，并获得关于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什么的洞察，从而有助于推动真正科学的心理学的实现。
关键词：胡塞尔；现象学；现象学心理学；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1-0090－07 收稿日期：2011－09－16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2008Bzx01)
作者简介：高申春，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30012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人们都承认，胡塞尔及其倡导的现象学，对20世纪思想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限于胡塞尔本人专攻的哲学领域，而且广泛渗透于范围广大的多种其他学科，其中特别包括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历史效应是胡塞尔治学理想的实现，因为他据以构想现象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为包括哲学、心理学及其他一切学科在内的人类知识提供一个先验的、绝对的可靠基础。本文将从心理学这一专门科学的角度，尝试阐述胡塞尔及其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种关系对于心理学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心理学的兴起及其学术性格的塑造
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胡塞尔为心理学家的话，那么很显然，他不属于第一代的心理学家，而属于第二代的心理学家。这意味着，当胡塞尔开始其学术生涯时，心理学已经以某种或某些历史的形式实现了，并构成他据以思考他自己的问题的背景和资源。正是与作为背景和资源的这些历史地实现了的心理学的关系，既构成了他思想发展的动力，又决定了他思想发展的方向。
当然，这里不可能在专门史的意义上考察心理学，而满足于指出其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正是对这种一般趋势的把握才是紧要的。事实上，在关于心理学的专门史研究中，无论是在历史观的层次上还是在阐释具体论题的层次上，都表现出不同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性，甚至是分歧和对立。这些差异、分歧和对立，本身就是这里所讨论的历史趋势的表现形式，并反过来强化着作为这些历史趋势之实际内容的诸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
19世纪中叶的生理学发展，为关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信念提供了走向实现的第一个步骤，虽然生理学本身不可能发展成为心理学。波林准确把握了这个趋势。他指出，这个时期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走在感觉生理学的前头”，而“关于感觉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另一方面，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机械的纪录器可以钩住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中端”，但他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哥德、普金耶、约翰内斯?缪勒、E.H.韦伯，以及后来的费希纳，A.w.福尔克曼和赫尔姆霍茨都就他们自己受了刺激后的经验求出法则”；“很明显，这个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就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人类的感觉经验，经常是实验者本人的经验。这种缺乏批判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予此法以一名称，更不必提出现代行为学所提出的唯我主义的问题……近代的科学家尽可能避免这种认识论的问题。……这些学者完成了这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波林，1981)
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生理学与哲学相结合而生成心理学这一关键步骤，由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实现。然而，如英国学者马丁?库什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有实质影响力的主要的心理学家中，冯特是“唯一缺乏正规哲学教育的人”。(Kusch，1995)事实上，冯特不曾受过任何系统意义的哲学训练。无论是在心理学作为哲学的意义上对哲学而言，还是在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意义上对心理学而言，这个历史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不详的预兆。
尽管与心理学专门史研究中的流行观点相对立，这里还是要强调，对冯特而言，他所倡导的实验心理学是作为哲学而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的，虽然是一种新型的哲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促成心理学作为哲学诞生的主要的知识社会学背景因素，是传统哲学的终结和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事业的挑战，其中，后者还特别强化着前者的衰败景象。这里所谓传统哲学的“终结”，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哲学史背景：随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完成，任何局限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都将无所作为。我们现在知道，要改变哲学的这种衰败景象，合乎逻辑的历史进路是突破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重新思考“经验”或“意识”的性质及其存在样式，从而将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引向它的现代形式。从这个背景不难理解，冯特“缺乏正规哲学教育”这个事实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洞察那个时代的哲学危机的内在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相反，他倒更深切地有感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的冲击，于是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他自己擅长的生理学方法来研究哲学，从而把哲学改造成“科学”的哲学，即实验心理学，作为对传统哲学的替代，并构成德国哲学史的一个环节。本文作者曾就这个背景主题作过系统的探讨，并得出结论认为，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的哲学企图，是要在现代哲学背景下，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为依托，以它的“科学”形式为理想，建立一个以近代哲学精神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其中所谓“科学”，乃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如波林所指出的那样，对冯特等人而言，“科学之意即为实验的”(波林，1981)。正是这个精神实质决定了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作为一个哲学史尝试的无效性，并可以预期地将被哲学自身的历史所否定。
冯特对于“经验”或“意识”作为哲学主题及其历史的无知，以及与此相关地，一方面，他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主要是方法论的而不是理论的，并因而另一方面，在他的实验心理学体系中，方法的权重远大于对象或主题的权重，这一切还必须对心理学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而获得其独立的社会身份并与哲学相分离后的发展方向负责。首先，在他的实验心理学体系中，心理学与真正的哲学是相互疏离的，由此孕育了未来心理学逐步远离哲学的信念特质和实践追求，似乎心理学对哲学的远离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向科学的接近。其次，他的方法论的具体性质强化了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认同，在这种自然科学的思维态度中，“经验”或“意识”只能被设想为与自然科学的“物”同样性质或同一层次的存在，从而使心理学失去了切中“经验”或“意识”本性的机会。第三，他的体系的方法论权重逐步演化为心理学中的方法中心 论，并由此使心理学及其研究在理论上逐渐蜕化为美国心理学家科克所说的“失去意义的思想活动”(ameaningful thinking)。(Leary，2001)
与冯特同时倡导一种新型的心理学作为传统哲学的替代、并以这种心理学作为医治哲学之方的，是布伦塔诺。但与冯特不同的是，布伦塔诺是一个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思想严谨、且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观能力的哲学家。无论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还是对他自己“新”哲学的构想，他都是以他自己关于哲学的理论性质及其发展的内在历史的深刻洞察为基础的，这个洞察集中体现为他的那个著名的关于哲学史四阶段论的发现。(Gilson，1976)在这个洞察的基础上，为了“拯救”哲学并寻求它的连续进步的发展道路，他进一步设想，“心理学应该是对哲学进行必要改造的适当工具，也是重建科学形而上学的适当工具。”(施皮格伯格，1995)正是这个信念，不仅决定了布伦塔诺的哲学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学体系，而且也决定了他对待哲学的心理学态度。――这个态度的历史意义在于，通过布伦塔诺对现代哲学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他关于哲学的心理学理解赋予了现代哲学以特色：现代哲学是在经受了布伦塔诺所追求的那种心理学形态的洗礼之后来塑造它的内容和形式的。
关于布伦塔诺的心理学，首先必须明确，虽然在关于心理学作为哲学以及心理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等方面，布伦塔诺与冯特的态度是相同的，但在关于这种心理学的学术性格及其实质内容的构想和分析等方面，二人是相互对立的。实际上，从上述关于二人各自与哲学的关系的背景讨论，并结合二人各自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便不难把握，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是两个并行体系在具体观点上的对立，而是两个时代、两种逻辑之间的对立。这一点是无疑的。然而，由于布伦塔诺一贯谨慎的思想态度，关于他所构想的心理学究竟是什么，他著述不多。这虽然在我们能够具体地说布伦塔诺的心理学是什么的意义上构成一个严重的限制因素，但同时也在我们可以设想他的心理学的可能性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思想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将更易于把握到胡塞尔的发展与布伦塔诺之间的连续性。
从布伦塔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理解中，他所倡导的那种心理学，不仅是“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Kusch，1995)而且，正是这一事业为所有的哲学问题(包括认识论的、逻辑学的、伦理学的、美学的等等)以及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人类事业提供了“基础”。(Brentano，1995)通过这种心理学、特别是其描述部分的研究，布伦塔诺不仅试图为作为一门独立经验科学的心理学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而且也试图将哲学建设成科学的哲学。这种心理学在理论内容方面所拥有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布伦塔诺在理论观点上对作为心理现象之区别特征的“意向性”概念的阐发，另一方面表现在他在方法论上对严格以明证性为标准的直观描述的强调。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他“把意向性强调为意识的特征，便使对意识内容的理解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施太格缪勒，2000)这个“转变”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胡塞尔关于“事物”在意识的直接被给予中的“呈现”而揭示出意识的“意义授予”功能，并由此引出意义的根源问题；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他意味着穷根究底式的对“根源”的诉求，从而预示了以“还原”为基本特征的整个现象学方法，并被胡塞尔发展成为“一切原则之原则”。(胡塞尔，1995)
事实证明，关于冯特和布伦塔诺各自代表的心理学及其发展趋势以及之间的对立等，胡塞尔有着他自己清晰的自我判断。所以，当胡塞尔在标志他的思想正向先验现象学突破的1907年的讲座即《现象学的观念》中明确区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时，他关于心理学的这个自我判断，一定构成他据以进行这个区分的思考背景之一，虽然他进行这个区分的理论动机无疑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同时，这个区分也意味着，胡塞尔终于在他的思考中获得了明晰性：既在否定的意义上明确了他要反对的是什么，又在肯定的意义上明确了他要追求的是什么。
二、胡塞尔与心理学的关系
胡塞尔终身保持着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这个历史的事实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所周知，胡塞尔学数学出身，在布伦塔诺的影响下改治哲学。他的第一个正式的研究成果，是利用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研究数的概念的心理学起源。他在这个时期的学术身份，完全可以认定为描述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家。虽然《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发表及其完成的对心理主义的系统批判，普遍被认为标志着胡塞尔对心理学的远离或抛弃，但《逻辑研究》第二卷中以描述心理学的名义完成的对意识诸活动样式的详细的描述现象学分析，却又意味着他与心理学之间的难分难解之缘。在他趋向并完成向先验现象学过渡的文献如《现象学的观念》、特别是《观念》第一卷中，有关心理学的思考和阐述，证明是他发展并说明先验现象学的必要的辅助手段。随着他的思想的进展，这种必要性日渐突出，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急迫性，乃至于至20年代时他必须就心理学进行专门研究，包括1925年的“现象学心理学”讲座、1927-1928年间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现象学”条目、以及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的“阿姆斯特丹讲座”。特别是结合现象学运动史的国际背景，就对于揭示胡塞尔与心理学的关系的意义而言，大英百科全书的“现象学”条目的写作及其内容，是尤其耐人寻味的。在他晚年的著述、特别是《危机》一书中，胡塞尔还暗示着，纯粹的、先验的、或现象学的心理学，与先验现象学是内在地“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我们把先验现象学是当作心理学来对待还是当作哲学来对待的态度的细微变化。所以，施皮格伯格认为，在与心理学的关系上，胡塞尔走了一大圈之后“完成了一个轮回(have come full circle)”(spiegelberg，1972)――虽然不是平面意义上、而是螺旋式上升意义上的轮回。
然而，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上述事实的可能的理论意义却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通过对胡塞尔终身保持的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的动机、性质、结构、内容等的深入分析，尽可能完全地解释这个历史事实的理论意义，无论是对于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对于理解心理学及其历史，都将是大有裨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施皮格伯格在从哲学角度研究胡塞尔时洞察到，“对于理解胡塞尔哲学来说，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阐明他的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施皮格伯格，1995)本文作者在长期钻研心理学及其历史、并为心理学的目的阅读胡塞尔的基础上，深受施皮格伯格的启发，并坚信，可以套用他的话说，对于理解心理学而言，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阐明心理学与胡塞尔现象学之间的关系。无疑，对这个关系的阐明，必将反过来有助于对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哲学的理解。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胡塞尔的事业发端于心理学，即对数的概念起源的描述心理学研究，并由此与心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必须在与上文讨论的心理学历史发展之一般趋势的最紧密的背景联系中，才能有效理解胡塞尔。我们可以把对这个背景的若干特征的分析，作为理解胡塞尔的线索或切入点。
首先必须指出，在那个时代，虽然关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信念普遍兴起，并在实践上主要由以冯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努力而“实现”并塑造其内容和性质，但以类似波林的眼光不难看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甚至对心理学的未来而言命运攸关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认真而系统的讨论：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什么?换句话说，心理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或能够是一门科学?在这里，必须区分历史地实现了的心理学的现实形态和按照心理学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是什么的追问可以设想的心理学的可能形态，从而获得据以理解这里所讨论的主题的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只有在这个思想空间中才可能看到，以冯特的名义实现的心理学以及由此引导的所谓主流心理学在历史中获得的诸心理学形态，原来是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伪形式。――詹姆斯在系统考察那个时代的心理学之后所作出的一个独立的和值得信赖的判断，可以与这个结论相互印证。他指出，“目前”还“不存在所谓心理学这样一门科学”；“目前”的心理学“尚处于伽利略时代以前的物理学的状态”。(Allen，1967)――也只有在这个思想空间中才能理解，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追求中，就包含着对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的那种科学形态的构想，因而他所构想的心理学才能够与他的现象学内在地相“同一”。
其次，如前所述，处于形成之中的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两个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发展趋势，即以冯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或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传统，和由布伦塔诺开创的、其性质尚未得到系统阐述的那种心理学形态。其中，冯特的心理学不曾在积极的意义上对胡塞尔产生过影响。事实上，早在胡塞尔开始接受布伦塔诺的影响若干年前，在他求学于莱比锡的学生时代，他就系统听过冯特的心理学，但如果不是布伦塔诺的影响，他大概永远不会与这种心理学发生关系。另一方面，正是布伦塔诺的影响使他意识到，真正科学的心理学尚未建立。这种意识不仅为他自己提供了发展的方向，而且迫使他不得不面对冯特意义上的心理学，从而在否定的意义上建立与冯特心理学的关系，冯特心理学也因此构成他思想的张力空间中对立的一极。特别是，就历史的表象而言，冯特意义上的心理学不仅在当时盛极一时、声势浩大，而且可以预期，如后来历史证明的那样，它将可能演化为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主流形式。这种预期更激发了胡塞尔要为这种心理学奠基的深沉的使命感。从这个角度说，他所构想和发展的现象学及现象学心理学，就是他追求实现这种使命感的个人的和历史的形式。
第三，在肯定的意义上，无论就人格还是就思想而言，胡塞尔与布伦塔诺之间的继承关系或连续性，比很多人所想象的要更加密切得多。施皮格伯格将“严格科学的理想”、“哲学上的彻底精神”、“彻底自律的精神气质”、“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主体性”描述为“胡塞尔哲学构想中的不变项”，以图揭示胡塞尔全部思想探求的最内在的冲动和动机。(施皮格伯格，1995)但凡同时了解胡塞尔和布伦塔诺的人，都不能不对施皮格伯格的描述产生深刻的印象，其中包含的人格因素和思想因素，都可以在布伦塔诺身上看到或明或暗的影子。德布尔在他的独立研究中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胡塞尔的这些年里，我日益确信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布尔，1995)胡塞尔自己也评述说，布伦塔诺“为我们提供的哲学体系所产生的非同寻常而至今仍然十分广泛的影响作用，其原因通过最后的分析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自己作为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通过回溯到直观的根源而为到1870年已退化为无所事事的德国哲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主题。他的方法和理论在未来多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经久不衰，我们目前尚无法判定。”(Hussed，1976)其中透露的，是胡塞尔因为在思想和精神上受惠于布伦塔诺而表达的对他的感激之情。结合胡塞尔深受布伦塔诺影响的事实，我们或可以认为，他的现象学就是对布伦塔诺心理学理想的一个历史的实现，虽然关于他的现象学或其中包涵的现象学心理学，是否是按其本性必然是的那种心理学，尚需深入探讨。
三、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
前文论证意在说明：冯特的心理学及其导引的主流心理学在后来历史中所取得的诸心理学体系，都不是对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的那种科学形态的实现；布伦塔诺以其学识之渊博、态度之严谨、思想之敏锐及直观之明证，得以对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什么获得初步洞察；胡塞尔尝试以体系的形式实现布伦塔诺的洞察，这个体系就是他毕生殚精竭虑加以发展的现象学，或具体从心理学角度说，是其中蕴含的现象学心理学及关于心理学的现象学的思想态度。结合后来的历史还可以发现，很多人接受胡塞尔的影响，利用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态度，开展具体论题的研究工作，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现象学心理学。
这里意欲将布伦塔诺开创、胡塞尔尝试发展并产生相应后续效果的关于心理学的这个思想趋势及其成就，称为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以与主流心理学的那个或可称之为科学主义的道路相对峙，并在这个对峙关系中更全面地把握其意义。
首先，关于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本身，必须公正地指出，在开拓并型塑这条道路的历史过程中，胡塞尔居功至伟。虽然以实质内容对此加以论证同样是一项独立的系统性工作而不能在这里展开，但这里可以总体地指出，胡塞尔毕生在他的著述中对意识的内容、结构、及其活动的样式和成就所进行的那种极其细致的系统分析工作，是无与伦比的，如《逻辑研究》英译者芬德莱评述的那样，这种分析工作无论就规模还是就深度而言，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而得以勘定“意识经验的基本文法”。(Findlay，2001)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象学原本不是胡塞尔的私人拥有物，而是普遍地内在于人的生命或存在之中的一个维度，即真诚地对待生活的生活态度，或用胡塞尔的话说，“面向事实”的理论态度。但确是胡塞尔以一种非进入他的生活和思想之中不能体验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近乎苦行的毅力所完成的系统分析工作，才赋予了“现象学”以生命，并在理论上走向自觉。
其次，当我们思考或讨论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时，同样必须区分包括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思想成就在内的历史地实现了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理论内容，和现象学作为一般思想态度所隐含的可能的理论空间。有了这个区分，我们便可以理解，虽然对于确定并型塑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而言，布伦塔诺和胡塞尔所已完成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他们二人在这条道路上的进程是有限的。 即使就胡塞尔1925年的讲座来说，其中的论述依然是纲领性的，而不是对现象学心理学或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的实质内容的具体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地培育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尚继续需要类似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种规模和深度的工作。――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区分同时揭示了他们据以工作的现象学的思想态度的永恒价值。具体落实在心理学中，这个态度维度就表现为紧密地以关于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什么的追问为关切点而展开的那种工作方式及其成就。
第三，如前文所已暗示，从一个方面来说，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是在与由冯特开创并引导的自然科学心理学传统的对峙关系中形成并塑造自身的。因此，还必须在由这个对峙关系构成的心理学作为整体的发展史背景中来理解它的意义。作为这个理解的出发点，首先要就这个背景指出，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全部发展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它的自然科学传统，而不是它的现象学传统。换句话说，自心理学诞生以来，塑造人们通行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的，是它的自然科学传统及其历史成就，而不是它的现象学传统及其历史成就，乃至于在现在的心理学中，在占绝对数量优势的心理学家的理解中，把心理学当做自然科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种心理学似乎就是心理学本身和它的全部。他们完全意识不到，心理学能否是一门自然科学居然还是一个问题，并想当然地认为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已经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论证――但我们知道，冯特事实上远未完成这个历史的任务――由此不幸地决定了心理学及心理学家个人的历史的和理论的盲目性。黎黑曾以一种颇隐晦的方式揭示了这个盲目性及其背后的意义。他指出，“英国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拥有完全正当的学术合法性，但“没有人把英国文学作为一项学术事业称为一门科学”，并按照“科学”来发展它；如果心理学“像英国文学那样不能是一门[自然]科学”，那么对心理学实际追求“科学”的历史及其产物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呢?!(Leahey，1980)
在这个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自认为构成心理学之全部的主流的科学心理学，虽然它同样经历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过程，但正是它的理论的和历史的盲目性决定了：如果我们把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的那种科学形态称为心理学的理论原点，那么，主流心理学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就不是对这个原点的逐步接近，而是对它的日益远离。由此造成的历史效果是，在现代心理学中，关于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什么的追问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并因而丧失了它作为心理学理论思维最内在动力的效力。这正如英国心理学家乔因森指出的那样，“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部历史，它所记录的，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人类理智的退化。”(Joynson，1976)他据以得出这个结论的论证思路之一就是，虽然19世纪的心理学不是心理学本身，但20世纪的心理学经过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发展，却更加远离了心理学本身。相反，在现象学态度中，关于心理学的几乎每一个思考步骤，都发生于关于心理学按其本性必然是什么的追问空间。所以，由此形成的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就既把这个追问作为心理学理论思维的最内在动力、又把心理学最终实现为真正科学的希望，都包含在它自身之中。
从另一方面来看，亦如前文所已暗示，冯特意义上的主流的科学心理学，从一开始就疏于理论基础的思考和建设，并因而既可以预期，它由于其“理论基础的失当”(Gibson，1967)而将是一门“[历史地]危机的科学”，(Leahey，1980)又不难理解，与它追求“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是各种形式的对它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发展的批判性反思。对这个批判史的专门考察同样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可以指出，这些批判工作，就其根本而言，都是以或自觉、或朴素的现象学的思想态度为基础的，并因而才能在(对主流心理学的)否定的意义上获得颇具效度的结论，如前文引述的乔因森的结论。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批判工作主要发生在主流心理学内部，并且往往是由那些在主流心理学内部做出杰出贡献的心理学家完成的。从本文主题背景看，这个批判史趋势，既在否定的意义上是对心理学的科学主义道路的质疑和挑战，又在肯定的意义上是对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的呼吁和追求，从而更突显了现象学作为思想态度对真正科学的心理学的内在价值。
最后想要指出的一点是，上述心理学作为整体的发展史背景决定了，在现时代，倡导并坚持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既是艰难的，也是需要勇气的。对此，在当代心理学背景中倾力倡导现象学的美国心理学家吉尔吉有着最深刻的体验。他指出，“心理学的那些敏锐的观察家们看得很清楚：关于心理学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以及它在科学群体中的地位如何，依然得以一种由占主流地位的大多数心理学们所认可并接受的方式来加以判定”。(Giorgi，1985)所以，虽然“在关于心理学最终实现它的真实存在的问题上”，吉尔吉“坚持他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但“在心理学立即实现它所急迫地需要的”向现象学或人文科学的“转换”方面，他又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Wertz＆Aanstoos，1999)这也是前面说，现代背景中的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尚需类似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种规模和深度的工作的思考背景之一。
参考文献：
波林，1981：《实验心理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第91-362页。
德布尔，1995：《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北京：三联书店，第3页。
胡塞尔，1995：《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84页。
施皮格伯格，1995：《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第72-199页。
施太格缪勒，2000：《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4页。
(责任编辑：蒋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