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概念，曾在朦胧诗中被广泛使用，但到了后朦胧诗时代，意象则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反意象写作成了一种潮流。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反叛的进步性，它确实促进了中国诗歌在90年代的多元发展与繁荣。但一时的情绪冲动不能代替冷静的思索。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门槛，当我们的诗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与低落后，重新反思我们曾经的某些认识和做法，对我们的诗歌创作是会有一定的裨益的，而意象则是我们重新认识的中心。
意象，简单地说就是表意之象，是作者之“意”与外在事物之“象”的完美而和谐的统一。当《易传》说出：“圣人立象以尽意”时，当刘勰道出：“窥意象而运斤”后，意象便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确立了它的位置，而经过王昌龄、王国维等人的阐述与理论化，意象也就建立起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地位。 、
可以说，意象是中国诗歌建构的基本元素。它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其实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只是有时凸现，而有时被暂时遮蔽罢了，即便在反意像的后朦胧中，我们照样可以看到意象的营造。意象本身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开放性的概念，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和深化，简单的否定是不利于诗歌的发展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夫，我们该怎样重新认识意象呢？
首先，意象有局部与整体之分。我们可以反对那种生造的局部意象，但我们不能摒弃诗歌的整体意象。一酋诗可以没有几个精细的局部意象，但在整体上，一首诗应当形成某种相对封闭的完整意象，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从而让人去回味或沉思。否则，一首诗就会变得支离破碎而让人无从阅读，不知所云，而我们现在的有些诗往往就犯这样的毛病。即便是再强调诗的开放性，它也必须附着在相对固定的局部或整体意象之上。比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它虽然不再着意营造传统的有关大雁塔的意象，但整酋诗在一种漫不经心的叙述中，营造了一种消解传统与经典 整体意象给人一种深深的思索。
从语言的形式上看，意象并不都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样的古雅，口语照样可以入诗成象表意。其实在口语中同样蕴藏着汉语的诗性精神，同样可以建构出丰富而有韵昧的意象，就看你能不能把它发掘出来。而现在的诗一方面让人看不懂，语言晦涩；另一方面语言又粗俗卑陋，口语得过了头。这都不能营造出真正具有汉语性的意象来。在今天这个大众化的时代，口语人诗，创作出真正明白易懂而又回味无穷的意象，确实很有必要。
从营造的方式上看，抒情可以营造意象，叙事同样可以，它以其内在的叙述逻辑及情感流动，更多地营造出一首诗的整体意象。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但当我们在反抒情中走向叙事时，却又想当然地把意象排除在外，从而使叙事流于琐屑与干枯，流于日常生活的膨胀记录，而意象也就于此消失得元影无踪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用抒情还是叙事来建构诗歌，关键在于要营造出属于一首诗的意象。当叙事被切割破碎后，意象也就不复存在，诗歌的整体也就不复存在。 从意象的整体的声音上看，意象应当是静的而不应当成为一种单纯的情绪宣泄。意象所表达的可能是激烈的情绪，但它展示给读者的应当是一种和谐的静。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这情感却是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这一平静，是诗人对外在世界充分体验和认识后的平静，是诗人与世界、他人甚至与自我和谐统一的平静，在这平静中，有的是最深厚的内蕴和最丰富的情感。而惟有此，我们才能营造出富有深厚意蕴的意象。反观我们90年代的诗歌，充满着的是膨胀的情感与愤激的情绪，而这很容易陷入世俗之情，从而造成俗情与诗情的矛盾。我们的许多诗人往往就徘徊在这两者之间，不能获得很好的平衡，从而也就不能以一颗平静的心态去创作。当这种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后，诗人也就无法生存下去。诗人之死，正在于此。
由此我们可以说，意象正可看作是诗人的一种生存体验，是诗人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的最深刻的感受体验。没有这种体验，我们就不可能营造出真正富有汉语意蕴的意象，而没有意象也就没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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