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先秦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王道”是春秋战国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不仅代表着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以及经世的根本道理。先秦诸子各家关于“王道”的种种主张及其智慧，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应然”之政治生活的理性判断，对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也不乏积极意义。
关键词： 先秦诸子； “王道”； 智慧；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82-03
The Wisdom Concerning “Wangdao” of Pre-Qin Schoo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oday
YANG Han-min , KUANG Hong , REN Xiang-ya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ep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Pre-Qin thoughts are crucial to the research in the contemporary wort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angdao” is a term frequently us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which represents the political ideal and moral pursuit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also the topic shared by all Pre-Qin schools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All their opinions and wisdom concerning “Wangdao” not only reflect the rational judgment on the “should-be” political life but also contain much positive implic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oday.
Key words： Pre-Qin schools; “Wangdao”; wisdom; harmonious society
如何阐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发掘其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先秦诸子百家博大精深，其事迹和思想还有许多奥蕴，迄今为止并未得到完全揭示。“王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符合道义之政治的代名词，曾是春秋战国时期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不仅代表着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以及经世的根本道理，由此而来的王霸之辨亦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观念。先秦诸子各家关于“王道”的种种主张及其智慧，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应然”之政治生活的理性判断，对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也不乏积极意义。
一、先秦诸子各家的“王道”主张及其智慧
“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其意谓立君德，因事制义和公正无偏，“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荀对于“王道”可谓推崇备至，并将其等同于先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认为他们是道德意义上绝对正当的政治。针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学派确实高举“王道”的大旗，积极探索救治良方，并沿着内圣外王的路子构建了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道德和政治的直接统一。但“王道”思想并非儒家学派所专属，道、法、墨、名、阴阳等各家均有自己的“王道”思想，都曾先后以此作为经世的根本道理，不仅关注君主个人的仁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方式。在相互争鸣过程中，其“王道”思想最终融汇于杂家理论巨著《吕氏春秋》一书中，是为“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王道”学说诞生以来，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社会发展。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但其毕竟是社会进步的总结，部分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向往，表达了先秦诸子的一种理想和智慧。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各诸侯展开了形式各异的争霸活动，但无论霸业结局如何，社会各阶层都饱受战争之苦。如何摆脱战争苦难并使社会和谐有序运行，遂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的话题，因此诸子各家便在这一历史基础上提出了不同见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说明当时“王道”衰微和诸侯争霸，各派士人周游列国，纷纷为诸侯出谋划策，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局面。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还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深刻指出了诸子各家治道救世之目的。虽然诸子理论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以西周统一时代作为考量现时的出发点，或眼睛向后抨击春秋以来的“霸者”之政，或眼睛向前分析“霸者”之政的合理性并为之作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拟或兼而有之等等。诸子各派的共同点都是希望天下统一、王权独尊、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仅仅是具体理论和方式不同而已。从孔子的列国游说，老子的冷眼旁观，墨子的身体力行，到孟子的奔走呼号，再到稷下学派的坐而论道，以及荀子入秦的现实考察等等，都是在思考宣传实现天下统一有序的主张和途径。
儒家信奉道德至上并德化和推崇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形象，认为拥有大量具有良好道德教化的民众就可以实现“王天下”，于是主张在政治上效法先王，采用以德服人的办法。如孔子提倡以德义标准来衡量政治好坏；孟子有重王轻霸之说，认为用力之“霸道”不能使人心服，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从而主张仁义说教的感化政策；荀子尊王而不黜霸，但终究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如《王制》篇说：“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先秦儒家提出以“德治”、“仁政”为主的“王道”主张，显然是从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考虑的结果。
“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老子的主要观点，要求统治者表面上少一些欲望和作为，对于老百姓听任自然，如此统治才能稳固和得到更多的好处。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互相争夺权利，原因就在于人们有过度的欲望，政府有过多的法令，社会上出现了虚伪的仁义道德等。如果取消知识和道德，取消新颖的器具和财货，天下就会太平而没有争斗，人们自然各得其所，国家实现“无为而治”。道家思想迥异于儒家阐发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而以“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为框架，实则以退为进，用一种负的方法来构建“王道”理想。
墨家学派鼓吹“王道”也是不遗余力的。墨子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就是古代的“圣王”，并借这些先王来代言自己的观点。《墨子?尚贤》说：“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墨子?兼爱》说：“故兼者，圣王之道也。”墨子以先王之是非为是非，提出尚贤是治国安邦之本，大举任用贤能之士应不分贵贱亲疏，如此形成“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局面。墨子主张“非攻”和“救守”，认为政治混乱中危害人民最大的事情是侵略战争，并且还研究过制止战争的战术。但墨子并非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他提出一个国家为了兼并而兴师动众，侵略“无罪之国”，是谓“攻”而应加以非难和谴责，但如果是有道讨伐无道的暴君，是谓“诛”则应加以支持和赞扬。
法家的“王道”有所不同，强调以法治国，倡导耕战和重农抑商。主张国家的一切政令皆由天子所出，臣下及平民要绝对服从天子，而做到这一点则需靠严厉的刑法来保证。《商君书?画策》说：“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综合前期法、术、势三派的学术成果并把法治学说推向极端，从而最终把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正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所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稷下学派所著《管子》一书，以黄老道法思想为主，强调古之“圣王”所以能为天下之极，关键在得人，用人必须公正无私，务令“公法行而私曲止”。公正无私，则制定礼义，人尽己职，政治及社会秩序自然稳定，此为“王天下”之道。[1]另有阴阳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及历史兴衰，名家主张“名实相符”和社会各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等，实质都是依据各自理论来宣扬其“王道”思想。
吕不韦执掌秦政以后，秦统一天下指日可待，那么统一之后的政治模式不仅关乎诸子学说的历史命运，更关乎士人的生存。于是他们一方面承认、惊叹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取得的霸业，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够在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中发挥效用，于是不约而同地将统一帝国的政治模式规划为“王者之政”，希望帝国统治者真正地圣王合一――霸业转化王业，霸主转变为圣王。荀子曾一度入秦考察并言其“霸而未王”只因“无儒”[2]303。当然诸子学派各有各的“王道”思想，秦相吕不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高屋建瓴式地把握了各家思想的政治共同点，同时把握了由霸而王的历史转折，于是招贤纳士并集众编著了《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博采众家之长并欲成一代兴王之宝典，突出“王治”之思想主旨并构筑了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关于《吕氏春秋》中“王道”之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从修身养性到劝学尊师，从民本德治到任人唯贤，从赏罚分明到贵公去私，从重视农耕到义兵之说等无所不包，在权力运作上主要集中在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尊贤重道、仁政爱民几个方面，就此而言，各家各派都有其独到之处，都可以为我所用，这正如《用众》篇所言：“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吕氏春秋》强调“天人合一”，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是形成了一个颇具自身特色的杂家学派，可谓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
二、先秦诸子的“王道”智慧对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意义
实现美好的人类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不仅具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同时也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的特性。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4]。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先秦思想是极为重要的，而“王道”思想可说是贯穿于诸子各家的主线和主旨，分析先秦诸子的“王道”思想及其重建社会秩序的种种智慧，这对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文明形态的构建必然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和”文化到多元兼容与协调并进，是和谐社会理念内涵的认同与发展
先秦诸子“王道”主张之“和”文化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孔子以“仁”、“礼”为伦理准则，强调“和而不同”、“和为贵”；孟子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主张统治者“与民同乐”；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2]309；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相爱互助精神；道家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认为那些与天道相悖的人为追求破坏了和谐关系及社会安定。《吕氏春秋》更重视“和”的存在及其价值，指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天地万物的存在就是“大同”和“众异”的和谐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即为主体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多种力量主体彼此间尊重和融合的多元兼容、结构合理、共生共荣的社会。先秦诸子的“王道”思想本身就在于追求天下统一及和谐，从修身以实现人际和谐，到治国以实现群体和谐，至平天下以实现天人和谐，进而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目标可说是诸子各派之主要价值观，吸取其思想智慧自然有助于建设当今人际和谐、群体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
（二）从民本思想到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政治文化的认同与发展[5]21
民本思想可谓先秦诸子“王道”主张之重要基点，也是实现天下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2]504。《王制》篇还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吕氏春秋》对民本思想加以多方面的发挥，指出“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宗庙之本在于民”等等，认为民众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根本，从而提醒统治阶级掌握民之命的责任重大，必须做到谨慎从事，不仅注意满足民众的生存欲望和以爱利民为心，还要经常保持与民众的通畅关系，尽可能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本质上是为少数统治者利益服务，但其重民和保民之智慧必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释现代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凝聚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前进。
（三）从“名实相符”到责权统一，是和谐社会价值尺度的认同与发展
在先秦诸子的“王道”思想中，儒家孔子最先提出“正名”问题，认为治理国家，“必也正名乎”！战国时代“名实相怨”的情况比较严重，诸子各派就名实关系进行了争论，并有名家一派的产生。《黄帝四经》说：“名实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争。”《管子》说：“名实不伤，不乱于天而天下治。”《吕氏春秋》就正名的重要性及名学的应用价值进行了详细论说，明确指出“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如此重视社会各类角色的“名实相符”，关注社会中各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利益的均衡，然后用责任和义务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自然有其内在合理性。就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诸子正名学说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赋予时代新意，这有助于加强社会成员责任、权利和自治的统一[5]22。
（四）从重义轻利到法律制度与公平效率，是和谐社会方法论追求的认同与发展[5]22
德治和法治可谓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大厦的两块基石，也是战国诸子“王治”思想内容之中的讨论重点。先秦儒家注重“修身”和重义轻利，相应主张德政但并不否认刑罚的作用，这以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最具代表性，而法家信奉刑罚主义而根本否定道德教化的价值。《吕氏春秋》对此加以综合而提出德法兼重的理论模式，明确法治和刑罚应以德治为基础，二者同时也是促成德治的有效手段。“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3]1264“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3]1290“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蕲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3]339说明德治的重要性及其内容非常广泛，同时也要做到赏罚分明。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启示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交往的扩大，须以法律制度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同时配合道德和经济的力量，注重效率和公平，从而促进社会秩序规范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特别关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理论精华，积极探索其中“王道”思想的智慧价值并将其不断发扬光大，必然有助于在历史提供的更高起点上，创造出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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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