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山绿水与石漠化共存的贵州呼唤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到来，贵州文学特别是贵州乡土文学在建设生态文明时代的使命是什么?关注和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类的生态危机。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呐喊，欧阳黔森用他的小说回应了时代的呼唤。他的《水晶山谷》和《绝地逢生》是典型的贵州生态文学文本，是富有良知的作家对历史使命的担当。
关键词：生态文学；《水晶山谷》；《绝地逢生》；欧阳黔森；贵州文学
贵州作家欧阳黔森在长篇小说《绝地逢生》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手记：“美丽，但却极度贫瘠／这是‘石漠化’地貌的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类地区／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绝地／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绝地开始……”这篇手记既充满诗意又高度凝练地揭示了人类一些特殊地区的生存困境。
20世纪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割裂、疏远和冲突，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拯救地球的新的文化形态理论，受到全球众多学者的热心关注。尤其是欧美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撼。
生态文化是文化在特定环境下的延伸和创新，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人们真正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走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之路。
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特殊省情，使其保存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原生态文化，具有建设生态文明的优势和潜力，因此，贵州需要切实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突出的竞争优势之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那么，贵州文学特别是贵州乡土文学在建设生态文明时代的使命是什么?文学能发挥什么作用?
回顾20世纪的贵州乡土文学，从蹇先艾到石果，从石果到何士光，无论描绘了怎样的乡土，精神意蕴大多都是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的冲突。
蹇先艾发表于1924年的小说《到家》，写一个在北京求学十年的青年重归故乡，而故乡的荒凉与破败，使“我”哀痛不已。评论家何光渝先生认为《到家》颇似鲁迅《故乡》的描写，“它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又明显地表现着这些被生活驱逐到异乡的作家的特殊经历和感受。热爱故乡，同情农民，而又无法在故乡人民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而给蹇先艾带来更大声誉的《水葬》，更借故乡惩处小偷的野蛮习俗“沉潭”彰显出对旧习俗、精神麻木的批判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鲁迅语)。这也是“国民性批判”的时代主题。
1950年代崛起的石果，承袭了反封建文化的主题，他1953年9月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风波》，讲述了解放初期母女两代农村妇女对恋爱婚姻自由的争取，饱含着对封建宗法伦理观念犀利的文化批判，又歌颂了新时代给妇女命运带来的转折。这篇小说在1950年代就引起了关注，《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为此约请石果谈话，对他勉励有加。21世纪初《风波》又获得了贵州省首届文艺奖。
1980年代何士光为贵州文学赢得了全国声誉，最主要还是得力于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和《远行》这批乡土文学，他因此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乡场上》描述了封建人际关系网的存在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障碍；《种包谷的老人》揭示了农民顽强的生命意志中所反映出来的保守性，这些无一不在表达作家对传统的批判。
变化当从欧阳黔森开始。1999年欧阳黔森发表在《当代》的小说《十八块地》，写到了“文革”后期严峻年代的乡村生活，但作者并没有在“文革”符号上下功夫，而是将“文革”的荒诞与乡村的宁静、淳朴形成鲜明对照。写“文革”时代的乡村生活却写出了田园诗般的清新风格。这不能不说是文学贴近生活而又超越时代的一种想象方式。这种超越当然又与作家创作的当下感受有关。
进入新世纪以后，欧阳黔森的乡土小说有了质的飞跃，生态意识凸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工业文明予以深刻反思，写出了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中篇小说《水晶山谷》。
生态文学，不是单纯描写自然的文学，它要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等。而且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原因，即造成人类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水晶山谷》正是这样一个文本。小说中的七色谷原来是偏僻山村里一条没有名的美丽峡谷；小说中的主人公田茂林原来是一个质朴上进的农村青年，就像那个遥远的山村、美丽的峡谷一样尚未被现代文明陶冶。地质队的到来，给偏僻的山村带来了现代文明，给无名的山谷命了名，让田茂林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这曾经是我们非常痴迷的景观：现代文明之风吹进闭塞的山村。但现代文明是一柄异常锋利的双刃剑，它高悬在人类的头顶，常常使人们陷入进退两难的悖论之中。欧阳黔森的深刻之处，正是写出了人类的这种困境。
田茂林作为乡村的文化人，他爱美丽的七色谷，爱七色谷里那些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的五颜六色的奇石。“七色谷是美丽得让人流泪的。山谷里满是五颜六色的石头，那石头上有晶莹剔透的水流过，那水透明得没有了颜色，因而它可以容纳任何颜色这时它容纳的就是五颜六色的石头的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五彩缤纷……山谷里大大小小的石头是非常美丽的，可以说它们是天堂之物……一块块五颜六色的石头无需讲什么，它在这里是可以用静默震撼任何一颗爱美之心的”。然而，在了解了奇石的价值之后，“公元1990年春，三个鸡村前南十二华里的黑松林迎来了它千年来最为黯淡的时刻。三个鸡村的田茂林带了一帮人，把它折腾得惨不忍睹。山上像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层层的书页状石头被炮火掀翻起来，满山的碎石掩盖了所有的长不高的绿色植物，只有那些参天大树还伸展着千年的翠手，指向空中昭示着它们依然存在。”田茂林挖到了500个三叶虫石，换回了5000元人民币。从此，田茂林就越发不能罢手，把七色谷那些“天堂之物”送到城里来的老板手中。田茂林的发财梦与城里老板们的发财梦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得七色谷永远不复存在，而且也葬送了自己。人类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必将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田茂林正是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无法解脱，才会选择与水晶山谷一起消失。
20世纪后半期“三大膨胀”即人口膨胀、欲望膨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指出，“人们应当深思并质疑：鼓励人们奋发图强、自我实现、创业打拼，其实是不是在激发贪得无厌的欲望大膨胀?许多人以羡慕的口吻津津乐道的那些‘成功人士’，究竟是成功地攫取和占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连带地消耗了更多的资源、造成了更多的污染，还是成功地丰富了精神生活并创造了精神成就、或对生态的可持续和人类存在的可持续做出了重要 贡献?”事实上，物欲膨胀不仅毁灭自然，也毁灭人性，田茂林由一个质朴上进、懂得审美的农村青年，变成一个金钱至上的工头并最终消亡，的确是表达了作家欧阳黔森的深思与质疑。
欧阳黔森对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欲望也作了比较，从中表达对乡村与自然的趋向选择。《水晶山谷》通过对白梨花与杜鹃红两个人物的鲜明对比体现出这种选择，前者代表诗意的乡村，后者代表欲望的城市。作者在名字上就有所暗示，“白梨花”即“白”，象征洁白无瑕，“杜鹃红”即“红”，象征红尘欲望，这是“白”与“红“的对比。白梨花喜爱自然、保护自然，她在乡场上看到猎人出售国家保护动物红腹锦鸡，就哭着苦苦哀求猎人放掉。当田茂林带她去看七色谷，她被美丽的七色谷感动得掉泪，一直阻止未婚夫田茂林对七色谷的破坏，她说：“把我们梨花村前山那些百年梨树砍了卖了还叫梨花村吗?……你把这里的石头搬走卖了，这儿还叫七色谷?”为了阻止田茂林，她甚至叫自己的父亲去告诉他不要彩礼。实在无法阻止田茂林，她选择了分手。而当田茂林失去了未婚妻，又遭受自己良心的谴责，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无法解脱，选择与水晶山谷一起消失后，“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每年去烧香”。可以说她有着一颗纯洁善良之心，是诗意的化身。而城里来的老板杜鹃红追求金钱利益，看到美丽的七色谷就像看到金钱，毫无审美之心，参与对七色谷的破坏，丝毫不为它的美丽所感动。她发现了紫袍玉带石惊喜万分，更加贪婪，她说：“天然的奇石是很好，可它不能重复也就不能批量，这样，钱就赚得不稳定。紫袍玉带石是可以成为一个品牌的，它的独特是可以成批量地做成长期稳定的高档工艺品。”白梨花和杜鹃红从名字到本质，体现了诗意与欲望的对比，以及乡村与城市的对比。通过对比，传达出作者鲜明的价值趋向。
社会学家费迪南德?腾尼斯把人类社会分为“自然意志占主导的礼俗社会”和“理性意志占主导的法理社会”，他认为前者是传统社会，典型代表是乡村；后者是现代社会，典型代表是都市。乡村作为一个与城市相对的概念，一直是人们乡愁意识的情结之所，是作家的情感寄托，是精神家园的保留地。他们在作品中热烈地怀恋故土，激情地歌咏乡村，并强烈地批判着城市。在城市，一个人拥有很多东西，但物质的东西往往更容易失去。而在乡村，一个人拥有的看似很少，却是内在的，丰富的。白梨花和杜鹃红的对比，也正是作家对精神家园的情感寄托。
《水晶山谷》的题材和主题都充分显示出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不仅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揭示出物欲社会对人类心灵的污染；不仅赞美了诗意乡村对自然的护佑，也批判了欲望城市对自然的掠夺。这是贵州作家对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也是对生态文明的深情呼唤。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也昭示了贵州乡土文学的转型之路。
长篇小说《绝地逢生》更是一部蕴含鲜明生态意识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序曲是作家200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八颗包谷》。在《八颗包谷》中，作家写到了农民在石漠化的土地上种粮无法生存的现状，后来经过科技扶贫开发以后，生态治理彻底改变了村里的面貌，白鹰村一下子进入了小康。欧阳黔森在小说中借专家们送的对联“少生孩子多养猪；多栽树子少放羊”表达了鲜明的生态意识。这部作品已经在积极关注贵州石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的重大问题，显示了作家关注现实人生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可以说这也是对当下很多作家远离现实人生，只关注一己私欲的有力匡正。
《绝地逢生》中盘江大队人多地少，生态严重失衡，耕地面积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而逐年减少，植被严重退化，石漠化相当严重，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盘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小说通过人物的对话进行了反思：“专家说得对啊，这几年来，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了，石漠化越来越严重了。就说这座大山吧，我听我爹说过，其实几十年前，它还有不少参天大树，可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寸草不生了。我们是自己毁了自己啊!”“是啊，那一年大炼钢铁，我就带着青年突击队在这山上，一口气砍了十几棵大树。当时还自以为不得了，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太蠢了。”曾经有生态专家说过：石漠化是癌症，沙漠化是重症，荒漠化是一般疾病。由此可知石漠化治理的难度。蒙幺爸带领盘江人同石漠化作斗争，终于让盘江这个不适合居住的人类绝地开满鲜花、绿树成荫，经济得到蓬勃发展。这既表现了作家对贵州石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生态意识，又张扬了作家的生态文明理想。
《绝地逢生》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而且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这是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能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亮相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近几年来在宣传贵州的文化工程中做得很成功的几件事。从将“多彩贵州”逐步打造成贵州省的文化品牌，到推介“公园省大氧吧”的生态旅游，再到两会期间全面展示贵州农村的改革风貌、生态治理，无一不是文化战略工程的成功。
但是从更深的意义来看，“绝处逢生”的过程，描写贵州乌蒙山区的人们如何使昔日石漠化程度很深，被联合国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石山村，变为今日山清水秀的生态村；使昔日贫穷落后的“光棍村”变为今日幸福和谐的小康村的过程，是文学关注和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责任使然。“当代文学艺术应当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贡献。文学艺术应当走进自然、关爱自然，重振‘自然之维’。这不仅仅指文学艺术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营造，更体现出一个文学艺术家的良心和职责。”应对生态危机，治理生态环境，把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变成伊甸园是人类的使命。具有鲜明的人类意识与生态意识，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呼唤生态文明，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使命。美国著名作家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露了美国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使用剧毒杀虫剂污染环境，使得春天再无鸟语花香变得可怕寂静，这部书1962年问世以后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震动，像黑暗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了广大民众，仅至1962年底已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生态文明思想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人类的环境意识。
欧阳黔森的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态思想与欧美生态文学作家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他的《水晶山谷》还是《绝地逢生》，无论是批判还是歌颂，都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的生态意识。欧阳黔森甚至在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莽昆仑》中感叹：“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你看这现在的冰川已经要萎缩到雪山的顶峰了，总有一天，雪山都会变成黑山。”表达了其面对生态危机的深沉忧患。
世界各国虽国情不同，但面对生态危机时的思考是相同的。中国，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条件，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会显得更加严峻。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中国有希望成为一片文明昌盛的人间乐土。《绝地逢生》无疑以艺术的方式展示了一条解决之路，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文学即人学。文学关注和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必然要和关注人类的生态相关联。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贵州成功申报荔波为世界自然遗产(后贵州又申报成功“赤水丹霞地貌”和“施秉云台山喀斯特地貌”为世界自然遗产)，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贵州省委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发展之路”的鼓舞下，贵州作家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应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呐喊。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尽管发展迟缓，但富有良知的作家以重建生态家园为使命，仍然创作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相比之下贵州的生态文学创作才刚刚起步，生态文学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抒写的空间无比开阔，而且贵州本土少数民族文学如侗族歌谣、苗族歌谣中有大量的可资借鉴的具有生态意识的文本。回应时代的要求，关注生态问题，呼唤生态文明，歌咏美丽的大自然，揭露和批判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谱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之歌，实现贵州乡土文学的转型，是21世纪贵州乡土文学的历史使命，也是作家欧阳黔森最深刻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⑦欧阳黔森：《绝地逢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114页。
②③⑤⑥⑨欧阳黔森：《白多黑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第89页，第100页，第129页，第337页。
④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⑧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