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的离去或许象征意义大于他的实际重要性，当电视只是多元化声音中的一端，当传统媒体的调查性新闻日渐式微，再出现一个“华莱士”的土壤，已然失去。 早年的趟雷者
“他粗鲁直率、性格暴躁、极具竞争性。”在电话那端，82岁的《60分钟》节目老牌记者莫里?塞弗评论起他的老同事华莱士，说他是一个无休止的竞争者。在《60分钟》内部，华莱士会去“偷”别的记者的新闻故事，而当别人把他的线索给“偷”走时，他可以半年都不和这位同事说话。“这位传奇人物有时候与同事们会产生些隔阂，可是他不在乎，只要能第一个抢到新闻。”
不过早在1968年《60分钟》栏目创立之前，抢新闻还不是电视记者的首要任务。当CBS的制片人海华特第一次把他想办电视新闻杂志的想法告诉华莱士时，华莱士回忆他的反应――“我无动于衷，差点拒绝了他。”因为当时电视新闻被清楚干脆地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白天和晚上的新闻报道，另一种是纪录片，两者泾渭分明。海华特的意图是把这两种形式揉成一个主题多元的大杂烩。可观众认为，摄像机是个招人注目的玩意儿，电视记者没法采用在揭露腐败和其他违法事件中经常使用的那些隐性技巧，报纸才被看作是深度新闻的载体。
电视如何在新闻报道中确定自己的地位，曾经经历过摇摆不定的探索。如果现在回头去看1957至1958年华莱士成名初期主持的《迈克?华莱士访谈》，主持人赤裸裸的商业叫卖，让人惊诧而觉得有趣。
画面上，点燃的香烟、一颗颗放射出子弹般的字幕“迈克?华莱士访谈”，一身西装的年轻华莱士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吸上几口，然后对着观众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给别人递上一根菲利普?莫里斯香烟……你看，完全不需要过滤嘴，因为温和来自烟草本身。”对着镜头换个角度后，华莱士又会严肃直白地告知：“无论你是否同意你即将听到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能够否认它们被播出的权利。”于是在因为主持人抽烟而烟雾缭绕的演播室里，嘉宾们和华莱士深入交谈，被采访者的范围十分宽广，从罗斯福总统夫人到著名辩护律师、UFO研究者、空军司令、文学家、影星等等。访谈结束，华莱士还会对着观众说上一阵为什么要抽“最棒的菲利普?莫里斯香烟”。可见草创期的电视节目对商业广告几乎是贴身服务。华莱士晚年自己也开玩笑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不需要再找个侍应生来深情叫喊，因为我就是那个侍应生。”
与后来“扒粪”时咄咄逼人的调查性新闻相比，此时的访谈尚属温和，但是华莱士已经凭着与之前主持人不同的敏锐犀利、毫不留情的做派，名声大振。这与他1956年和制片人特德?耶茨创立地方电视节目《深夜追击》时的信念有关――“我俩一致认为，只要是以扎实的调查为前提，我们就可以向嘉宾提出任何电视观众如有机会都想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追着对方隐私不放的、蛮横无礼的、经常带着挑衅意味的。”
这样“无礼”的访谈得到观众热烈的回馈，38岁的华莱士和他的《深夜追击》迅速成名于纽约。华莱士惊诧于纽约大都会对他鲁莽提问的热情，他说：“之前在广播台、电视台默默无名了多年的我，忽然间成为连出租车司机都叫得出名字的人物：‘给他点厉害看看，迈克，别放过他。’”甚至于以性情古怪著称的艺术家达利也通过联系人传话给华莱士，愿意上他的节目。
华莱士趟地雷式的采访方法，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深度节目电视直播的一个实验者。他突破得越多，对他的规范也就越多，这些规范也逐渐成为电视行业的从业准则。早年华莱士访谈全部倚赖于采访对象自我表述，没有任何限制或是对事实的核实，随着电视直播直达全国，电视业早期的这种做法给华莱士和电视台惹来了麻烦。1957年春，华莱士从纽约电视台跳槽到ABC这样的全美电视网做《迈克?华莱士访谈》时，他和制片人太想给新节目放出一个重磅炸弹。华莱士认为自己的多数访谈对象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名人：好莱坞影星、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其他名流。“但是我们估算，如果我们在名单中时不时地添加一些非传统的、前沿的元素――光鲜的社会主流群体之外的人物，更可能再次获得轰动效应。”华莱士很快采访了一个名叫米奇?科恩的黑帮分子，在现场直播中，科恩非常兴奋地谩骂政府人员，并且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当时的洛杉矶警局局长威廉?帕克，说他收受贿赂，是个酒鬼、丧心病狂的恶棍。被科恩的爆发刺激得十分兴奋的华莱士没有意识到节目在法律上的风险，反而继续煽风点火，让科恩“爆料”，却不知这是没有实际证据的满口大话。科恩访谈成为华莱士长达半个世纪的采访中最后悔的一个低级错误，ABC和华莱士的个人声誉严重受损。
这次意外事件之后，为ABC提供保险的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坚持实行以下新政策：每晚华莱士直播时，一名律师必坐在演播室外，让摄像机的角度正对着他，一到涉及敏感的话题，他就会举起牌子让华莱士“小心”、“停止”或者“撤退”。给ABC惹出麻烦的华莱士只能屈从于这种做法，他只能经常把律师叫做“我的奶妈”。但这仍然不足以控制节目因不谨慎导致的风险，这些风险给华莱士的职业带来了麻烦，烟草公司不愿意再与节目续约。《迈克?华莱士访谈》仅仅红火了一年多，他被迫于1958年离开ABC，三大全美广播网不再给这个“说话不经过脑子”的人工作机会，华莱士第一次进入全国广播网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原本认为粗鲁无妨的华莱士意识到，追求轰动效应是把双刃剑，他在给广播公司带来麻烦的同时，也不小心弄伤了自己。
无畏的终身记者
华莱士真正给电视业带来深远影响的，是他人到中年后的沉稳犀利，而不再仅仅是为了轰动的轻率鲁莽做派。1963年，当时的CBS新闻频道总裁迪克?萨兰特决定给华莱士一次机会，这标志着他又回到了全美广播网的新闻圈，这一次，华莱士的饭碗一直没弄丢。也就是这一年，肯尼迪遇刺，三大广播公司连续四天直播肯尼迪遇刺事件，电视新闻的历史地位发生着重大转变。随着美国政治竞选的推动，黑人民权运动的发生，政治暗杀出现，三大广播公司都把重心转向电视新闻，电视新闻节目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占据黄金时段。
当CBS制片人海华特1968年推出《60分钟》时，深度调查性新闻的市场其实已经形成。虽然一开始由于长期受到印刷媒体的影响，制片人海华特为《60分钟》定的模型是《生活》杂志。他希望节目和《生活》杂志一样，倾向图片化，讲究紧凑剪辑，派摄制组到世界各地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采访，同时积极寻求生动的特写和富有趣味性的故事，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随着节目的发展，电视新闻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重大事件，真正给观众留下印象的，往往是华莱士对重大事件和政治人物的突破性采访。
此时的华莱士在经过职业生涯的低谷和丧子之痛后，已经是个成熟的中年人。1962年，他19岁的大儿子彼得在希腊死于登山意外，在亲自去寻找到儿子的尸体后，华莱士决心成为一位真正的严肃新闻记者，与自己前些年参与的商业广告、戏剧演出彻底告别，让儿子为自己骄傲。1968年加入到《60分钟》之前，华莱士已经在CBS做了5年的采访记者，老练的他已经不会再犯“科恩事件”那样的初级错误。他的犀利锋芒依旧，但已不再鲁莽。
“迈克?华莱士之所以曾经是美国最让人害怕的电视采访者，是因为他采访前做足了功课，以至于在他提问之前他就预料到他的采访对象会怎样回答他的问题，他总是领先一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维克多?纳瓦斯基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在使《60分钟》栏目获得盛名的同时，华莱士也在同行中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并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表明，一档严肃新闻节目也能够赢得大量观众。
但是在《60分钟》成为CBS名利双收的王牌节目之前，经历了相当长的成长期，广播公司给予如此宽松的培育环境在今天看来有些难以想象。刚开始节目每隔一周在周二晚上22点播出，评论家钟爱它，观众却不怎么买账。一直到1977年，它才进入节目排名的前20位，挪到每周日晚19点播出后迅速崛起，以至于从1977年以来它成为连续23年排名前10位的节目，没有任何其他类型的节目可以追得上。直到今天，在全美电视节目前20位的榜单上，美剧或者真人秀节目几乎一统天下，新闻类节目几乎只有《60分钟》上榜。
华莱士采访时的冷酷无情，在他性格走向成熟以及新闻团队对事实的扎实调查基础上，个人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请原谅”是最经典的华莱士用语，是扼喉前的安抚。一旦你听到这句话，他告诉《纽约时报》，你就知道接下来将遇到让你难堪的问题。1979年，当华莱士坐在伊朗前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对面，他说埃及总统萨达特“说你伊玛目（阿拉伯语，对领导者的尊称）是一个疯子，请原谅，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他的说法”，翻译的脸色都变白了。对华莱士来说，采访是“一场血战”。
《60分钟》和华莱士的起家，也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对“扒粪”新闻的热爱紧密相关。“水门事件”使得公众对新闻媒体寄予了极高期望，媒体作为第四权力获得了公信力。在拥戴者的眼里，《60分钟》是电视界的“扒粪者”继承人。而“水门事件”发生后，华莱士在心里暗暗庆幸，他当年没有接受尼克松的邀请，成为他新闻团队的一员。“不然那个可怜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可能就变成我了，我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任何一名政治家的发言人或辩护人，我没有文过饰非的秉性，我还是适合做个记者。”幸好，华莱士选择了《60分钟》。
20世纪70年代末期，《60分钟》的风格逐渐清晰，长驱直入式的事实探究成为最大卖点。1976年2月，《莫斯大街诊所》节目播出，为了揭露芝加哥地区的几个临床试验室在采购交易中提供数额不菲的回扣，《60分钟》在获知内幕机构的协助下，虚构了一家医疗诊所，邀请一些有嫌疑的试验室来商谈使用他们提供的医疗补助服务。栏目藏着摄像机进行偷拍，而华莱士则躲在紧挨着的房间里的一处隐蔽地方监听对话，收集到关于回扣的关键性证据。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这种隐藏拍摄和揭黑做法早已不新鲜，但是在近40年前，这些开创性的做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大轰动。
隐藏和突袭式的报道手段，也在美国社会造成极大的争议。一些观众认为：“他们那种带有攻击性的质问有时会造成歪曲，让一个实际上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没有过错的人变得仿佛自己应该感到羞耻一样。我想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正确地呈现了一个故事，但不幸的是，有时候他们这种‘推土机式’的采访方式，可能导致无辜的人受困于刀口之下。”但是节目取悦了大多数观众。新闻学教授勃兰特?休斯顿认为，华莱士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态度，即无论一个人多么有权势，都必须向公众回应其采取的行动和犯下的错误。当华莱士在采访某位受访对象时，许多观众觉得华莱士在代表他们提出不满，在替民众说话。当华莱士说采访对象是在糊弄人，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采访对象在糊弄所有观众。“在摄像机前，他保持着民主的态度，即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后来栏目1982年播出了更为轰动的《没被算在内的敌人》，指责美国“越战”时期的将军威斯特摩兰因为害怕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在“越战”期间向媒体和公众隐瞒了越共真实的兵力。
这个报道给华莱士带来了一场1.2亿美元的诽谤诉讼，CBS内部调查的压力和持续4个月的庭审，使华莱士患上了抑郁症，到了自杀的边缘。在晚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形容自己：“我仿佛看到自己坐在法庭上，距离陪审团仅6英尺，我的手不停地颤抖，口渴不止。”他想象着陪审团心里想着，“这个婊子养的显然有罪”。这次诉讼最后以威斯特摩兰将军撤诉结束，但CBS花掉的诉讼费用已然高达900万美元。在庭审的暗淡时光里，华莱士觉得即使法院的判决对他有利，也无法弥补对他造成的伤害。“我作为一名公正、有公信力的记者的名誉，被法院上的这些诽谤撕得粉碎。”
华莱士也在反思：“我们的最大问题是过于狂热。有过几次，我们在调查中被兴奋冲昏了头，有种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心理，煽动的是情绪而不是为了正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对节目做了一些削减，减少了惯用的技巧，也减少了报道的篇幅。”
不过在外人看来，华莱士还如以往一样强悍。如果不是十来年后他披露自己曾经患上抑郁症，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最让采访对象害怕的记者，内心也有过不安和恐惧。这并没有阻止他在20世纪90年代为披露烟草公司高层为隐瞒尼古丁有害身体所做的努力，遇到有价值的新闻，华莱士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见血封喉式的快感。为此他也和CBS的管理层闹得相当不愉快。“多年来，我们和CBS的其他新闻栏目做过一些让广播网的管理层不悦甚至惊恐不安的报道。那是个界限的问题，因为新闻文化和公司文化天然存在内在冲突。”
在今天的调查性记者看来，华莱士是幸运的，至少他在职业高峰期对抗的压力不像今天这样大。随着新闻和商业利益冲突的加剧，美国调查性新闻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峰期狠狠跌落，《60分钟》能在被娱乐节目占领的市场中坚持自我，仍然是调查性新闻的一个标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维克多?纳瓦斯基告诉本刊，华莱士去世时已经退休，其晚年时的表现已经不那么活跃，所以他的去世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重要性。由于媒体注意力的变化、新闻预算的削减，再加上害怕失去广告的恐惧，造成美国媒体目前正在经历转型，美国的调查性报道面临困境已多年。加州大学新闻学教授朱迪?穆勒提到，随着华莱士的离开，是否意味着美国有质量的电视新闻也随之消失？以后可能再出现一个华莱士式的人物，但应该不会产生于电视新闻界，或许会是微博、网络媒体产生的新的舆论之王。
而华莱士一直是个新闻斗士，直到他93岁高龄去世，也仍旧是CBS的名誉记者，在《60分钟》栏目组里保留着自己的办公室。老记者莫里?塞弗向本刊评论华莱士，说他有一种老派记者的使命感。“就像我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样，很多人或许会吃惊，他内心有着深深的不自信。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记者的职责，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逼迫他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人。当他直扑新闻真相时，毫不介意自己变得冷酷无情。”华莱士也为自己早年参加过商业广告、主持娱乐节目的经历感到羞愧，这些复杂的心情迫使他更加执著于严肃新闻。
回忆起自己的孩提时代，华莱士曾说，他很早就清楚地知道他希望自己登上电视屏幕。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他希望人们会问：“这个叫迈克?华莱士的家伙是谁啊？”待他去世时，显然已经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