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对敦煌《大历碑》中反映的唐代敦煌的避讳与历法行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敦煌陷蕃前，敦煌地区严格执行唐代的避讳制度；陷着后，不再避唐讳。至少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敦煌地区已经使用敦煌历，而非学者所认为的始于敦煌陷蕃后。
关键词：敦煌；《大历碑》；避讳；敦煌历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80一06
敦煌《大历碑》，全称为《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因此碑立于唐“大历十一年(776)”，故简称为《大历碑》，此碑现存于莫高窟第148窟前室南厢。此碑文刻于此碑之北向面，南向面为《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简称为《乾宁碑》。《大历碑》对于研究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的开凿及敦煌的历史有重要意义，故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此碑录文，最早见于清徐松《西域水道记》。之后，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张维《陇右金石录》、蒋斧《沙州文录》、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均录其文。诸家录文中，以李永宁先生的录文最佳。此碑文还有几件抄件，见于敦煌文献P.3608、P.4640、s.6203。学界对该碑所涉及的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的营造、敦煌的李氏家族、敦煌陷蕃前的历史背景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学者注意到此碑所涉及的避讳与历日问题。本文拟对《大历碑》中的避讳及敦煌历的行用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祈盼斧正。
一避讳问题
因《大历碑》作于唐“大历十一年”，此时敦煌还未陷蕃，故与中原一样，还严格执行唐代的避讳制度。《大历碑》有两处避讳，一为“大历十一年龙集景辰”之“景”，二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世(特缺中一笔)”。
(一)讳“丙”改景及时限
大历十一年为“丙辰年”，则“龙集景辰”中的“景”应为“丙”，系避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晒讳而改。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0“旧书避唐讳”条载：
《旧书》避唐讳，凡“丙”皆作“景”，《新书》则不讳。近本《旧书》亦作“丙”者，因闻人氏原本系后人所改，惟《则天皇后纪》一卷作“丙”者是其原文，周不避唐讳，故存之以著其实。
另河南省浚县千佛洞石窟第1窟龛56下方、龛58左侧，正书7行榜书发愿文云：
大唐永隆元年(680)岁次庚辰十二月壬寅朔十五日景辰，阐法寺僧大满年五十二，上为大一天皇天后敬造观世音像一区，普为法界众生，见存眷属七代先亡，有识含灵，俱出盖缠，咸登正觉。十二月为“壬寅朔”，则十五日正好为“丙辰”，则发愿文中的“十五日景辰”之“景”为避“丙”讳而改。武则天改唐为周为载初元年(690)，则发愿文作于唐高宗时期，严格执行了避讳制度。
又敦煌文献s.2423《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一卷》题记“景龙元年(707)岁次景午十二月廿三日三藏法师室末多(唐云妙惠，此四字为小字注)于崇福寺翻译”中“景午”之“景”，亦为避“丙”讳而改。此题记亦严格执行了避讳制度。
《全唐文》卷913波仑《不空弱索陀罗尼经序》载：
……余虽愚暗劣，而慕法门，巡历两京，寻参善友，每念总持，如饥若渴。于大周圣历三年(700)岁次庚子三月庚戌朔七日景辰，幸得此经，如死再生……久视元年(700)八月景午朔十五日庚戌，勘会粗毕，则拟将进……恐时代迁远，闻者生疑，故述拙言，序之云尔。
“大周圣历三年”三月为“庚戌朔”，则七日正好为“丙辰”，则《序》文中的“景辰”之“景”亦为避“丙”讳而改。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久视元年八月为“丙午朔”，《序》文中久视元年八月十五日为“庚戌”，则上推八月亦为“丙午朔”，则知《序》文中的“景午”之“景”亦为避“丙”讳而改。很明显，此《序》文作于大周久视元年，则王鸣盛所称“周不避唐讳”有误。
在陷蕃之前的吐鲁番地区，亦严格执行此项避讳制度。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10号墓出土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第7行有“口日景戌土成”第24行有“七日景戌土建”[6]75。此二处“景戌”实应为“丙戌”。
而北图位079(8418)《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卷末题记：
大蕃岁次丙辰(836)后三月庚午朔十
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菇努悟真记。
则知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地区不再实行唐代的避讳制度。
另据P.4660《梁僧政邈真赞》卷末题记“大唐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二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毕功记”、s.2113VC《行敦煌县慰(尉)兼管内部支计使御史中丞济北唐彦述(原题)》卷末题记“时唐乾宁三年丙辰岁(896)四月八日毕功记”、P.2876b《大身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卷末题记“天?三年(906)岁次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写此经，流布沙州，一切信士，国土安宁，法轮常转。以死写之，乞早过世，余无所愿”、s.545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卷末题记“西川过家真印本。天?三年(906)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刺血写之”来看，晚唐时期，“丙”字亦不再避讳。敦煌文献中现存的三十余件中唐及以后的敦煌具注历中，皆称“丙辰”，不避唐讳。
(二)讳“世”缺笔及时限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世(特缺中一笔)”字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所致。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0"世民不偏讳”条载：
《旧》纪：太宗为皇太子，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两字兼避，废缺已多，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后高宗即位，有司奏亦云：“先帝二名，《礼》不偏讳。”然太宗虽有是令，终唐世未尝行也。
据此可知，自唐高宗时至唐末，皆避唐太宗讳。据陈垣考证：
避讳缺笔之例始于居而宗之世。居碑中世字缺笔例有乾封元年《于志宁碑》“世武”世字作卅；仪凤二年《李劫碑》，本名世勋，因避讳但名劫。而王世充世字特缺中一笔，未去世字。
从此可知，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世”字缺中一笔，至迟在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即已出现。另《佛祖统记》卷39载：
(仪风)二年。初杜行额所译尊胜经，遇国韩(讳)皆避之，以“世尊”为“圣尊”，“救治”为“救除”(太宗讳“世民”，高宗讳“治”)。上曰：“佛经之言岂当避讳。”乃敕令改正。
尽管高宗明言“佛经之言岂当避讳”，人们在书写时还是缺笔以示对皇帝的尊敬。另外，敦煌莫高窟盛唐第148窟北壁龛上《天请问经变》的榜书中，“世尊”之“世”字皆缺中一笔；莫高窟盛唐第66窟西壁龛外北侧观音菩萨榜书“救苦观世音菩萨”中的“世”字亦缺中一笔，原因同此。
莫高窟第148窟东壁门南《观无量寿经变》“十六观”条幅画中，第十观为“第十观世音菩萨”，“世”字不再缺笔避讳，联系到第148窟《涅檠经变》南壁西侧“临终遗教图”中有一榜书，重层。里层墨书“大 般涅椠经序品”，外层墨书“大般涅粲经序品第一”。同样的情况，在敦煌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北壁东起第二铺《药师经变》两侧“九横死”条幅画中有一榜书，重层，里层墨书“二者横被王法之所”，外层墨书“二者横被王法之所诛杀”，则这种榜书应当是当初书写与后来补书所致。那么，起码第148窟“十六观”中的“第十观世音菩萨”为后来书写的，很可能是李明振于乾宁元年(894)重修第148窟时，对已经有些漫漶不清的榜书进行了补书。另又联系到上述晚唐时期，敦煌“丙”字不再避唐讳看，则李明振重修此窟时对有些榜书进行补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此外，敦煌莫高窟第225窟主室西壁龛外西侧有中唐画观音菩萨一身，榜书“南无观世音菩萨”，此榜书中的“世”字不再缺笔避讳。这亦说明在敦煌，自中唐以后“世”字不再避唐讳。
综合上述，则知敦煌地区在陷蕃前，还严格执行中原王朝的避讳制度，陷蕃后及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不再避唐讳，这反映了敦煌地区边远政权的特殊性。
二敦煌历的行用问题
《大历碑》末尾载“大历十一年龙集景辰八月有十五日辛未建”，八月十五为“辛未”，上推八月初一为“丁巳”，即八月为“丁巳朔”，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大历十一年八月为“丙辰朔”。据《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条载“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则知诸道府私置的“历日板”肯定与中原王朝历日不同。《唐语林》卷7载：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
则知蜀历朔晦与中原历只差一日半日。另据日本高僧圆仁撰《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唐开成四年五月)卅日，天晴。本国历六月一日”。可知日本所使用的历法比唐王朝的历法早一日。敦煌遗书中有三十余件敦煌当地制定的历法――敦煌历，业师施萍婷先生《敦煌历日研究》一文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概括了敦煌历的特点：
第一，中原历和敦煌历的朔日干支没有一年是完全吻合的。第二，凡置之年，不吻合的比例就大，反之就小。第三，朔日可以不同，但干支纪日始终不错。第四，干支纪月在敦煌历中始终不错。
从施先生在该文后的列表中可以看出，敦煌历与中原历的朔日干支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二历相差也仅一天或两天，未见有三天或更多的。据《大历碑》推算，大历十一年八月“丁巳朔”与中原王朝的八月为“丙辰朔”，仅差一天，故《大历碑》采用的历法是敦煌历。
据敦煌文书，早在盛唐景龙年间，敦煌已经使用敦煌历了，如P.2347a《老子德经下(尾题)》题记“大唐景龙三年(709)岁次己酉五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沙州敦煌县洪闰乡长沙里女官清信弟子唐真……”、P.2347b《十戒经(首题)》题记“大唐景龙三年(709)岁次己酉五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沙州敦煌县洪闰乡长沙里女官清信弟子唐真……”中，五月十八日为“甲戌”，五月初一为“丁巳”，则题记中的“五月丁巳朔”是正确的，绝不是误写。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唐景龙三年五月为“丙辰朔”，比题记中的“丁巳朔”早一天，可知题记使用的是敦煌历。
另据产生于敦煌当地的文献所记历日如敦煌莫高窟第332窟的《圣历碑》“维大周圣历元年(698)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肆日癸酉敬造”、敦煌文书P，2350b《十戒经(尾题)》题记“太岁甲寅(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庚申朔廿二日辛巳，沙州敦煌龙勒乡常安里男官清信弟子李无上……”、P.2255《老子道经上(尾题)老子德经下(首题)》题记“大唐天宝十载(751)岁次辛卯正月己酉朔廿六日庚戌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阳沙里神泉观男生清信弟子索栖岳……”、s.6453《老子道德经上下卷(尾题)》题记“大唐天宝十载(751)岁次辛卯正月己酉朔廿六日庚戌敦煌郡敦煌县王(玉)关乡(下缺)”，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知以上四件文书历日均与中原历相同。考虑到上述“敦煌遗书中十余件敦煌历与中原历每月的朔日干支既有相同的”及唐景龙年间已使用敦煌历的情况，则可以认为，以上四件采用的历法亦应为敦煌历。
同样，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及归义军时期，有关敦煌地区的写本采用的历法亦有与中原历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亦仅差一天或两天，则可亦认为为敦煌历，则知敦煌地区至少从公元8世纪初就开始使用敦煌历。而敦煌历日研究专家邓文宽认为：
历书行用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标志。唐德宗贞元二年(786)以前，敦煌地区使用的就一直是唐王朝的历书。唐德宗贞元二年吐蕃军队最后攻占了敦煌，敦煌同中央王朝的联系被割断，象征王权的中原历书也无法颁行到那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用于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书。六十余年后，尽管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新回到了唐王朝的怀抱，但敦煌地区自编历日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日。……从现存敦煌历日来看，敦煌地区自编历日一直持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邓文宽所认为的“唐德宗贞元二年(786)以前，敦煌地区使用的就一直是唐王朝的历书”显然有误。敦煌至迟自公元8世纪初盛唐时期开始，就已使用自编历书，一直持续到宋初，前后达三个世纪之久。
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被割断，无法再得到中原王朝统一颁发的历书，只好自行编制历书了，这很好理解。但从当时的历史来看，侯君集于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高宗年间于西域设安西四镇，中原与西域的交往频繁，中原的很多写经及诏令传到敦煌，中原唐王朝的各项制度也在敦煌严格实施，吐蕃占领敦煌前，中原历法传到敦煌该不成问题，为什么敦煌不采用中原历法，而是使用本地历法――敦煌历呢?其中的原因可以从敦煌现存年代最早且保存有序言的敦煌文献P，2765《甲寅岁(即唐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具注历日》的序言中略知一二。现将该序言造录如下：
夫为历者，自故(古?)常口诸州班(颁?)下行用，克定四时，并有八节。若论种莳约口行用，修造亦然，恐犯神祗，一一审自详察，看五姓行下。沙州水总一流，不同口口，唯须各各相劝，早农即得善熟，不怕霜冷，免有失所，即得丰熟，百姓安宁。 该具注历虽然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但从该历的序言及内容可知，其与敦煌盛唐时期的具注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历日的编撰者应为精于天文、五行的学者，非一般儒生所能为。五代宋初敦煌的著名历学家翟奉达就负责敦煌历的编撰，现存的五代宋初敦煌历中有序言的，序言内容基本一致。可以推知盛唐时期敦煌地区使用的敦煌历的序言应该基本同于以上所举的敦煌历――P.2765《甲寅岁具注历日》。该序言明称，历日是由中央政府颁示诸 州使用的，但敦煌与他处不同，“沙州水总一流”，只能使用适合沙州此一特点的本地历法――敦煌历。很可能围绕着应该使用中央颁给的中原历，还是使用敦煌本地自编历法，敦煌民众有长期的争论。敦煌历的编撰者在序言中明确暗示敦煌民众应放心使用敦煌历，以得“丰熟”、“安宁”。敦煌民众行用敦煌历的唯一理由是“沙州水总一流”，此处的“一流”应为敦煌的“甘泉水”(现在的“党河”)。敦煌文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甘泉水”条载：
(前略)又东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号为马圈口。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阔廿步，高二丈，总开五门，分水以溉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其腴如泾，其浊如河。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霄[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其水又东北流，卅里至沙州城。分派灌溉；北流者名北府[渠]，东流者名东河水；南流者二道：一名神农渠，一名阳开渠。州西北又分一渠，北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土[士]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鸟则无鹗。五谷皆饶，唯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同卷“七所渠”条载：
宜秋渠，长廿里。右，源在州西南廿五里，引甘泉水。两岸修堰十里，高一丈，下阔一丈五尺。其渠下地，宜种晚禾，因号为宜秋渠。
孟授渠，长廿里。右，据《西[前]凉录》：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衍)甘泉[水]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因以为号。
阳开渠，长一十五里。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水，旧名中[平]渠。据《西[前]凉录》：刺史杨宣移向上流，造五石斗门，堰水溉田。人赖其利，因以为号。
都乡渠，长廿里。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马圈堰下流造堰，拥水七里；高八尺，阔四尺[丈]。诸乡共造，因号都乡渠。
北府渠，长?五里。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水]上中[平]河斗门。为其渠北地下，每年破坏，前凉时，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于今不坏。其斗门垒石作，长?步，阔三丈，高三丈。昔敦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为渠名。
三丈渠，长五里。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水上。于[平]河斗门南、向东修堰，穿渠一十三里。其渠，阔三丈，因以为号。
阴安渠，长七里。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据《西[前]凉录》：敦煌太守阴澹，于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因以为号。
尽管在同卷中提到敦煌另外的苦水、独利河水、悬泉水，但都不具备灌溉功能，而且上文提到的“七所渠”都是引甘泉水来灌溉农田，所以上文提到的“沙州水总一流”中的“一流”就是指敦煌的“甘泉水”。“甘泉水”为敦煌境内最重要的河流，是敦煌绿洲的生命之水。
另据敦煌文献P.3560《敦煌行水细则》(本卷首尾俱残)记载敦煌水渠80条，渠口5处，都是从上述“七所渠”和“甘泉水”分别所建的灌溉渠道；此外还对灌溉用水作了详细规定：
循环浇溉，其行水时，具件如后。一、每年行水，春分前十五日行用。若都乡、宜秋不遍，其水即从都乡不便处浇溉收用，以次轮转向上。承前已来，故老相传，用为法则。依向前代平水文(校)尉宋猪、前旅帅张诃、邓彦等，行用水法，承前已来，递代相承用。春分前十五日行水。从永徽五年(654)太岁在壬[甲]寅奉遣行水用历日勘会，春分前十五日行水为历日，两水合会。每年依雨水日行用，魁须依次日为定，不得速迟。
明确规定“行水”须“历日勘会”，说明历法对敦煌灌溉农业的重要性。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37《前蜀本纪》“咸康元年(925)”条载：
六月，诏增闰十二月，历纸印造施行。初颁历无闫月，及是见唐历置闰，遂续补焉。
说明五代时期的前蜀政权亦行用本地历法并参考中原王朝历法，适时进行修订补充。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近30件历日中，不仅有敦煌历日，还有一份刻本中原历日，即s.612《太平兴国三年(978)应天具注历日》，说明中原王朝的历法亦不时传到敦煌地区。据业师施萍婷先生研究：
敦煌历，每月的朔日干支与中原历完全吻合者，从有纪年的8份历日来看，根本没有。P.3284V历残存的几个月与中原历完全相同。成通年间，唐朝与敦煌往来频繁，我们估计，这一年敦煌使用的是中原历。
从此可以推知，敦煌自陷蕃之后，与中原的交通大多不顺畅，敦煌无法适时得到中原王朝的历法，只能根据敦煌边地的自身特点，来编制敦煌当地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及日常行事；或者是敦煌至迟在盛唐以后就自行编制敦煌历并结合得到的中原王朝历法进行修订补充，因为敦煌历本身存在不少错误，有不完善的地方，反映了敦煌历的地方特点。敦煌行用敦煌当地历法――敦煌历的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综合以上考察，笔者认为敦煌自盛唐开始就自行编制敦煌历，由敦煌地区精于天文历法编订的文化精英担任编修官，一直到曹氏归义军政权退出敦煌历史舞台，敦煌一直行用敦煌历，反映了敦煌边地政权的自身特点。同时，负责敦煌历法的编订者都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即使在敦煌得不到中原王朝历法的情况下，他们编订的敦煌历与中原王朝通行的历法或相同，或相差仅一两天。因此，敦煌历的编订者凭借自己高超的专业水平，编订出适合敦煌当地特色的敦煌历法，来适时地指导敦煌绿洲农业生产，使敦煌成为河西走廊较富庶的城市。
参考文献：
[1]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J]，敦煌研究，1982(试刊第1期).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599.
[3]河南古代建筑研究所，浚县千佛洞石窟调查[J]，文物，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