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浩波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但其最新推出的超长组诗《蝴蝶》，却几乎收获了一片赞誉之声，并获得2010年“人民文学奖”。这是否说明该诗已经标志着诗人完成了从“下半身”向“上半身”的转化?文章通过细读该诗，认为在《蝴蝶》中，诗人清晰地梳理了自己的成长史、心灵史，完成了对其过往生命韵致的直写，是他的一次神圣的下降仪式。
关键词：《蝴蝶》；沈浩波；心灵史
回望中国新世纪文坛10年来的行进轨迹时，曾被冠上“新一代诗人的领袖”、“心藏大恶的诗人”、“流氓诗人”、“牲口诗人”等“帽子”的诗人沈浩波，已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存在。怀抱着《谁在拿90年代开涮》冲进诗坛的沈浩波，一出场就先在地表明了其异质性；《下半身写作和反对上半身》这篇传达其诗学观念的文章，一面世照例遭受了口诛笔伐；《一把好乳》、《强奸犯》、《挂牌女郎》、《淋病将至》、《静物》等沈浩波自己非常看重的诗歌，充满了争议和误读……那么，《蝴蝶》中的沈浩波，真的如人所说，已经实现了从“下半身”向“上半身”的转身?如果我们承认《蝴蝶》是首好诗，这好是不是由于它已经“上半身”化?如果不是，或者不全是，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反省一下，前此我们用以观察“下半身”诗歌运动的眼光本身?
组成《蝴蝶》的三辑，由于其内在绵密的联系，构成了诗人心灵史的三部曲，而各辑本身，亦自成一个有机体。仔细考察之，当能看到其情绪的曲折流转跌宕而成的心灵景致。
1 三部曲之一：我?母亲?女人――蝴蝶的由来
“我已习惯／一次次撕去自己／艰难生长出的／斑斓羽翼／露出丑陋的身体／――虫子的本相”。诗人这最初的抒写，将我们拉离了固有的审美心理的拘囿，于是我们只能以惊奇的眼神注视着这只蝴蝶，在随后一次次语言的历险中，看诗人笔下的它如何展露自己“丑陋的身体”，以及其被型塑的历程。就在这层层剥离之中，诗人自身与母亲、与女人的关系，阴柔而复杂无比地展开于接下来的51首诗中。
如果再做细分，从第2首到第52首可以分成相互承接的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2～10首。在这9首诗里，诗人正面抒写了自己与母亲爱与怨交织的关系。
“三十年了／我一直奋力攀爬／在黑暗中／血水混杂的泥泞里／／却怎么也爬不出／母亲那条长长的产道”。诗人想挣脱母亲的影响，却终不可得，所以他在诗中对母亲的抒写“总有一种／残忍的怨”。其实，这绝不意味着诗人对真实的，母亲的仇视，我以为这仅仅是因为，童年的那份真诚的对母爱的感知已经消失，彻底消失，所以尽管有“更多崭新的爱／和上升的恨／也无法赎回”。与其说诗人是在仇视母亲，不如说，他是在仇视年华的匆匆流逝，惋惜那份至真至纯的爱是那么不堪一击。
第二部分：第11～35首。不管诗人愿不愿意，他毕竟已被母亲从子宫的梦境中分离了出来，他必须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这世界上。那么，诗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在第11首诗里，诗人诘问自己：“活着是为了／对抗死亡吗?”‘存在是为了／抵制虚无吗?”而“我”已经与那些“年轻人”有了决然的距离：“他们真的可以／迷醉和疯狂／淫贱和颓唐”，他们如气球般轻盈飞升，毫无负重感，而“我”只能“羡慕”，只能选择如“卵石”，负重着一切，缓缓下降(第12首)。下降的过程中，“我”如“山上的每一块石头”，成为“静穆的佛”(第13首)。
要探究未来的走向，首先需要探究过往的痕迹，看那些曾经的点滴记忆如何规范、形成了现在的“我”。于是，诗人开始回忆“生命中积淀下来的／那些事”：第一次因母亲的教育而为贫穷感到耻辱(16首)；生命中有过不少女人，却从未抚摸过一对令他热爱的乳房(19首)；因为需要寻求一个外置子宫温暖自己而在妻子面前扮演好丈夫的角色(20首)；读《红楼梦》长大的他在时间粗糙的刀痕下已经忘记海棠花期(21、22首)；关于出生、地震灾害的记忆(23首)：第一次写诗(25首)；与初恋小情侣的女友见面(26首)；一生中的那顿饭(28首)；甩不掉的少女的呼救声(35首)。透过这些诗行，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这些点滴记忆，影响并在一定意义上构建了诗人的贫穷观、女性观、生死观、时间观、爱情观，规范了现在的诗人和他观照世界的眼光。
第三部分：第36～50首。在第36首诗中，诗人提请我们注意过去的他与现在的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我曾经在泥泞中被人践踏”指向的是前一部分中诗人写出的与没有写出的刻骨铭心的体验，“穿着耀眼的干净的白T恤”则是经过伪饰后的诗人形象，一如已经“艰难生长出”了“斑斓羽翼”的蝴蝶，其内心的挣扎与疼痛只有他自己知晓。接下来的数首诗里，诗人刻写了他现在的姿态：拒绝一切伪饰与庸俗，并坚持对纯洁、美好的想念。
首先，拒绝虚伪的诗歌写作。诗人因自己诗歌中写儿时的孤独而感到羞耻，因为对孤独的书写就像他可以“表演”的“忍辱负重”一样，都是虚伪的(38～40首)；其次，拒绝将他人的隐私诉说，成为一个“沉默的男人”，一个因“拒绝诉说”而“锁成”的“冰柜”(41首)；接下来，诗人拒绝自己的身、心、魂被他人看透(47首)，拒绝将操琴这或许世俗的行为与“巍巍乎高山”、“滔滔乎流水”的崇高无条件地关联起来(48首)，拒绝生命在未来将要终结的残忍(49首)。在诗人眼里，这都是因为，那些纯洁、高尚、美好、庸俗的一切，都如同“天空的乳罩”、“大地的尸衣”、“被做成坎肩前的小绵羊”、“被A片导演借用前的护士服”、“被精液玷污前的小内裤”、“抽筋时候的大脑”、“杭州女人的皮肤”，或者如“穿白衣骑白马的少年”，其美好、纯洁、高尚的面容经不起“时间”的一击!
“时间会将他抹黑、剁碎／拉出去喂狗”。这部分的最后两行诗，触目惊心，它们诉说的是这个世界最残忍的真相。但诗人毕竟对纯洁、美好存有坚持，所以在第42～46首诗中，他抒写了自己对南方、秋天、白云的想念，对写作“明亮的诗”的坚持。
诗人将自己想象为一个“幸存者”，一个“无家的浪子”，天地之间“仅剩的美人”(指“美好的承载对象”)(42首)。他“有时会突然想念南方／如同想念戏子的胸膛”，这是因为戏子在台上的表演都是一种伪饰，只有他胸膛里跳动的心是真实无伪的、是真正能够温暖人心的，诗人想念戏子的胸膛，如同说他想念真实与温暖的生存状态。由此，诗人想念那些曾经因坚持追求纯洁、真实而被现实斫倒、而“死去”(指精神上的死灭)的朋友们，他自己也将心变为“一座加高的坟墓”，只在“晴朗的日子”，“开着除草机／把坟上的杂草一点点削平／光洁的心脏晶莹如红玉”，在想念南方的雨水的时候，失去灵魂的“骷髅”也会“在雨水冲刷中睁开温暖的眼睛”(43首)。诗人已经知道，生命中不断会被添加墓碑，而在灰色的城市里，他已经不想念缥缈的白云，“只是依然试图／去写明亮的诗”，依然坚持体验灵与肉被撕裂的痛楚，从而让“每一句诗都长出疯狗的嘴唇”，这些特异的诗歌，恰恰泄露了诗人隐秘挣扎着的灵魂。 在本部分中，诗人的拒绝姿态和坚持姿态相辅相成，它们共同刻绘出经过三十年摸爬滚打的诗人，那些丰富到痛苦的精神面相。
第四部分：第51～52首。这最后的两首诗，是本辑诗的有力收束。第51首诗中，诗人说“蝴蝶从蛹中飞出／美丽得无法形容／我从你的子宫爬出／依然是血糊糊的一坨肉虫”，蝴蝶已经实现了完美的蜕变，而诗人自身虽然爬出了母亲的子宫，却依然挣扎于长长的产道，他的肉身沉重无比。对“沉重的肉身”的暗示，正是在呼应本辑诗的第二、三部分。最后一首诗，诗人直面将来母亲去世时他会如何的问题，“今天又念及此／突然恐慌得／抖动如筛糠／我看到永失子宫的人／像一只瞎眼的蝙蝠／挂在无边无际的世上”。从最初的试图爬出母亲长长的产道，到试图寻找外置的子宫，到害怕子宫的永失，诗人对他与母亲之间的情绪纽结的抒写挽上了一个结。
2 三部曲之二：我?家族?女人――蝴蝶的挣扎
在第二辑中，诗人试图完成的首先是对他与整个家族，尤其是其中的男性――祖父、父亲――关系的梳理，通过对祖父、父亲以及“我”艰难而复杂的生存状态的诗意描绘，大地的凝重昭然若揭，诗人最终认同了那只白色的蝴蝶，在对它“挥动纤细的羽翼，永日飞翔”的期许中，诗人以理想圣洁的白色，与大地凝重的黑色相抗衡。
该辑的5首诗各有一个抒情重心，而又能层级而下，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结构。
在第一首诗中，诗人由摸出祖父白骨的体验开始，将祖父、父亲、自己比喻成“一条黑线”必然拴成的“滑稽的蚱蜢”，诗人质疑、拒绝包括其祖父在内的祖先所构成的黑色丛林对他的召唤，他痛苦地挣扎，甚至拒绝容貌上与祖先的关系，拒绝黑色对自己人生的全方位覆盖，他要逃离出去，求得自己独立的价值空间。
但在接下来的这首诗中，诗人将自我分裂成一个“他”和君临其上的一个主体，后者打量着重新埋葬祖父后行进在路途上的他及父亲。种种真实的记忆，是那些过去时代遗留的印痕，更是诗人即便怎么努力，也逃脱不掉的家族的痛史：已逝祖父的经历是被偶然建构起来的空洞而具体、荒谬和疯狂、生存的渴望和不得不面对的死亡并存的历史，而父亲本身，也是在革命的硝烟中“含辛茹苦”地长大的一个小丑。在父亲浓黑的心里，“一块墨迹大小的废墟，被摧毁的青春蜷缩如蚯蚓。”正是在对家族史的洞察之中，诗人发现，他如一只孤单的蝴蝶，亲吻着家族提供给他的“花蜜”，恰恰就是这种滋养，最终规定了他的存在。所以，他终于确认：“血液决定灵魂，我必将与我的祖先毫无区别。”这种皈依，来自灵魂，因而更为本真，更具永恒的可能。
本辑的第三首诗，重点刻绘的是父亲的过去与现在，以及存在于这一切之上的那个荒谬的时代。诗人对父亲境遇感到的悲伤，实在是对整个荒谬时代无声的控诉。而“我”本以为自己只是浮游于天地的一粒细胞，被偶然地抛掷于这个世界之上，“一个时代突然结束，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始，我将在其中学会爬行。”面对崭新的时代，诗人得学会适应，学会平衡自己的心态，学会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并用以规范自我。最终，诗人发现自己所能拥有的依然只能是邪恶的时代，“不幸获得了思想”的他，注定了挣扎、搏斗于现世之中的宿命。这种承担，是对父亲和母亲最深刻的继承。最后，诗人寻找着来时之路，寻找着崭新的母亲，渴望着伟大的女人帮助他完成上升、完善自我，然后幻化成一只白色的蝴蝶，挥动纤细的羽翼，永日飞翔。此处的“白”，是本辑诗中唯一的亮色和喜悦。白色的蝴蝶由此成为对抗浓黑大地的一个象征，具有了温暖读者心灵的力量。
3 三部曲之三：我?白云?蓝天――蝴蝶的飞翔
第三辑诗抒写了闯入白云世界的蝴蝶痛苦的飞翔。诗人情绪的复杂、想象的纷纭以及求索的执著，形成了这辑诗丰富到让人痛苦的魅力。
白云与大地象征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白云的世界圣洁、高贵、美好、轻盈，大地的世界污浊、低俗、丑陋、凝重。“我”如蝴蝶，虽“盲目”地闯入了白云的世界，看到的却始终是灰尘，是“伤心的人／面容残缺／如同破碎的水晶”，为了挣脱地心的引力，“我”付出了深刻的因挣扎而带来的悲伤。然而到了白云的世界，“我”感觉到了“白的惩戒”，拥有的是“白茫茫的心”。以此“心”去观照白色和蓝色的二元对立，诗人发现，蓝天和大海一样忧郁，白云将它们一分为二，却仿佛是蓝色虚空中一颗浮游的白色的心。对于纤细的蝴蝶来说，“白云如巨塔／高悬于头顶”：蝴蝶的白太容易被白云所击碎，被蓝天和大海的蓝所玷污。
这是一个并不伟大的时代。过去已经被埋葬于时间的荒野，现在的“盛世”如美女肥胖的屁股，如同一只雄壮的铁喇叭，虚构出时代的美丽仪容，吐露它的狂欢和喜悦；现在的洛丽塔只是在广场上敬献鲜花的角色；现在，每一条街道的拐角都堵塞着幻觉的噪音，人们看不见真相，都如盲眼的贝多芬，在糊里糊涂地演奏着各自被虚伪笼罩得严严实实的《命运》。现在的世界得以安静的时刻是忧伤出现的时刻，正是忧伤，让沉迷于现世的我后悔，“令我渴望新的爱／和新的人生”，“仍在此处等着爱你”。这里所言的“爱情”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男欢女爱，而是一个拯救者在追求的漫长途程中，对能引领他继续上升，给予他力量与支撑的精神女性的需求。“最后的爱”的存在，具有肯定诗人的艰难跋涉的终极意义。然而，“我”的爱是渺茫的，是饮鸩止渴，是自戕并残害他人。
在现世之中，我始终如“一个戏子／在铁板上燃烧／起舞”，自己残害、折磨着自己，用虚伪的面目，用假装的“坏人”或者“成功的宠儿”形象，用“不停的做着”的“鬼脸”。诗人鄙弃这种表演，他质问自己，质问着这个逼着人虚伪表演的荒谬世界，拷问着所有有着类似体验的人的灵魂：“在时代的缝隙中／不停的做着鬼脸／永日无休的／飞翔／这他妈的到底是一出喜剧／还是悲剧的命运?”
然而诗人终于还是屈服于现世的快感，因为拒绝杜甫式贫困潦倒的人生，拒绝兰波般的漂泊，然而，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从这种荒谬的境遇中挣脱而出，所以他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女神”身上，这个女神“丰饶、野蛮／并且温存”，“当我沉迷／她揉碎我的心”。这让我们禁不住想起歌德在《浮士德》中最后的呼唤：“一切消逝的不过是象征；／那不美满的在这里完成；／不可言喻的在这里实行；／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梁宗岱译《神秘的和歌》)
诗人的挣扎、期望在最后一首诗中得到了更深的书写。他以淋漓的元气，开始直面自己――关于老人、女人、门前的三棵笔直的水杉等与诗人生命有关的记忆，全都复活于他的脑海。诗人质问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底是哪一天／身边的人形容枯槁／青春是流尽了的血”，“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底是哪一天／我像一阵风般出生／又如同一只气球般长大”……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适应残忍的生存，我不断“拼命向身体里填充铅粒／直到硝烟的味道爬上舌苔”，以至于诗人越来越从容地面对着一切的不平等，四处派送虚假的笑容，从而在原谅“你们的愚蠢”的同时，展示着自己 的宽容，“如同乞丐展示伤口／恶霸展示疤痕／／如同强权展示泪水／妓女展示爱情／如同一只狗／展示它没完没了的忠诚”。他颤抖的心在发出最后的祈求：“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底是哪一天／嘴唇因高烧而干渴／颤抖的双手扒开胸中的灰烬／那颗滚圆赤裸的心／是否仍然还在／我捧起它来／轻轻吹拂／是否仍然有一个诗人／躲藏在身体的灰烬中／虽然因疲惫而陈旧／却依然充满勇气”。这种祈求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自信：诗人无法把捉扒开胸中的灰烬的准确时间，无法确认那颗滚圆赤裸的心是否依然还在，是否还有一个诗人依然充满与现实搏斗的勇气。从深层根源上说，这是因为诗人面对的对手――黑色凝重的大地、庸俗的现实和被庸俗拘役的人们――过于强大，独战异数的真的猛士，终究是少的，尤其是在被凡俗包裹得层层叠叠的现在的世界里!因此，在本首诗的结尾，也是《蝴蝶》组诗的最后一个诗节里，诗人问道：“它将飞回／那在高高的树上／胡乱搭建的／冰冷祖国吗?”联系其上的诗行可见，此处的“它”指的是比喻诗人此组诗的乌鸦。诗人对乌鸦飞回冰冷祖国心存疑虑，其实就是诗人对他自己的诗能在国人的心里引起多大的反响、能否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灵魂的问题，心存疑虑。
那么，诗人创作本诗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将在秋天渐深的时候／完成这首诗／落日红得耀眼／那浑圆无缺的孤独／隐没于西山的一瞬／光辉夺目得／仿佛壮怀激烈／像一只黑色的乌鸦／突然腾空而起／惊醒钢铁般的暮色／搅乱了／光明与黑暗的边界”。在这几节诗里，诗人传达了他对整首诗作用的清醒认知：他的诗歌完成后来到世间，恰如落日完成一天的使命后归家，他的诗歌在未来的命运，也许一如落日，孤独、无人理解，然而却浑圆无缺，它的光辉就像敢于打破世俗禁忌的不祥之鸟乌鸦，以其特立独行惊醒钢铁般的暮色，搅乱光明与黑暗的边界，拷问沉重的现世，寻求二元对立的冰释。这是一个沉重无比的使命。
当我们注意到诗人以疑问收束整首诗之时，我们会首先想到这一层；其次，《蝴蝶》组诗由逻辑严密的60首诗构成，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诗，恰好是一个甲子的旅程。诗人在这个圈子里，拷问着自己的来路与去向，拷问着现世与理想的巨大差距，拷问着追求与搏斗的价值的存在与虚无，而这种从开始的寻求、追索一直到最后的犹疑，在我们又重读第一首诗时，就如同中国古老的计时方式般再次开始，形成了一个似乎逃不脱的怪圈。也许，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对其使命的沉重感能有更深刻的感知；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辑和第三辑的末尾，诗人都标出了“写于‘等待戈多’咖啡馆”的字样。小宽曾预言：“等待戈多咖啡馆甚至会因为你的这首诗，而被后世熟知。”其实，即便诗人只是客观地注出《蝴蝶》的写作地点，我们也可以对诗人及其创作行为与“等待戈多”的关系进行并不牵强的推测：“等待戈多”这一词组暗示给我们的荒谬与虚无，与对未来的不确定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对本诗所能发生的美学意义的消解，“从情感来看，它是悲凉深沉的。隐隐透着悲凉的宿命感。”
但我认为，对荒谬的正视与书写，恰是这组诗的客观意义所在：它揭示的是一个被平庸的现实所规范而依然拥有理想、追求的人，在“平庸时代”“对自身平庸的逼视”，其中充满面对俗世诱惑时痛苦的挣扎与搏斗历程，是所有此类人的共相，是现代人被分裂、被折磨的精神面相的诗意呈现。它如同风中的旗帜，以其飘扬的姿态，在场地表征着风的来临，传达着风所寄寓的一切消息。
二
《蝴蝶》首先是沈浩波“生命韵致的直写”。品读这三辑厚重的《蝴蝶》组诗，其实就是在目睹诗人沈浩波对自己由来的拷问和去向的打量。在那直面自己“丑陋肉身”的一行行诗里，沈浩波尖锐无比的疼痛和忧伤，彰显无遗，而他对俗世的抗争，对庸众的剥离，与对理想的坚守，构成了诗歌中张力巨大的磁场。《蝴蝶》实在是沈浩波的一次神圣的下降仪式，“庄重无比”。通过这次仪式，他无比清晰地梳理了自己的成长史、心灵史，直面他所有的挣扎、搏斗与渴望。
其实，对“我”的珍视，对自我生存体验的发掘与提炼，是诗人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过去的十年，‘下半身’也好，《一把好乳》也好，《心藏大恶》也好，《文楼村记事》也好，《离岛情诗伤别离》也好，《蝴蝶》也好，俱往矣，但细看之，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我’!我几乎写出了‘我’的一切，那么主观，那么不管不顾，那么踊跃和激昂，那么暴跳，那么多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当他主张“世界上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诗歌，来自在这样的语境中爆发出来的那个‘我’，只有对自我心灵和命运的强化和追问，反思和怀疑，才能构成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使我们可以不依赖和臣服于任何宗教或者既成的价值谱系去认识世界和从事写作。在真正强大的个人内心驱动下的写作，才是自觉的，有创造力的，真实的写作”时，是真诚的。而他的《蝴蝶》，就是他以无比的真诚，将自己三十来年的生存体验――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向我们做出的一次全面的敞开，是“一首复杂的生命之诗”，是一场他的“个人生命与生存意志的盛宴”。
《蝴蝶》对诗人自身体验的诗意敞开，依赖于他十余年来在诗歌写作中磨砺出的诗艺。《蝴蝶》与其过往诗学实践的继承关系并不隐晦。《蝴蝶》就是诗人自己“在新世纪十年写作的一个标点符号”。这种继承关系，首先体现在语言上。《蝴蝶》似乎是沈浩波所开的“个人语言的博览会”，诗人将“在此十年之间语言上精研过的各种套路招式融为一炉地端了出来”，堪称集其语言之大成：《蝴蝶》第一辑的52首诗，句式短而有力，“穷尽简约与尖利”；第二辑由5首较长的诗组成，和思想的曲折流转一致，句式繁复而纠缠，可谓“穷尽复杂与凝重”；第三辑由3首长诗构成，和蝴蝶在天空的飞翔姿态相吻合，气象开阔，句式舒展自如，“穷尽自由不羁的情感的宣泄与流淌”。其次，在对身体的重视上，该诗与其前期诗歌创作一脉相承。诗人曾说：“我是一个灵魂里的‘下半身’。我不是说我要死死抱着这个词不放――我早已不需要。而是，我必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青春，我的血液里流的就是这个东西，下半身时代的写作，已经成为我写作的根基。”但与诗人主张“下半身”写作时的作品相比，《蝴蝶》体现出来的“下半身”，不再是以前为人所诟病的对肉体、性与欲望的直陈，而更多地体现在对生活细节的警觉与机智的描写上。诗歌呈现出的可感性、可触摸性和其对“一些‘大’的东西”的关注，使得该诗既具有具象的质感，也因精神容量的拓展而具有了厚重感。换句话说，灵魂与身体由此共存于诗歌之中，从而建构了《蝴蝶》的特异性存在。
与其说《蝴蝶》标志着诗人从“下半身”向“上半身”的华丽转身，不如说它彰显了诗人对“下半身”诗歌写作中具有生命力的一些东西――对生活细节的洞察力和对现实质感的表现力――的继续实践，同时，体现了诗人对“下半身”诗歌写作中的肉体乌托邦倾向的偏离。这种坚持与偏离，是对“下半身”诗歌运动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而《蝴蝶》的成功，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下半身”与“上半身”这两个词语本身的使用限度，以及我们以前评价“下半身”诗歌运动所持的标准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对沈浩波自身十年来的诗学实践，对“下半身”诗歌运动，还是诗歌评论界来说，《蝴蝶》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仪式。也许，这正是《蝴蝶》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小宽语，见《众说纷纭谈(蝴蝶)》，《蝴蝶》，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②马蚁语，见《众说纷纭谈(蝴蝶)》，《蝴蝶》，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③⑤⑥⑧⑩沈浩波：《(蝴蝶)前言》，《蝴蝶》，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第2页，第3页，第2页，第3页。
④李怡主编《中国现代诗歌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⑦沈浩波：《沈浩波诗歌及诗观》，《诗选刊))2008年第l期，第93页。
⑨伊沙：《代序：沈浩波和伊沙关于(蝴蝶)的信件探讨》，《蝴蝶》，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11)伊沙语，见《众说纷纭谈(蝴蝶)》，《蝴蝶》，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位点建设项目，编号：2011XWD-S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