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广义的“乡土”这个概念在你的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请谈谈你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当全球化正在改变人们的活动半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的今天，“乡土”在诗歌中的魅力会有怎样的改变或深化?
雷平阳：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本。中国的古代文人清一色是写“小地方”的高人。以我的阅读经验，无数的诗词歌赋、山水文章、笔记小品，都有着具体的写作现场或说诞生地，即使“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一类，抑或怀古伤今、世说新语、聊斋说鬼一类，也都大有出处，绝少虚妄，桃花源和鬼国，都在人间有确切的“乡土”身份，某地，某县，某乡，某水，某户人家。那些难以照应的，似是而非的，引来后人哄抢的命名公案，我理解为时间史、审美诉求和误读所致。中国古代写作者与“乡土”，理应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让人意外的是，这方面的严肃文本并不多，常见于文史资料中的某某人与某地之类的文章，又几乎上不了学术的台面，方法论缺席，史海探水、梦中提鸟而已。
现在的诗人作家写“乡土”为什么会成为话题，我曾为之惶然，渐次也就释然了。这倒不是大梦谁先觉的问题，犁庭扫穴式的
“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岂止是“乡土”的遗失和叛离，文化断代、写作方法异化、审美向度激变、道德取向更新、普世价值落俗……仿佛在一夜之间一个国家从精神到肉体就被清洗了一遍，失忆症、梦游症、臆想症和狂想症成为了集体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所谓“乡土”，变成了浮在纸面上的六神无主的一个词。多少挽歌唱过之后，多少无病呻吟之后，我们应该正视的是，我们现在的“乡土”，已经不再是古代文人千秋怀抱中的那个“乡土”，那个埋着祖坟、父母安居、遍布人间烟火和鬼魂游荡的“乡土”已经被取缔了，那个可以告老归去的地方已经被抽走了，走神的年代，“乡土”同样的魂不附体了。我们都是些被逐出家门而又怀着“新思维”的流浪汉，像极了那个被巨浪带到荒凉岛上的鲁滨逊，只能按想象中的诺亚方舟的造船技艺新造一条船，以求有一个新的乡土在大海的那一边能收留自己。最令人不安的是，眼前的“荒凉岛”不是自己想要的。也就是说，血源断裂之痛和重新寻找之苦的双重压力，现在正落在所有乡土写手的肩上。
《星星》：你对古典诗歌喜爱至深，请谈谈它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哪些影响?同时，你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在艺术的边界上对古典诗歌有无超越?如有，超越产生在哪些地方?
雷平阳：古典诗歌对我来说乃是诗歌之血，它一直是红的，氧气充分，流淌在我的脉管中，对我的写作不是影响的问题，而是供养之恩。有人说古典诗歌是贵族血统，我忝列高贵之列，另一种人说古典诗歌是草民血统，我认可卑贱。古典诗歌在当前不为人待见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它古典；二是人们远离了古典；三是时下的“老干部体”在作怪，坏了它的形象。我不觉得中国现代诗歌在艺术的边界上超越了古典诗歌，以现代技巧、诗歌体量和容量、现代诗歌正在创造诗歌的未来等诸多理由去枪决古典诗歌的言说都有违诗歌精神。
我是个相信时间和经验的人，在我看来，古典诗歌是被证明是诗歌的诗歌，《诗经》的作者佚名氏，《离骚》的屈原，以及李白、杜甫、王维、寒山子、苏东坡等等，是被证明是诗人的诗人，现代诗歌和诗人正排着队等待证明呢。宋朝，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柳永一大堆杰出的诗人曾将诗歌的边界拓展了一下，有了些自由体的意思，把词写得大行其道，深入民心，现在看来，他们也没有超越唐朝。成“典”的东西，很多是注定无法被超越的，新诗可能成“典”，但是另一部“典”，且是“前典”的子孙。“后典”超越“前典”是必然的，但目前没有出现，有待正在写的人和没有出生的人。
《星星》：你的家人或非写诗的朋友读你的诗吗?如果读，他们对你的诗有何评价?
雷平阳：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基本不识字，无从读起，妻儿偶读，评价一般。在我八岁的儿子眼里，云南只有于坚一个诗人，我只是他的玩具，不是诗人。一些不写诗的朋友也读我的诗，比如设计师万迪恒。这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他一直觉得读书比搞建筑设计和挣钱愉快得多，于坚、我、老虎等朋友弄的一年一度的纯民间的“高黎贡文学节”，就是由他和另一个朋友林迪联合资助的。每次读我的诗歌和田野考察的文字后，他都会约我谈谈，而且每次谈完，结论都一样：第一，作为我的读者，他希望我不顾生死一直在自我折磨中写下去，写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疼痛和梦想；第二，作为朋友，他一再劝我入世，柔软下来，放弃假想敌，抛开未知的幻景，做个快乐的人，在他的眼里，我的写作太像殉道或自杀，完全可以不写。
《星星》：每首诗从构思到写作的过程各不相同，请谈谈你感受最深的某些诗的写作过程；到今天回顾时，你对诗歌写作有什么感悟?
雷平阳：在心境平和，情绪饱满的时候，我开始诗歌写作，同时也开始冷静地审视自己积累的“诗歌原料”，我几乎不在亢奋和“有感而发”的状态下落笔。也许“抒情武”和“叙事性”诗歌需要不同的写作程序，但对我来说，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可以消除的，不存在的。一首短小的抒情歌谣，为了语言的精准、到位，特别是为了让一句普通的话、一个死去的词语生机勃勃，我得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比如短诗《基诺山上的祷词》，只有六句：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一只大的麂子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两只麂子
这首诗，我个人觉得，其意义在于让诗歌呈现的内容与现世产生对照关系，于现代性中恢复物化了的人们本应拥有的朴素面目，而难度又在于如何选择“一”与“两”、“大”与“小”这样的几乎被人忘却的词。在我们的生活现场和精神世界中，那种本份的、知足的、所求无多的气质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贪得无厌、毫无敬畏之心和神灵的缺失。为此，在写作的过程中，为了得到“一”与“两”，“大”与“小”，我曾调用了大量的量词、动词和形容词，G3P式的数据可能产生反讽，华美的形容词可能产生美，但最终还是被剔除了，理由当然是它们缺少直抵人心的力量，也缺少语言本身的天然魅力。
至于《八哥提问记》一类的叙事性诗歌，结构、空间、细节，我写作的过程，与写一篇小说无异，它体量不及小说，但用力与用心，有过之而无不及。
《星星》：写了这么多年诗，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写?想过有所变化吗?对变或不变，你有些什么想法?
雷平阳：我会继续叙事性诗歌的写作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世界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我的“变”或许也存在于“不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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