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做了三十多年中国人，我还是说不清。萨苏以文人篇、军人篇、科人篇、伶人篇、凡人篇分别讲战争的故事，写科学院的故事，说普通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妙趣横生，竭力探寻着同为中国人的最为本质和共性的东西。
今天的日本，最美丽的旅游城市，就是京都和奈良，一个世俗，一个出尘。
如果没有梁思成，早就没有京都，也没有奈良了。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这份材料，是梁思成沥心呕血完成的。
但梁思成希望美军能将另外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抗敌的前线，一个清华大学出身的年轻炮兵军官在激战中因无医无药殉于阵中。
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亲弟弟梁思忠。
1941年，在成都，日军利用恶劣天气，以诡异的云上飞行方式奇袭中国空军双流基地，一个中国飞行员不顾日机的轰炸扫射，冒死登机，起飞迎战，在跑道尽头未及拉起就被击中，壮烈殉国。
三年后，林徽因为这个战死的中国飞行员写了一首哀婉的长诗，叫做《哭三弟恒》。
这个中国飞行员，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我们叫做三爷的那个孩子”――林恒。
因为国恨家仇，梁思成先生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出：“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当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而且并不是临时起意而已。
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候的情景：“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
而我分明感到胸中的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 高贵到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至今，依然有日本人认为当年侵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那么，有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就是在无言地告诉后人，日本人那时是在戕害一个怎样高贵的民族。
这一瞬间，我方才感到，林徽因选择的梁思成，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抗战中，他们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47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咳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那是真正的受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
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定居美国的时候，这一对苦难中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林徽因在回答“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而言：“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于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1945年，盟军不得不做出对其进行轰炸的准备。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摘自《那些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