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文化身份依赖于他者的动态建构。林语堂从自身的文化问性身份出发，在《吾国与吾民》中建构了与西方相异的中国文化身份，修改了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负面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人的期待视野，获得了西方读者的认同。
关键词：林语堂；后殖民；文化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孙际惠，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语系讲师(湖南长沙410083)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语堂在该书中发挥“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优势，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该书由赛珍珠亲自撰写序言，誉其为“最真实、最深入、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美国的书评家T?F?Opie甚至说：“不管是了解古老的或是现代的中国，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
林语堂一生有着丰富的国外求学和生活经历，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阅读中都曾遭遇西方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偏见。由于在西方人构建的中国形象中辨认不出自我，他试图在《吾国与吾民》中着手塑造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形象”来对抗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他从自己独特的“传教士”视野出发，借助西方“中国形象”话语对中国国民性消极成分进行批判，修改了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负面成分，建构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中国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人的期待视野，获得了西方读者的认同。
一、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观
由于人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有种失去根基的迷失感，甚至产生了身份的认同危机，文化身份显得越来越重要。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或文化认同，是指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即“我是谁”的问题，“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的本质特征。”它包括认同与建构两个方面。认同实际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与选择，体现为一种立场。“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认同既包括对现实的认同也包括对历史的认同，此外，接受者在认同本民族作者文化的同时，对异质文化也会出现认同感并影响着对原民族文化的认同。建构是指动态的构造，强调了文化身份的历时性变化及共时性的多层面性。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是密切相联的，在认同中建构，在建构的同时确立新的认同。
对于文化身份，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采取极端主义观点，认为文化身份是天生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拒绝任何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他们认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文化身份都是后天建构起来的，不存在天生的优劣贵贱之分。“自我身份或者‘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如斯皮瓦克在谈到自己的印度背景时也曾经指出：“……当我要反对种族歧视时，我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印度人，而当印度人问我时，我会说我是一个孟加拉人……”赛义德在《东方学?后记》中试图解构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反对东方学家“从一个毫无批评意识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处理多元的、动态而复杂的人类现实的，这既暗示着存在一个经久不变的东方本质，也暗示着存在一个尽管与其相对立但却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实质，后者从远处，并且可以说从高处观察着东方”。
后殖民理论家不仅强调文化身份是建构的，而且文化身份的建构离不开“他者”。“他者”不是边缘者，而是相对于“自我”的一个参照系和镜子。实际上，正是由于“他者”的存在，担心被“他者”同化，失去自我，每一种文化才进行认同和自我确认。“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需要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中，“他者”既是在场的又是不在场的。在与“他者”的区分和界定中，自我得以凸现，因而“他者”是在场的。与此同时，文化身份的建构指向的是这种文化的内部特质，“他者”又是不在场的。“他者”是人们头脑中设定的概念，是一种想象的设定，而不一定是一种现实的存在。随着“自我”的建构，“他者”也会不断的变化。总而言之，文化身份是相对于“他者”的建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赋予。
二、《吾国与吾民》中的形象塑造与身份建构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从童年到青年时期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传统知识基本有了全面的掌握。1919年秋他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求学，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人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林语堂有着长达30年之久的海外生活经历，造成了他与东方和西方的接触是以一个兼具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身份进行的，他一生都漫步在东西文化的接合部上。林语堂的一位朋友讲他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对此评价非常认同，并还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实际上，在1936年出国以后，他已明显地加重了其中一只“脚”的份量，把重心偏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那只“脚”上了。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一书的撰写与赛珍珠有着密切的关系。1938年赛珍珠的《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林语堂于1933年9月1日在《论语》第24期发表《巴克夫人之伟大》一文，对赛珍珠及其《大地》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赞赛珍珠在《大地》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之伟大，正在于高等华人所引以为耻之勤苦耐劳，流离失所，而在经济压迫战乱频仍之下，仍透露其强健本质，写来可歌可泣，生动感人”。赛珍珠在美国获得盛名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寻找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恰好此时林语堂正有此意，因此于1933年冬他开始《吾国与吾民》的写作。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的引言中嘲笑伪装书写中国的西方人只知道外国的疆域，却不学习外国的语言，指出即使是侨居中国多年的老中国通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仍然存在着无知的鸿沟，以及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写有着夸张或扭曲的成分。事实上，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起，到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到18世纪孟德斯鸿《论法的精神》、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黑格尔《历史哲学》，到19世纪卫三畏《中国总论》、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到20世纪斯诺《西行漫记》、赛珍珠《大地》、卡尔 维诺《看不见的城市》(1972年)等等，西方的“中国形象”一直在“妖魔化”和“理想化”之间游移。
《吾国与吾民》共有九章，分别描写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心灵、人生的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生活、人生的艺术等等。林语堂在引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同时充满神秘感的国度，究竟由谁来充当它的解说员?由于汉语的难学，历史的悠久，艺术哲学的复杂深邃以及当时中国政治的混乱，对中国的全面了解需要较高层次上的智慧。身居海外的汉学家仅仅是通过儒家经典来了解中国，而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理智与情感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林语堂试图运用欣赏和批判的眼光为大家展现真正的中国人形象，但是我们发现书中处处将中国人的形象与西方形象相比较，作者将中国人摆在与西方人迥然相异的位置上来观照中国，将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相对立的范畴上描述中国，相对于西方这个他者来建构中国文化身份。
在第一章描述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征服与冒险的体力，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明显体力衰退时，林语堂把欧洲学龄儿童和中国学龄儿童作对比，“在竞技上父母有一方是欧洲人的男孩子速度快而灵活，尽管在耐力上他们一般很少超过中国儿童”。
在描述中国人的性格时，老成温厚对西方的天真浪漫，遇事忍耐对暴躁冲动，消极避世对积极人世，超脱老滑对现实严谨，和平主义对强权政治，知足常乐对好胜上进，因循守旧对开拓创新。在描述中国人老成温厚的性格时，“中国大学的年轻人与同龄的美国大学生相比要成熟些，即使在美国就读一年级的中国人也难以对足球和汽车感兴趣，他们更多考虑的自己的家庭”。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参与精神、改革热情、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他们很少对攀登珠穆朗姆峰和北极探险发生兴趣，使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个世俗的社会。中国人具有宽容忍耐的品德，对他们来说，“‘不要欺人太甚’是一种文化涵养或修养，而对英国人来说，‘不打已倒之人’是为了尊重公平比赛的原则”。
在思维和学术方面，对于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就能得到认可，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合乎人情。希腊人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和天文学，相比之下，中国人缺乏分析思维，他们的数学和天文知识都是从国外引进。“西方的教授们对自己的研究有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而中国人眼中的学者建立在不同的概念上，如，实际的智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时刻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家庭和婚姻方面，林语堂对“女人在中国曾否真受过压迫?”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所谓对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显然，在林语堂看来，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不适合来形容中国家庭中至高之人母亲。在19世纪的西方人看来，妇女的境遇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确切地说，亚洲妇女的从属地位(有中国妇女缠足的风俗为证)曾成为多位作家力证东方文明落后的论据。通过赋予妇女在本国古往今来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林语堂证明中国是文明国家，至少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向西方吸取的教训。
在人生理想方面，中国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似乎有更大的能力去获取和创造，享受事物的能力则较小，而中国人享受仅有一点东西的决心和能力都比较大，把精力集中在世俗的幸福。在宗教方面，“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耶稣是浪漫主义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从这两名著名人物我们看到了希伯莱宗教与中国现实主义之间的典型对比”。
在特权与平等方面，中国的老人比西方的老人更高贵，更体面。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会无缘无故地惹恼一位老人，正如没有一位有教养的西方人会故意激怒一位女士。将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相混淆无疑会造成大错。中国以前的女子常为面子而死，而“在西方一位男子被扇了耳光不提出决斗是失掉了荣誉，而不是面子”。
在文学生活方面，英语里说一个人在思考作文时是用“搜索脑筋”，而汉语里形容寻找诗文佳句时是用“搜刮枯肠”。“元杂剧以及元以后杂剧的构成，同西方戏剧一样，情节一般毫不足信，对话也无关紧要，而演唱却占据中心地位”。中国歌剧有一点不同，西方的歌剧是上层阶级的专利品，“有钱有势的人常常为了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社交而进出剧院，而不是真的去欣赏音乐。中国的歌剧则是劳苦大众的精神粮食，它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中国人适应剧院的锣鼓声就如美国人适应爵士音乐一样。《红楼梦》讲述了一个大家庭的兴衰过程。在故事最后三分之一部分里，家庭的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就如爱伦?坡的小说《厄舍古物的倒塌》所描绘的那样。在情节上，“中国的小说则像D.H.劳伦斯的小说那样松散，在篇幅上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冗长，中国小说和俄国小说都使用现实主义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描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种主观性”。中国广泛介绍了西方学术的各种成果，其中包括哲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有着更为新鲜，更为丰富和广阔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使文学与生活高度和谐起来，使我们的思维高度精确，使我们的人生更为真诚”。
在艺术生活方面，中国的艺术家在学习绘画时，不像西方的艺术学校那样，临摹古希腊、古罗马的造型做石膏像。中国的艺术家是到处游览遍访名山。在获得艺术灵感时，西方艺术总是从女性人体那里寻求最理想，最完美的韵律，把女性当作灵感的来源。而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则通常满足于高兴地赏玩一只蜻蜓、一只青蛙、一只蚱蜢、一只蝴蝶或一块嶙峋的怪石。由此看来，“西方的艺术家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话来说明他们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是太阳神的艺术，而西方的艺术是酒神的艺术”。
在生活的艺术方面，如果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那么这样的事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识，而是“吃”。我们公开宣称“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这个态度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除非我们老老实实地对待这个问题，否则我们永远也不能把吃和烹调提高到艺术的境界上来。在欧洲，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代表了一种不同的饮食观。法国人是放开肚皮大吃，英国人是心中略有几分愧意地吃。而中国的美食家在饱口福方面则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华兹华斯高唱“简朴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但他忽略了精美的食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话语中“中国形象”的一种回应和解释，并对其中的消极成分进行了纠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被西方 的通俗小说家们形容为一支潜在的席卷欧洲、所向披靡的侵略部队。西方人回忆起了12、13世纪蒙古游牧部落对欧亚大陆的践踏，由此亚洲被认定为既颇有好战习性和征服欲，又具有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因而林语堂试图表明中国人主要是农业种植者和定居民族，人民都深深地热爱和平，没有征服的野心。林语堂把“和平主义”列入“中国人”所具备的一系列主要的“中国人性格”之中，并且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中国百姓……最痛恨战争，永远地厌恶战争”。中国人热爱和平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并不像基督教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哲那样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乌托邦。19世纪下半叶欧洲盛行的论及种族的话语中，有一种普遍的思想认为“黄种人”在民族的多样性之外代表着种族的团结，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白种人。对于林语堂来说，中国自身并非单一的民族，“中国的南方人在性情、体格和风俗等方面区别于北方人，就好比在欧洲之地中海区别于北欧。”林语堂认为中国的同一性是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因为中国人并非爱国主义者，他们只有家族意识。针对西方人“黄祸”情结，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第六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先立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然后用不经意的口气破“黄祸”说，虽然有类似民族主义形式在发展，但欧美人士不用吃惊，“黄祸”不会从中国出发，因为中国人的本质里有一种根性，愿意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会为国家而死，更没有一个人能为世界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在《吾国与吾民》1939年增订版中最后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林语堂对中日战争形势进行分析与评论的态度。他宣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讴歌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走向现代化的新生，歌颂同仇敌忾、奋起御侮、坚持到底的民族精神，颂扬国家元首坚强有力、英明睿智的领导，展望祖国战后和平、独立、民主、进步的未来之路。字里行间洋溢的信心及热情与1935年初版中的沉重心情判若两人。在1935年初版中，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局面，林语堂予以“正直”的揭露，他的矛头直指民国中央政府：“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十几个伪装的专制君皇代替了一个真正的暴君，而1919年的革命不过在种族革命上获得了胜利，它不过粉碎了一个皇统，而剩留下一堆毁垣碎瓦和呛人的尘灰”。他对于中国未来能否像以前那样生存下去感到非常茫然。在四年之后的增订版中林语堂的态度有如此的转变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迎合西方的期待视野。在《吾国与吾民》问世的第二年(1936)，林语堂举家赴美，专职写作。此后的三、四年中，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英美的新闻舆论随着日本入侵与中国抗战的全面展开，日益表现出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明、最富有爱国热忱和最有能力的统治者”。而林语堂开始增订他的《吾国与吾民》，撰写最后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时，由于身处美国，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亚洲周刊》、《外交政策》等。林语堂在1939年增订版中所描绘的中国面貌的惊人剧变确认和加深了美国读者心目中已有的抗日中国的总体想像。他对中日战争结局的乐观预测和对中国未来新生的坚定信念带给美国读者耳目一新的期许一中国终将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的“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三、结语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塑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形象”体系，包含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文化精神、人生理想、妇女问题、社会政治问题、文学面貌、艺术精神和闲暇文化。林语堂曾坦言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而想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确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因此，一切取舍都是根据于我个人的见解。”林语堂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中国文化的搬运工，他希望立足于自己独特的理解。正是从自身的文化问性身份出发，通过借用西方的视角，与西方他者相比较，一方面吸收借鉴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某些成分，另一方面对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消极成分进行批判，林语堂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但又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