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帝王们的心性之歹毒，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朱棣起兵“靖难”，夺得天下之后，请“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屑，掷笔于地，骂曰：“死就死，诏书坚决不写！”朱棣大声质问：“你要求死，难道就不顾及九族吗？”“就是灭十族，又能把我怎么样？”谈判就这么破裂了，接下来是史书中都不忍记载的残酷虐杀。
朱棣勃然大怒，命卫士用刀割破方孝孺的嘴，一直割到耳根上，再把他关在监狱中。而后缇骑出动，四处捕捉方孝孺的亲属故友和门生，每逮来一人，都先送来让方孝孺看个清楚。等方孝孺全看明白之后，人就被拉出去碎剐。临刑之前，方孝孺用那张咧到耳根子上的嘴，慨然赋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临死前，用手指醮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一连写下几个“惨”字。
的确很惨！
但如果有谁认为这就已经够惨的了，那他就错了。还有更惨的――方孝孺女眷的悲惨遭遇，更让人不忍卒视。朱棣亲自手书，将方孝孺的妻子女儿全部送入妓院，每个女性每天被40名粗壮的军汉轮番奸淫，并严令隔一天就要换一批士兵――这实是突破人类想象极限的酷毒。朱棣阴暗的心理，令整个民族为之蒙羞。
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面对如此的酷毒与惨烈，方孝孺何以坚持抗命？一个人不顾自己的性命倒也罢了，忍看自己的妻子女儿因为自己的选择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虐待，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士林评之：“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
“节义”又被称之为士大夫的气节、节操，是一种强烈的人格尊严。但是，什么样的人格节操或是气节，需要用自己的妻子女儿遭受禽兽不如的折磨为代价？
事实上，历史在这个方面表现得令人极度困惑，单纯“节义”二字不足以说服我们接受方孝孺的行为选择。不单是方孝孺，整个明朝的大臣们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都带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怪异色彩。
嘉靖三年（1524）曾发生过一件怪异离奇之事。嘉靖皇帝想给他死去的生父上封号，群臣莫名其妙地为这事跟皇帝抬起了杠。无非是给皇帝的爹封个号，关天下苍生甚事？可是杨慎却如临大敌，谓群臣曰：“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群臣纷纷称然。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景：数百大臣不为苍生请命，不为百姓抗争，就为了这么芝麻大一点的小事，竟然齐聚左顺门，跪在地上一起放声大哭，那哭声惊天动地，震得宫殿来回晃荡……
这哭声激怒了嘉靖皇帝，当即逮捕134名大臣下狱，另有180名大臣直接被剥了官服打屁股，其中竟有16人被活活打死。至于带头闹事的杨慎，处理的方案是“窜杨慎等于边荒”，充军发配到前线去了……
这同样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难以开解的怪谜：这些大臣们心里到底是怎么琢磨的？
于方孝孺，朱棣曾明确告诉他，由谁即位“是我们的家事”，意思是说横竖不都是由我们朱氏子孙当皇帝吗？是建文帝来当还是他朱棣来当，关你方孝孺屁事？嘉靖这边带给我们的困惑也一样，皇帝封不封他的爹，说到底只不过是皇家的私事，可是大臣们无视天下苍生蹈死于路，却为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小节前仆后继地一味赴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节义说”根本不足以服人心，对于大臣们来说，是为民仗义执言而死有气节，还是搅和皇帝的家事而死更有气节？孰大孰小，孰是孰非，这是不言自明的。
事实上，大明时代的群臣不争大义却计较小节，其中掩盖的是大明时代政权博弈的黑暗均衡。
在中国历史上，从最早推翻禅让制的夏朝开始，到后来的清政权，都严格恪守着这样一条博弈法则：皇帝坐拥天下，依靠士大夫治理万民。因为皇帝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了。譬如盛唐，李世民的本事够大了，但他也必须依靠魏征；譬如大宋，赵匡胤的本事够大了，但他也必须依靠宰相赵普。
既然皇帝一个人顾不过来，那就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士大夫。可到了朱元璋这里，他偏偏不信，非要跟客观规律较较劲儿。
要知道，帝制本身已经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可是朱元璋仍不满足，非要把这种集中推至极限：他要让所有参与到权力活动的人全都一无所获，除了他朱元璋一个人之外，任何人也别想从中得到丝毫的东西！
蓝玉也好，胡惟庸也好，刘伯温也好，早年一起起事的时候，每个人的付出不见得比朱元璋少，之所以奉朱元璋为皇帝，只是希望他能以无上的君权为仲裁，让大家感受到最后的利益分配是合理的。可是，朱元璋偏不。这就好比一个摘果果游戏，大家辛辛苦苦摘了果子送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却说：“这些果子都归我，统统归我，你们一个也没有！”这样一来，冲突也就无可避免了。
然而，这种话不能直接从嘴里说出，那就只好另找事由制造冲突。于是，方孝孺宁不惜全家身入虐狱，也要抗争到底；于是，嘉靖三年的群臣为了芝麻大的小事闹得血流满地。
方孝孺们或可不死，但他们必须要告诉朱棣：我们不同意你现有的利益分配方案，我们士大夫是有权参与利益分配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由我们在治理！
之所以士林之人对方孝孺之死表现出了莫大的尊崇与敬意，是因为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抗争，而是为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在抗争！
整个大明朝的历史，始终贯穿着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的博弈，后来锦衣卫的滥觞与阉党患乱，究其本质，都只不过是皇帝寻求能够与士大夫阶层抗衡的同盟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