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全球化时代真的已经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全书按实践顺序讲述了这场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真实历险，最终在2006年的元旦，萨拉全家很高兴地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
我在网上找到中央情报局关于香港的资料，其描述是“中国特别行政区”。甚至更糟，中情局的官方称谓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主席胡锦涛是其行政首领。7月1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国庆假日。这势头令人不安，不仅是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能想到的最缺乏诗意的地名，而且我很肯定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至少买过两三件香港东西。在抵制计划刚孕育的时候，我就该为自己的亚洲地理政治学充些电。
“你还不错嘛”，过了一会儿上床的时候他说。
他的话听来是得到了解脱，好像他一直纠结于我的善恶之间。只是最近为了我才算了结了。……
“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要买中国货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俩坐进丰田车时维斯说，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的眼睛。
“是你要买中国货，不是我”，我提醒他，“而且就这一次”。
“什么是门迎裤？”我问凯文。
他盯了我好一会儿才说出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门迎穿的裤子”，他说，“前面很平，裤腿是直的，还有可以挂钥匙的地方”。
这是早上6:40，凯文刚才宣布只要我买的是门迎裤他都会穿。我打开笔记本上杰?可努公司的广告单首页，上面没有说到门迎或其他任何职业。
“你说的是不是斜纹棉布裤？”我试着问，举起广告让凯文看其中一条棉布裤的图片。他叹了口气，意思是我的问题让他烦，他然后从坐在沙发上的孩子们中间往前倾了一下，在半明半暗中眯着眼睛看。
“对，这就是门迎裤”，他说，又不屑地抽了抽鼻子，“斜纹棉布裤，谁听过这样的叫法？”
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电视屏幕上。
我们婚后有过一次飞跃性发展。当着几个证人的面，凯文曾宣称，我买什么他都愿意穿，只要我不再对他的衣橱冷嘲热讽，那里面尽是磨损的卡其布衣服和他参加万米长跑时得到的印满广告的免费T恤。他对自己的形象还相对讲究时, 就是他上班时的标准装扮。一到周末那才叫真随意呢，他翻出的衣服和裤子上面的洞简直和小狗差不多大小――有时甚至比小狗还大。
要是我想迎接挑战收拾一下，凯文就会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时尚大扫除，而这时小姑子也会参与进来，在凯文不注意的时候，她会隔着房间向我颇含鼓励意味地点点头。有时候，我们没话说了，凯文那实在有限的时髦品位就是我们评论的对象。
“真浪费”，她摇着头说，“你真应该做点什么了” 。
她也许没错，可我对干涉衣橱的想法还真是不好说。我是有些喜欢凯文懒散的样子，穿着上的不修边幅才使凯文成为凯文。至少他不虚荣，我从没见过他从商店橱窗的玻璃上瞥一眼自己的影子。他的化妆设备就是一把旧梳子和一个剃须刀。要是有人虚荣地注意凯文的模样的话，那就是我。这还不是我犹豫让凯文改头换面的唯一原因。我不想冒险让人说我是河东狮吼，老天也不愿意，让我扮演老妈的角色。还有，做妻子的有几个有机会像打扮成年玩具娃娃那样对待她的丈夫，还获其认可呢？
对此, 凯文只有一个条件：“别拉我和你一起逛街”，他说。
我已经拖了好些日子，因为不确定他是不是说真的，可是今天早晨醒来，我准备好了接受这一使命。外面天还没亮，我就开始浏览杰?可努公司的广告目录并给凯文看图片。大概在6:41, 我得到了他对新门迎裤的点头认可。几分钟后，我就坐在餐桌旁边打广告上的客服电话了。一个年轻人接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想打听一下那条斜纹布裤，还有一条凯文觉得“与门迎裤能配在一起”的不错的花哨裤带是哪里产的，他听上去有点惊讶不过还是很负责任。年轻人叫我稍等一会儿。我在电话里听了约7分钟的迪斯科。
“您还在吗？”年轻人回来时问道。
他说裤子是香港造的, 裤带是中国制造的。我跟他说裤子我买了，裤带就算了，我能感觉到他在犹疑。
“能不能问一下您为什么不想要裤带呢？”他迟疑着说：“主管和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是哪里制造的，人们一般都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我告诉他我今年一年都试着不买中国制造，想看看究竟有多困难。
“这是个实验”，我说。
他笑了，“很酷啊”。
他说导购目录上的鞋子都是意大利制造的，羊绒制品都是蒙古的，其他的他就不清楚了。我说或许明年1月我会再次打电话来买这条中国的裤带，到这份上明显有点调情的意味了。我是没法抗拒抵制计划的崇拜者。
“希望到时候还是我接电话” ，他说。
挂了电话回到客厅, 一屁股坐进沙发里, 我接着就开始想香港，想她实际上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想我是不是应该起身回到厨房，打电话给我杰?可努公司的新朋友退掉两条有可能是中国制造的门迎裤？为此我烦躁了好几分钟, 想到凯文的衣柜里满是洞眼的裤子。然后我想起了可以帮我走出困境的地方：中央情报局。
几个月前，我问在亚洲生活多年的弟弟，香港现在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告诉我说他觉得那是什么“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我跟他说谢谢，尽管这对我听来是一派胡言。特别行政区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个毫无意义的词。我弟弟就不能用他的大脑和全球化的眼光，想出一个香港在世界地位上的更好的解释吗？
不，他不能。显然中央情报局也不能。我在网上找到中央情报局关于香港的资料，其描述是“中国特别行政区”。甚至更糟，中情局的官方称谓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主席胡锦涛是其行政首领。7月1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国庆假日。这势头令人不安，不仅是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能想到的最缺乏诗意的地名，而且我很肯定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至少买过两三件香港东西。在抵制计划刚萌芽的时候，我就该为自己的亚洲地理政治学充些电。
有关香港的失误已经够糟糕了，我又想起我给苏菲从原来香港的葡萄牙统区澳门买了件衣服，所以我又查了中情局有关澳门的统计，官方名称: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这样说来凯文的新门迎裤是那里造的？我应该退回去吗？还是保留下来而在今年以后的日子里不再买香港、澳门制造？我仔细研究这些选项，然后认为抵制计划是个进行中的工程，就像生活中很多事情一样,不可避免地难以十全十美。
凯文可以留下他的新裤子了。
我们带孩子去一家很有名但却很脏的店里吃早饭。服务员给维斯拿来一个餐具垫和一盒四支装的彩笔，等餐的时候我一直在玩弄餐具以免看到墙面，那上面都是年月久远的鸡蛋渣。
我的餐刀把上写着巴西制造，在叉子和茶杯茶碟底部我没发现任何字，然后服务员送来了食物，我暂时忘掉了中国。回到家时我决定查一下最近几天一直在我脑海中的事：汉娜? 威金斯到底是不是中国制造。
汉娜?威金斯是这周邮箱里玩具广告第二页上的玩具娃娃，还配有四顶可替换纱线假发，用维可牢贴在她头上。“跟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她喜欢换一套衣服就换一个发型” ，广告上说。照片上汉娜?威金斯穿着鲜艳的橙红条纹紧身衣，苏菲也有一件橙红条的紧身衣，我一下子就爱上她了，汉娜?威金斯简直就是苏菲完美的圣诞礼物。
问题是汉娜?威金斯是否和大多数美国销售的玩具娃娃一样是中国制造。我拿着广告坐在沙发上，做了个深呼吸，拨了号码。保罗立刻接了电话。我告诉他产品编号，然后问生产国。那边大概停顿了10秒钟，那么安静，我都怀疑保罗是否还在电话旁。他走开时我默默对自己说，“请说是越南，请说越南”。
“中国”，保罗说。我把自己的悲叹硬生生咽了回去。
“谢谢，我就需要这”，我说，然后猛地挂了电话。我太沮丧了，都没有心思和保罗调情了。
我难过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像以往心情不好时一样――打电话给妈妈。我轻快地一件件告诉她家里边最近发生的事，接着不经意地提到了玩具娃娃汉娜?威金斯。我想方设法两次提到导购目录和玩具。妈妈一下子就看穿了我。
“你说的是哪个导购目录？”她问。
我告诉了她，接着又说：“当然了我不是要你为她买玩具。只是告诉你最近发生了什么，这样你就知道我们在忙啥了。”
挂上电话后有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内疚的撒谎者。没多久维斯拉我坐在沙发上，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我的情绪一下子从内疚变成了不安。他要我给他圣诞老人的心愿单上再加一些东西。
“吸血鬼的牙齿”，他说，“要真的很尖地那种”。
尖锐，塑料的中国吸血鬼牙齿，我想到，真是。
一个朋友想知道我们的下一个新年计划。
“你和中国会和好吗？”她问道。
她跟我说她曾经试着和大学时的男友重归于好，但是和好后没多久就分开了。
“当然了，我们本来就没有你和中国的感情深”，她说，“就我们来说, 注定不能长久” 。
我得承认我还没想那么多。我一直认为抵制中国制造只是一种试探性的分别，是为期一年的冒险，为的是在必须接受束缚前得到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基础是方便而不是爱。我读到一则报道说在爱荷华州有人很出格不用天然气、电和自来水，住在围栏里。但真相是我不敢说我可以永远不用现代生活中诸如中国产品之类的最基本东西。我不敢想象自己长期这样生活，不确定自己能否这样过完后面的两个半月。今年前面的九个半月的确很好玩，但是现在圣诞树下没有中国礼物圣诞节就像是一次和刽子手的约会，我筋疲力尽了。
还有，这个礼拜我发现，抵制中国制造对一个小男孩的快乐有影响，这种快乐有时候寄托于拥有中国的紫色塑料产品。这是我们一家去塔吉特购买万圣节的装饰品时我发现的。这次购物是凯文的提议，一开始我就应该预见到麻烦，毕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美国节日的装饰品是哪里制造的。但偏偏这个周六天空蔚蓝，让人只感觉到幸运的气息，所以我想当然认为这种幸运也许会延伸到塔吉特的节日装饰品专区。
可是运气不好。全是中国制造，每件东西都是，正如我早知如此。薄薄的涤纶蜘蛛网，指头能动的假手，电动南瓜灯笼以及闪亮的鹅卵石灯，发出“请回头”的不祥信息，――全是禁止的物品。我们在过道里转时维斯的眼睛闪烁着期待的光，查看着“中国制造”的标签盼望会有一个例外。我们看到的一件件全是中国制造，维斯的眼神慢慢暗淡。进入卖场20分钟后，我们发现很明显中国占有着万圣节，而我们的购物车依然空空如也，我们几个焦躁地围在过道的一头。也就是那一刻，维斯泄气了，他的双肩下垂，就像承受着整个世界的重量。他看着我开始哭了。
“现在不能例外么，这是万圣节啊，我们可以买中国制造了好吗？”他哭着说。
他抓住我的手臂，整个人都蔫了，四十磅重的可怜小男孩扯着我的手腕。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卷发王子，现在渴望拥有发光的新塑料玩具带来的快乐。我注意到他一眼都没看抱着小孩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的最薄弱环节。维斯本能地知道我是他的痛苦之源，是抵制计划的卫道士，是诱人却被禁的中国货的敌人，是他必须用可怜的哭声打动的力量。我心跳加快，手腕很疼，维斯简直是在要我的命啊。
有那么一会儿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带着拉斯维加斯赌侠那样的犬儒精神，我想到了今年救过我好多次的话。
“下次吧”，我说。我自己都感觉我的话没一点说服力，但我希望维斯没注意到，“下个万圣节，你要什么我们就买什么。”
可是维斯再也不想等下次了，他的快乐已经推延得够久了，中国的小玩意也被剥夺得够多了。那会儿他更加绝望了，开始拉我的手臂。
“我给你看我想要的东西”，他恳求着，“就一个小东西” 。
维斯拉我的时候我脑子飞转，希望有办法扭转局面，不至于让这艘船触礁沉没。我们吃力地穿过一堆眨眼睛的塑料脑袋和超级英雄道具，无疑全是中国的。维斯带着我转过拐角，来到展示各种型号、橙色紫色交叉排列的电子南瓜展示台。他松开我的手，拿起一个橙色小南瓜递给我，上面有橙色和黑色小珠子，吓人的三角形牙齿组成的笑脸。
“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他说，“看见没？就这么小” 。
维斯红肿着的眼睛看着我，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希望。他死死把那个橙色南瓜抓在胸口。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飞快地下沉。
“我们这次不能破例吗？”他小声嘀咕着。他指着那些大的电子南瓜，“我不要那么大的，就这个小的就好了” 。
接着，又怕我刚才没听见，重复着，“就这么小”。
我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不说，而身体中的那东西沉得更快、更深。抵制中国制造对维斯就一直这么难吗？不会，我跟自己说，不可能的。如果认为维斯在遭罪1月份的时候我早就放弃了。当然了，比起真正意义上的一贫如洗他一点也没有吃苦，比其他学前班的那些被过分宠爱的美国中产阶级小孩他也没有受苦。他或许听“不行”“下次吧”“来个乐高怎样”听多了，但是这和受苦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我也确定。当然是差不多能确定。
当然，他早已将目光盯在将来有一把中国光之剑作为奖励，但这不等于他就愿意放弃别的中国玩具，至少现在不是。他一直没有焦躁不安或厌烦情绪，快乐时光日复一日, 和其他四岁的小朋友一样, 为只有他们能懂的笑话笑个不停，还很容易被乐高玩具和意大利毡头笔逗乐，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新玩具吧？不久前, 我还给他买了一把台湾产的塑料泡泡剑，吹出来的泡泡足足有6尺高，大泡泡在草坪上飘来飘去，把家里的狗狗里克弄得像一发有八十磅重、咆哮着要摧毁泡泡的飞毛炮弹。如果这还不叫快乐，我真不知道什么是了。
而且维斯1周7天,1天24小时不乏乐趣之源：他爸爸永远精力无穷，在和穿裤子的猩猩和狗狗玩耍的间隙, 他就是孩子们非常刺激的娱乐项目。几乎每天凯文都会把孩子抛向空中，模仿大猩猩，或者是和孩子们一起在客厅建造堡垒，都不顾这威胁着孩子们的安全和沙发旁的台灯，我只好看晚间新闻的时候坐在没有垫子的沙发上。在寻开心的时候我也不是个毫无幽默感的古董。我允许孩子们在房间骑滑板车，允许他们绕着餐桌疯跑，允许他们在做甜点时玩面团。有一次我们在客厅里搭了个野外帐篷，一直搭了好几个礼拜呢。中国玩具怎么能和这些快乐相比呢？
所以，没有，我对自己说，抵制的结果并没有让维斯受苦，一点也没有，毋庸置疑，这也太滑稽了。
可是，站在塔吉特万圣节专区里，看着望着我的眼睛，不能否认这是一双痛苦的眼睛，显然我看着的蓝色痛苦大眼睛，只是在乞求同情和一个橙色小南瓜。不过是个小小的请求，这双痛苦的眼睛对我说。一瞬间我头脑发热，口腔很干，或许维斯一直都很痛苦，我一下子想到，只是我自己拒绝承认罢了。
刹那间，我都准备认输，放弃抵制计划，将橙色南瓜放进购物车，甚至还有那只假手和薄薄的蛛网。为光之剑和怪兽卡车的请求周旋了九个半月之后，这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对抵制计划说再见，对亲爱的拥有痛苦的蓝色大眼睛的儿子说“好”。可是我一开口却不是说“好”，说的话完全相反。
“我们的中国实验就快结束了”，我对维斯说，“你只要再忍一段时间，好吗？”
然后我又讨好他，就像前几个月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给你选一个乐高玩具”，我说，“明年我们就买电子南瓜，哪怕是个大的，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两个，一个橙色的，一个紫色的”。
在我伸手要回南瓜时，维斯还是蔫蔫的。
接着，使我意外的是，他缓过来了，那种苦恼一下子就不见了。他默默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用袖子抹了抹满是鼻涕的鼻头。
他递回了小橙南瓜，我把它放到陈列台上。我伸出手，他的小手放了进来。
“咱们去看乐高”，我说。
接下来就像往常一样了。我给苏菲拿了韩国袜子，给维斯买了丹麦乐高警车，也给马上要过生日的一个小男孩买了一个。我对自己说可以舒一口气了，因为抵制计划又一次从危险中被拯救回来，可是事实是我很沮丧。在电子南瓜这场战斗中我的胜利很空洞，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说明我胸膛中跳动的不是我的心，我压根就没心。其次，凯文一直在给我眼色看，因为很明显抵制计划会给全家的万圣节欢乐浇一头冷水。他期待着在万圣节时装饰屋子，我们也都期待在万圣节时把屋子装饰得很漂亮，现在一切都被我给刹住了。并且即使乐高卡车有所补偿，我还是把维斯惹哭了。
生活的底线是没有人喜欢扫兴，尤其是我，特别当扫兴的那个人是我时。
回家的路上，坐在丰田车里望着窗外，我寻找着一缕希望。我跟自己说我已经利落地处理了维斯的不满，用貌似合理的理由安慰自己说南瓜带给维斯的不开心只是表面的，不是那种持久的深入骨髓的难过。我已准备好了两个半月的耐心――离12月31日抵制计划正式结束还有70天――对维斯来说，是6美元的乐高卡车，还有新年里电子南瓜的许诺。凯文的不高兴不会太久的，他天生不是扫人兴的人。所有这些是说，即使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也设法没让抵制计划妥协，没买“非法”中国产品。当我们驱车上到主干道时，我觉得橙色南瓜事件已成为过往烟云，尘埃落定了。
事实证明我错了。
那天晚上，就在我们在沙发上讲完故事准备睡觉时，维斯又一次发作了，突如其来，彻彻底底地毫无预兆。
“为什么我们再也不能买中国货？”他大哭着，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似乎很痛苦的蜷缩成一团，“我不想不买中国东西，让我难受” 。
我猝不及防，张开嘴想提醒他有乐高卡车，可是眼下我看得出一个乐高卡车根本没法平息这种痛苦，甚至在表面和真正的不开心的判断上我错了。我看着维斯在内心的折磨下扭动时将一本书撞到了地上。我不看凯文或者苏菲，他们挤在沙发的另一头，用谴责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在愁闷中，出现了一个奇迹。我看到我遗忘了好几个月的东西：维斯房间衣橱抽屉顶上的金属存钱罐，上次数的时候至少还有19美元，尽管我记得有天晚上，我突然要去见一个朋友而没有现金时曾经借了5美元，然后放进去了一个借条。我给维斯提出了个和平建议。
“好吧”，我说，“你可以买那个南瓜，但要用你自己的钱，妈妈不会为你买的。明天早上我开车带你去商店，帮你把钱给收银员，但那是你在买中国南瓜，而不是我” 。
维斯坐起来揉着眼睛。他使劲地抽着鼻子，尽量镇定下来。
“可要是我的钱不够的话，你会给我吗？”他问。
我告诉他我觉得他的钱够了。
“就这一件中国东西”，我补充说，“然后直到圣诞节之后我们不能再买中国东西了，一件也不行”。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得到了凯文的肯定。
“你还不错嘛”，过了一会儿上床的时候他说。
他的话听来是得到了解脱，好像他一直纠结于我的善恶之间。只是最近为了我才算了结了。
“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要买中国货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俩坐进丰田车时维斯说，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的眼睛。
“是你要买中国货，不是我”，我提醒他，“而且就这一次”。
我们上了快车道时我能感觉到后面维斯敬慕的眼神。我们用了10分钟赶到了塔吉特，他一路自己哼着歌。在商店里，维斯突然将橙色小南瓜换成了紫色的。价签上标的是4.99美元。他将钱递给收银员时我没有插手。当她递给他装有紫色小南瓜的塑料袋时他欣喜若狂。我们穿过停车场走向车子时他在我身边轻快的跳着，往袋子里偷偷看了好几次，确保那个紫南瓜还在，还是他的。
在家里，维斯把南瓜灯插在一个插座上，摆到窗户跟前的沙发后面，这样过往的人能欣赏到。我看着他，既有一种破坏抵制计划的罪恶感，又有一种看到他从发光塑料玩具得到开心的欣慰。他坐在窗户旁边，等着有人走过，他就挥挥手，给人家指他的南瓜。
几分钟后，他转过来严峻地盯着我。
“妈妈”，他说，“你还会有两个小孩吗？他们来到这儿之后你告诉他们买中国东西是没关系的，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一直哭，你可以在他们零岁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而不是更大一些，好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尽管有很多语法问题。
妈妈打电话问圣诞节给孩子们礼物的建议，这很奇怪，因为几周以来她一直向我吹嘘她快完成了节日购物。
“那是什么啊？”当我告诉她维斯得到任何有关史酷比的玩具都会很开心时她问道。
“什么是什么？”我说。
“史酷比？”
我糊涂了，就像妈妈刚刚问我史酷比是谁。
“你从没听过史酷比？” 我不敢相信。
“没听过”，她说，“那是什么新玩意？”
我告诉她史酷比是谁或者说是什么，尽量不提它曾是美国两代孩子(包括她自己孩子在内)眼中反潮流的狗英雄；我也没提她可能找到的所有史酷比都是中国的，如果真是如此我倒希望自己不知为好。
第二天她回电话说她找到了有史酷比主体的爆米花机。
“爆米花从它嘴里喷出来”，她说。
我没有问这是哪里制造的，而问她圣诞节要什么礼物。
“我老了”，她说，“什么也不需要”。“好啊”，我说，“那我就把你从单子上画掉了”。
这个话题是我们夏天在圣迭戈时和妈妈谈话的续集。当时我说她缺少晾盘子的支架，所以她的碟子什么的器具在水池里放得乱七八糟，她说她老了，新的排不上用场,要那些有什么用？出于同样的理由，她还用着一个色拉滤锅，虽然我不失时误地给她指出来了，可还是毫无结果。
“我可以给你买个碗碟架”，我跟她说，“在零售店里大概也就5美元”。
“你敢”，她说。
我不敢。
这次，我没有买她 “别给我买东西” 的账。圣诞节她也想要一些东西，但出于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原因不想直说或承认。要讨好妈妈还真不容易。
当然她的外孙们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们想要圣诞节礼物。最近，当我问维斯要不要给他读个故事什么的，有时他会要我读他给圣诞老人的心愿单。每次我都会提醒他，可不是所有心愿单上的东西圣诞老人都会给他，可是我敢说他压根就没听。
“要是有一把光之剑就太好啦”，他跟我说，眼里满是期待。
维斯对圣诞节不可动摇的信念是最近一系列棘手的事情之一。起初，令我很烦躁的是我发现维斯穿了近7个月的意大利网球鞋其实不是意大利的。
我得出这个意外的结论还有些曲折，是在维斯的教母问我维斯的鞋码之后。她的问题让我看了下鞋子里面，鞋底上写着 CSR 亦或是CSA 制造，字迹都模糊了，看不清写的啥，但肯定不是意大利制造(意大利的英文是Italy――译者注)。但也没写是中国（China）制造，要是那样就更糟了。不管怎样，维斯的脚趾头已经很危险地快顶住鞋头了，那意味着不久后我就要开始给他寻找一双非中国制造的新网球鞋。我决定暂时不去想它了，手头烦人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麻烦之一是家用办公打印机出了问题， 突然就出故障了，就在我用伊利诺依的日本墨盒解决了打印机问题后没几周, 突然又出故障了。显示屏告诉我出错了，这很明显，因为我发出指令后打印机没反应。接着出错信息也消失了，事情似乎更糟糕了。
一天下午, 我鼓起勇气请凯文帮我再在他办公室打印东西。他的眼珠转了转，不过没有拒绝，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现在我可不敢奢望什么微笑服务。
为了修好我的意大利太阳镜，我很难堪地去了一次商场，这次外出难堪，是因为好几个月以来，我认为我的眼镜如此别致，如此意大利，以至于除意大利米兰之外没有几个眼镜店胆敢将镜片再安到华丽的镜框上。很多时候我甚至把我的太阳镜不叫太阳镜，叫它我的罗密欧?吉格罗斯，或者只是我的罗密欧斯，以示对它的意大利时尚设计大师的尊敬。几周以来，我将脸挡在凯文的冰川眼镜后面，无视投向我的各种眼光，想着在这个世界上对太阳镜的选择只能走极端，要么是昂贵的意大利或美国货, 要么是便宜的中国货。
所以在商场里, 当位于咖啡厅对面, 西尔斯店拐角处眼镜店里一位年轻女子扫了一眼我的太阳镜，说她十分钟就可以修好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吃惊。
十分钟后，她给我递了回来。
“免费的”，她说。
我抑制着自己没有越过玻璃柜台去拥抱她。就为了这不疼不痒的小事，我不得不忍受冰川太阳镜带来的头痛和等候交通灯时别人的眼光？走向车子的一路上我都在责备自己。我责备自己，可是我不用再眯着眼睛了。我又让我的意大利太阳镜，我的罗密欧斯，回归到了它该在的地方――我的眼前。
我尽量不去想圣诞节，也许这种想法就不对，因为我需要忙着购物了，而且不想圣诞节几乎是不可能的。邮箱里玩具邮购广告日益增多，其中有一个卖的是昂贵的欧洲玩具，比如卖到100美元一件的德国手工木棉娃娃。我浏览着，想看看有没有售光之剑、警察装备之类的低俗玩具。没有。
就连最近的新闻也令人不安。汽车部件制造商特菲尔申请了破产，裁掉了美国几千个工作岗位，部分原因是来自更廉价的中国劳工的竞争。同时，中国送了两名宇航员上了太空。我不是忌妒中国的里程碑，可是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好消息。美国纺织工人持续失业，因为中国工厂侵占市场。几周以来我读到的给人安慰的消息怪兮兮的，那就是得克萨斯州的大脚兽会议吸引了上百人参加。
妈妈继续取笑我。她说最近给维斯买到一只睡袋，她剪掉了中国制造的标签。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啦”，她说。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
万圣节那周，我去了趟工艺品超市，买回了红色、金色和蓝色的韩国丝线，还有美国的小孩披风图样。我在厨房的壁橱里找到了以前的德国细线。用了大半天的时间趴在缝纫机上，还好只有一次扎到手指。
下午的时候我给孩子们展示了成果：一件给维斯的蓝金王子装，还有硬纸板的王冠，一件给苏菲的小红游侠披风。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衣服边上的针脚还不整齐，还好我的观众都不怎么挑剔，闪光的丝线掩盖了歪斜的针脚, 和我虽然尝试了几年想摆脱一个初学裁缝的蹩脚。
维斯穿着他的王子衣服去了商店。吸引了其他购物者赞许的眼光，他们像孩子一样，对不整齐的底边或者褶皱的肩膀线条不怎么在意。连凯文都对维斯的衣服表示满意，尽管准确地说，他唯一的儿子穿着锦羊皮来在庆祝节日。
我和凯文应邀参加一个成人万圣节聚会，虽然不要求化妆，凯文还是戴上了黑色的法官假发，看上去就像没有胡子的索尼?波诺。这顶假发买了好几年了。凯文戴上之前, 我看了下合成发衬，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
在聚会上，我告诉一个朋友这么长时间了, 我对于维斯紫色南瓜的故事还是想不通。我注意到，我讲故事的时候，她都快要哭了。
“可怜的维斯”，她说，停了一下又问，“如果我给孩子们拿一些旧玩具你不会介意吧？我只是为他们感到难过。”
我笑了，告诉她没事，不过，维斯真的没事。
“我发誓他一切都好”，我跟她说。
她显得半信半疑。
之后我就忘了这次聊天，直到两天后的一个早上，我从前门出来看到台阶上一大堆玩具，一个芭比娃娃的盒子上附有手写的便条：
“我们的飓风收容所关闭了，没用过的玩具和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我找不到需要这最后一盒东西的收容所了。你的孩子们会从这魔幻般出现在家门口的中国玩具得到快乐吗？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让我拿回去放到慈善处去。我本来可以自己处理的，可我想起了那个紫色南瓜……好吧，卡洛琳。”
我很快将大多数玩具搬到丰田车的后备箱里，用塑料纸遮了起来。然后很快看了一下，有好几十个的塑料动物和士兵，一套假防毒面具，玩具汽车，一盒水陆两栖的校车，几个芭比娃娃，一个林肯乐高，还有印着花的白色玩具家具。我筛选得很快，以防万一孩子们出来一下子爱上这些东西。我拿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林肯乐高，两栖校车，玩具房子家具，毡头笔，还有一些塑料动物。留下了玩具士兵，倒不是因为什么反对战争之类的，而是因为没有谁的脚底板能如此坚硬，不被他的边角划破。我又很快区分了我选的这些东西的生产国：都是中国制造。
我拿着给孩子们的一大堆的中国东西回到客厅，他们贪婪的小手一下子就抓走了。我跟凯文解释说这些玩具是本地一家收容所不要的剩余物品之后，凯文的反应很冷淡。
“呃，太伟大了”，他说，“我们成了孩子一无所有的慈善对象” 。
人都希望爱会持久，但事情总不能尽如人意。当然维斯对电子紫南瓜的热爱也没持续多久，他们甚至没熬过11月的第一周。
随着万圣节的临近，他似乎对南瓜的喜爱在逐渐消减。才过了万圣节没两天，他就一点也不稀罕了。他不管苏菲把它拉来扯去,从墙上的插座拔下来又插上去。当苏菲像抱自己的东西抱着它时，维斯似乎也不怎么介意。
“你不再喜欢你的南瓜了么？”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他耸了耸肩。
“我猜还行”，他说，眼睛都没有从电视上移开。
他觉得电子紫南瓜还行？可为了这我就把自己都出卖了？
好吧，既然这样。下不为例，没有妥协，没有中国玩具，没有中国的任何东西。也不会搞折中、破坏抵制规则; 不管什么眼泪、请求和凯文的脸色。我将带着刚刚获得的热情去面对还有两个月的家庭抵制活动，完善抵制计划这一年来的不足：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