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异教时期的罗马国教具有公共性、反个人崇拜及相对宽容等特点。自从元首政治建立之后，随着东方思想的大量涌入，有关个人灵魂拯救的秘传崇拜开始打破公共崇拜对于信仰领域的垄断；皇帝崇拜日益冲击着城邦宗教中的共和与民主传统；与此同时，帝国政府对于异己思想表现得越来越不宽容。这种信仰危机随着3世纪社会总危机的爆发而日益加剧，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危机。基督教的崛起有效地缓解了公共崇拜与私人信仰之间的张力，彻底瓦解了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基础，并用一套全新的伦理原则重塑了社会的道德模式，因而最终结束了这场长达四百年之久的信仰危机。
关键词：罗马时代；信仰危机；秘传宗教；基督教
典型的罗马宗教，具有如下三大特征：其一是公共性。对于罗马人来说，宗教崇拜只是公共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崇拜活动只有直接为公民政治服务，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这种宗教只关注公民集体福祉，不关心个人内心苦乐，因此它重实践轻理论，把仪式和献祭看做是揣摩神的态度和博取神的好感的唯一手段。尽管各种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秘传宗教也长期存在，但总是受到压制；其二是反个人崇拜。早期罗马虽然有过“圣王”的思想，但圣王本身不是神，而只是神的祭司。罗马共和制建立之后，人民与公民精英的联合统治逐渐促成一种共识和传统，即杜绝把人当做神来崇拜。个人崇拜被认为与东方的君主制有关，因此，当一个人被斥责有当国王的野心时，他便处在最危险的境地。想当国王，尚且犯了政治大忌，而想要被人民当做神来崇拜，就更是千夫所指了；其三是相对宽容。罗马人在每一次成功的对外扩张中，并没有随之毁掉被征服者的宗教，而是让各地的信仰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允许被征服者的神祗进入罗马的万神殿。当然，这种宽容是有条件的，即这些地方性宗教只能为罗马自身的信仰体系增光，而不能从根本上危害该体系。
上述罗马宗教的三个特征，在公元3世纪的社会动荡中逐渐变质，由此罗马人的信仰进入了全面危机阶段。然而，3世纪的危机不过是社会矛盾的最终爆发而已，实际上，潜伏于罗马公民社会内部的各种敌对因素，早在共和末年时就已经像无数的蝼蚁那样侵蚀着罗马宗教这座大堤了。
首先，各种秘传宗教不断进入罗马社会。秘传宗教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有特定的入教仪式、秘密的活动程序及对新人教者的秘密启示，这是一种寻求个人拯救的宗教，它重视灵魂的净化，并向信徒许诺美好的来世生活。从本质上说，秘传宗教是与罗马国教的公共性及现实性原则背道而驰的，因此历来受到当局的排挤。例如共和后期当狄奥尼索斯一巴库斯秘仪流入罗马时，元老院便对其进行严厉控制；公元前1世纪初，埃及的伊希斯崇拜被引入罗马，元老院的最初反应就是将其祭坛毁掉。
可是，对秘传宗教的强硬态度，与罗马国教的宽容性原则并不相容。而且，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和各族间文化交往的不断增强，外省宗教习俗的渗入已是大势所趋，任何对其进行阻挠的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公元前43年，伊希斯崇拜被正式批准进入罗马；2世纪中叶，它在罗马开始拥有了一座庙宇。罗马上层阶级对狄奥尼索斯一巴库斯秘仪的态度也有了根本转变。例如2－3世纪时，有些元老竟然把狄奥尼索斯的神话场景描绘在自己的大理石棺材中，这说明他们对来世生活也开始有了热切的期盼。1世纪初，一种新的秘传宗教――密特拉秘仪开始流入罗马，它很快就在军人、手工匠人及家庭仆役当中广为流传；一个多世纪以后，皇帝奥列良把该秘仪的主神“不可征服的太阳”确定为罗马最高神，由此可见该秘仪对罗马社会的影响力之大。突出个人拯救和灵魂净化的秘传宗教一旦合法化，就会对罗马的传统国教造成巨大冲击，从而使得信仰的公共性原则荡然无存；如今，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国家的安全和公民集体的福祉，而是个人的灵魂是否得救，这对于罗马传统信仰来说，自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其次，帝王崇拜逐渐崛起。罗马人的帝王崇拜最早可追溯到恺撒。恺撒在世时，就受到人们的神化：许多与神有关的称号，被加在他身上；他的塑像被安放在公共场所里供人们崇拜；在他死后，人们还为他建庙。继起的屋大维虽然为了避免重蹈恺撒的覆辙，拒绝在世时被神化，可是在死后他立刻被元老院接纳为国家神。屋大维的养子、皇帝提比略也是如此，当有西班牙人要为他建庙时，被他谦虚地拒绝了，不过当亚洲诸城市要为他建庙时，却得到了笑纳。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化皇帝的进程也在加快。哈德良在东方被直接称为神，据说，亚洲人为他建造的祭坛有174座，雕像107尊。到了安东尼?庇护统治时期，不仅这位皇帝本人受到了神一样的崇拜，他的妻子佛斯提娜也连同被神化，人们为她建庙，并在硬币上刻画她骑着凤凰鸟升上天堂的图景。
进入3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加深，皇帝与臣民的关系日益疏远。此前的皇帝常常行走于平民百姓当中，据说哈德良就曾经在贫民区中与一名老妇搭过话。而如今，人民再也不敢直称皇帝的大名，而必须使用“陛下”一词；请愿者在请愿前必须匍匐在地上并亲吻皇帝的衣袍；请愿书不能直接交给皇帝，而应当由皇帝的近臣来代转。皇帝在穿着打扮上日益显得与众不同，他通常穿着紫袍，其原料是一种用与黄金等价的稀有染料染成的贵重布料。皇帝与人民的疏远，意味着他与诸神更加接近，如戴克里先就被称作“主与神”。当然，并不是所有皇帝都能够享有与神同等的威望，在政治动荡经年不息的岁月里，皇帝的威望常常与军事胜利成正比发展。在253－268年的短短15年问，罗马各地被拥立为皇帝的先后有30人之多，这些皇帝绝大多数与军事哗变、谋杀、皇位拍卖及背信弃义等丑恶形象有密切关系，他们即使想尽千方百计来神化自己，也无法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260年，皇帝瓦列良被萨桑波斯人俘获，据说萨桑王沙普尔曾用他的背作脚凳，踩着他骑上马。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自然一落千丈。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进入3世纪以后，一方面是一些皇帝更加远离世俗和趋近神灵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些皇帝堕落成为军阀并常常死于非命。皇帝形象的这种极端化现象，是罗马信仰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征象。
最后，对基督徒的迫害愈演愈烈。基督教的出现，从根本上威胁到罗马国教赖以生存的既定社会体系和秩序，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帝国当局的排挤、压制，乃至暴力迫害。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尼禄是第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皇帝，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纵火罪行，把基督徒当成替罪羊，对罗马城内的基督徒进行捉捕和杀戮。在图拉真时期，小亚细亚北部的本都一比提尼亚省新任总督小普林尼接到一些对基督徒的指控信，迫害随即发生，尽管皇帝和总督均坚持对受匿名指控的基督徒不主动追查的原则，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确立了另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要公开承认为基督徒，就足以构成犯罪，而无需看他的所作所为。该原则为以后的许多皇帝所沿用。在安东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略统治时期，基督徒又经受了一场迫害的考验，这场迫害维持时间达25年之久，波及的地区由罗马、小亚细亚扩展到高卢、埃及和迦太基等。从3世纪30年代中期起，随着社会危机的到来，帝国当局对基督徒的迫害更为变本加厉。如果说以前的迫害均为局部性的事件，那么如今就形成全国规模了。 250年，皇帝戴修斯在敕令中规定，所有的帝国臣民均必须向诸神献祭；履行过献祭义务的人被发给一张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的人要受法律的制裁。当时有不少基督徒死于斗兽场上或火刑架上，更多的人则被发配到矿山服劳役。到了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罗马帝国发生了最后一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对基督徒的迫害(即“大迫害”)。尤西比乌告诉我们，此次迫害的手段空前残酷。
在罗马当局据以迫害基督徒的诸多理由中，有一条理由颇值得玩味，即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基督徒摒弃各式各样的物化神祗，只承认造物主耶和华为唯一真神，这对于传统的罗马多神教信仰的确具有巨大的颠覆性。传承自犹太人的耶和华上帝这一概念并不为罗马国教所承认，因此，罗马人称基督徒为无神论者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同样独信耶和华的犹太人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为何能够受到帝国当局的优待?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犹太教缺乏基督教所独有的扩张性。犹太教始终局限于民族宗教的阶段，因此能够被长期容忍，而基督教一开始就表明具有发展为普世宗教的趋势，故难以为当局所接受。根据洛德尼?斯塔克等人的估计，在2世纪初时帝国境内的基督徒总数只有1万人，至3世纪初时则增长为20万人。3世纪显然是教会迅速崛起的时期，根据尤西比乌的记载，该世纪中叶，仅罗马教会就拥有46名长老、7名执事、7名副执事、42名侍祭，另有52名驱魔员、读经员和门房；它的基金资助着1500名寡妇及其他需要资助的穷人。基督教一神论者阵营的不断扩大，对于罗马传统多神教信仰的冲击，引起了当局和异教徒的恐惧，因此他们对基督徒的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护教的本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信仰危机有多么严重。
罗马的信仰危机与罗马的军事扩张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罗马在海外的胜利扩张，给罗马社会带来了外国的尤其是东方的宗教和思想。东方宗教大多具有秘传的性质，这些秘传宗教在进入罗马之后，必然会打破公共崇拜独大的局面，它们与原有的罗马秘仪互相融合，形成一个足以与传统公共崇拜分庭抗礼的宗教势力，这势必从根本上削弱以元老院为权力中心的罗马政府对思想舆论的控制能力，并逐渐地瓦解着罗马传统信仰体系，给后起的基督教的传播和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版图的扩张引致公民权不断扩散，由于行省“新贵”的加入，罗马元老院的内部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具有东方神秘主义思想和观念的登录元老日益占据元老院的多数，就对于外来新事物的态度而言，这些新元老的思想比较开放，这就是2－3世纪间基督教势力得以渗透到元老阶层的原因。
罗马信仰危机所引起的最大的社会震动，就是直接造成了普遍而深刻的道德危机。早期的罗马道德与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紧紧结合在一起，政治激情净化着道德行为，道德规范则约束着政治声誉，并保证了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政治手段的合法性及廉洁性。可是，从共和末年开始，政治日益蜕变为政客们愚弄人民的工具，公民的参与热情彻底冷却；而作为国家保卫者的军队，则堕落成为国家的掠夺者，整个社会被拖入了腐败的深渊。原先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的国家集体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如今变得互相对立。共和末期开始流行的伊壁鸠鲁主义，到了帝国时代更加深入人心，追求物欲和快乐成为社会的新时尚。1世纪中叶的基督教使徒保罗曾间接谈到当时人对待生活的普遍态度：“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去。”这一生活态度在一些碑文中得到了更集中的反映，有一则曾被反复使用的墓志铭为：“我过去不存在；后来存在过；现在又不存在了；因此我没什么好怕的。”总之，由信仰危机所引致的道德崩溃，使罗马社会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
拯救社会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了基督徒身上。早期基督教对待异教虽然并不宽容，但它把国家宗教与私人信仰融为一体，从而彻底消除了公共崇拜与秘仪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从此以后，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均被纳入到同一个信仰体系之中。基督教用一神教取代罗马多神教，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意味着人类思考的主要对象，由自然万物扩展到万物赖以产生的源头；一神教的胜利还意味着包括帝王崇拜在内的个人崇拜完全丧失了法理依据，因而首次敲响了极权主义的丧钟，给民主、自由理念的伸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在重建信仰体系的过程中促成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更新，并且借助国家立法的形式加快了社会文明化的步速，例如在君士坦丁时期，某些严刑酷法被废止，普遍紊乱的性生活受到纠正，孩子的权利受到保护，等等。
责任编辑：张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