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从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的艺术成就、艺术理念、“中和”哲学思想等方面出发，论述刘德海先生如何利用个人品牌创立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中国少年民族乐团、《“1”行动计划》等来继承与发展民族音乐。作者认为，刘先生独特的艺术传承方式――通过个人品牌使传统音乐“交响化”和他所倡导的《“1”行动计划》，可谓“二龙并进”，收到了“共戏民族音乐发展传承之珠”的社会功效。
关键词：刘德海 个人品牌 民族音乐
刘德海先生从小就喜欢民族器乐，后来跟随浦东派传人林石城先生学习琵琶，他在学习期间，不走前人的老路，博采众长，有着海纳百川的追求，努力使琵琶演奏成为深具中国文化内蕴的琵琶艺术。刘德海先生“中和思想”①的形成，也得益于此。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研究与创新，不断改进琵琶的演奏技巧，革新曲目，使得琵琶的演奏及曲目在拥有古典韵味的同时洋溢着现代气息。
曲目上的创新是刘德海先生成功的直接因素。在“文革”期间，刘先生演奏了新编曲目《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曲子虽然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但其优美的旋律，仍然给精神贫瘠时代的人们带来了一缕阳光。后来他又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改编古曲《十面埋伏》，通过扎实的功底和高超的演奏技巧，改编后的曲子更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战争的宏大场面，曲子首演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此，人们把刘德海、琵琶、《十面埋伏》这三个词语联系在了一起，刘德海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刘德海这个名字从那时起就成了宣扬、发展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品牌。
一、以刘德海品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
品牌发展（1）――中国女子弹拨乐团
刘德海先生在成功使自己的琵琶演奏技巧以及新编曲、改编曲深入人心之时，于1985年顺利推出了“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乐团的成立使得刘德海先生的个人品牌得到了很好的巩固。该乐团由如今的扬琴演奏家李玲玲、琵琶演奏家杨靖、筝演奏家林玲、三弦演奏家黄桂芳及阮演奏家魏蔚组成。这个日后被观众称为“五朵金花”的小型室内乐团在短短的一年之内迅速在国内外走红。其具体的成功因素是：
1.个人品牌
“品牌是指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商业名称及其标志，通常由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要素或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②笔者认为个人品牌与品牌的不同之处是其主要指个人拥有的外在形象或内在修养所传递出的独特的影响力。刘德海品牌是刘先生内在修养和思想所传递出的独特魅力。中国女子弹拨乐团的成功与刘德海先生的“名人效应”是分不开的。
中国女子弹拨乐团的建立，在室内乐团方面算是一个创举，没有类似的成功案例可供参考。在排练时，刘德海先生依靠自己的成功经验在艺术技巧上严把关，追求五种不同的民族乐器在音色上的统一，使之达到一种和谐、美好声音的效果。这样的艺术追求，即使在现在的乐团中也很是受用，是很难达到的标准。刘德海先生的指导，使得乐团成功地通过了艺术关的考验。
2.成员选择
演奏素质一流的成员是乐团成功的重要基础。乐团的五名成员当时都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本科生，充满活力与潜力。刘德海先生选择的这五位成员是文化素养好、艺术造诣深、个人演奏技巧精湛的优秀学生，她们在当时的表演领域已经崭露头角，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品质。通过后期的培养，她们配合协调，默契度高，合作得宜。刘先生慧眼识金为乐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曾在《凿河篇》中提到，“柏林交响乐团弦乐音质纯洁晶亮，和谐统一，富有群感；其发音之美，颇为感人。此全凭乐手们长期默契于音色之‘优选’。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法，尚须提倡‘优选’法，用以统一基本发声方法。”③中国女子弹拨乐团的成员选择正是运用了“优选”的方法才使乐团一炮打响。
3.出色团队
提到中国女子弹拨乐团，它的整体性特点也很重要，从始至终，虽然这个乐团的组成人员不多，但是给观众留下的是整体的印象，没有分散的感觉。在内部管理上，乐团又注意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乐团排练遇到问题时，刘德海先生从来不独断专行，都是鼓励成员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活跃的气氛中使问题得到解决。乐团具备了清晰的目标、出色的演奏技巧、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良好的沟通、刘德海先生的恰当领导、内部和外部的支持等条件，使得弹拨乐团迅速成长为优秀的艺术表演团体。
4.曲目创新
新的演奏形式的出现当然少不了新编曲目的支撑，在乐团曲目的编写和选择上，中国女子弹拨乐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乐团的曲目虽然都是新编曲或新配器，但是乐曲包含着原汁原味的古典韵味。刘德海、徐晓琳、曹文工、姚盛昌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从古代的故事、各剧种的曲牌、唱腔甚至唐诗中提取乐曲的基调素材，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使这一系列曲子，从内涵上就显现出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乐队的演奏可谓是把中国的古典文化与传统乐器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了无论是内涵上还是演奏上都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韵味。
5.新颖形式
在这个乐团成立之前，民族器乐基本上都是采取独奏的形式，因为民族器乐的音色个性太强，很难统一，所以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丝弦五重奏，还没有民族器乐室内乐团的出现。“中国女子弹拨乐团”的出现直接改变了人们对民族乐器“单打独斗”的看法，民族乐器也同西洋乐器一样，可以有乐队、有协作，开始成为“单项”“团体”的多面手。
乐队的结构在民族器乐上是个创新，在演奏形式上也有很大突破。一场音乐会里包含不同的演奏形式。在1986年2月举办的香港国际音乐节上，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包括中国女子弹拨乐团的演奏、刘德海先生和杨靖的师生独奏以及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与伦敦古乐团的合作演出。室内乐团、琵琶以及与国外合作演出等多种演出形式的出现，使得中国民族器乐的演奏形式更加丰富，也使得中国民族器乐对外交流增多，增进了国外对于中国器乐的了解，为中国民族器乐的对外宣传提供了途径。在对外宣传的同时也同样提高了民族器乐合奏、与西洋乐合作的能力。新的演出形式的出现给后来人传播琵琶提供了参考借鉴，启发多角度、全方位传播琵琶，为琵琶的传承增添了路径。
以上几个重要方面充分说明了中国女子弹拨乐团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女子弹拨乐团的出现是个巨大的进步。这种新的形式给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视觉上的改变，为民族器乐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对于民族器乐的发展以及民族音乐的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品牌发展（2）――中国少年弹拨乐团
在成功推出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之后，刘德海先生并没有停止通过乐团宣传民族音乐。1997年，刘德海先生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建立了中国少年民族乐团。乐团成立之初，刘先生亲任乐团指挥，在乐团的建设上给予了莫大的帮助。直到现在，乐团的各个方面还存在着刘德海先生建设乐团时的初期构想。
这个乐团下设弹拨、弓弦、民族管弦乐三个主要乐队，以满足不同演出的需求。刘先生主要负责弹拨乐团的各项事务。从成立至今，乐团为宣传民族音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比较此乐团与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两者既有思想上的继承――传播民族音乐，又有形式上的变化，同时也是刘德海品牌的发展与深化，具体不同体现在以下方面：
1.乐团规模扩大
女子弹拨乐团由固定的五个人构成，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没有可接替的成员。而少年民族乐团在人员上就做出了很大的改进，乐团分为三个小乐队，此举不仅超越了单纯的弹拨乐组合形式，而且演出的不同使人员也可根据具体情况随机调整。50人的编制大大超越了“五重奏”的阵容，使得民族音乐交响化的脚步更加深远，力度逐渐加强。另外，乐团在人员构成上采用动态形式，由低年级不断向乐团输送新鲜“血液”，形成一个人员流动但是质量不降低的乐团。
2.曲目风格多样
少年民族乐团的曲目比女子弹拨乐团涉及面更广，风格上不但包含了民族韵味较浓的曲目，还增加了名曲改编等新的内容。成功改编并演奏《拨弦波尔卡》,使得少年弹拨乐团的演奏程度更纯熟。以柳琴、中阮及大阮替代小提琴的演奏可以说是个创新，并且以民族器乐演奏西洋曲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素质一流的少年民乐演奏者和一流的指挥团队使得中国少年弹拨乐团在成立之后两年（1999年）就录制了自己的专辑，演奏质量上乘，值得其他少年乐团学习、借鉴。
3.表演形式更加丰富
在少年民族乐团的演出中，不单单局限于器乐的演奏，还加入了人声。这增强了音响的整体融合性和现场的艺术感染力，为演出烘托出良好的氛围。乐团的成员都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在表演高雅音乐时丰富的演出形式，可显现出乐团青春的活力与朝气，使之区别于平时所常见的民族乐团，同时为吸引众多少年观众打下坚实基础。
4.声部搭配更加合理
在声部方面，乐团果断地取消个性化过强的乐器，如三弦、板胡、京胡、古琴、管子等（除非追求特殊的效果）。中国民族乐器声部不多，但种类丰富，因而在组建大乐队时遇到很多问题。不过乐队专门为胡琴、琵琶、阮、扬琴等构建了高低不同的声部，使民族器乐的“交响化”真正落到实处。民族音乐“交响化”的步伐逐渐踏开。
通过中国女子弹拨乐团和少年民族乐团的组建，刘德海品牌得到了相应的巩固和发展，其传承民族音乐的思路体系也得到具体的体现，为传播民族音乐增添新的形式并促进其继续向多层次、多角度发展。
二、刘德海品牌的升华――回归民间，重塑民族音乐生机
在不断深入研究民族器乐的同时，刘先生意识到民族器乐根源的重要性。于是，在2002年，刘德海先生提出了“1”行动计划。它是基于刘德海先生为中国地方民间音乐发扬光大，建立民族音乐“基因库”而提出的。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为了配合这个行动，计划一年学习一个地方民间乐种。在笔者看来，“1行动计划”的提出是刘德海品牌的一个升华。
（一）坐吃山空，民族器乐现状不利发展
如今的民族器乐仅是靠着上一辈或者上几辈老艺术家传下来的演奏方法、演奏曲目等进行传承，有些创新思想比较活跃的艺术家偶尔也会对曲目、演奏技巧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器乐朝着更适合时代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底子薄的现状，即使不断开拓创新，也不能给传统增加很足的分量。“1”行动计划就是号召民族音乐回归民间汲取营养，不断运用民间的新鲜血液来补充即将见底的民族器乐之河。单纯地发展城市中的民族音乐，不受传统的限制，很容易偏离传统，随着“1”行动计划的提出，传承民族音乐不但有了基本的方向，而且还能拯救一大批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
（二）返璞归真，民间音乐内部环境有益传承
刘德海先生在其《“1”行动计划》备忘录里提到，中国地方民间音乐“乐器简陋”“技术简单”“没有和声”“无交响性”等论调的长期扩散影响了好几代人，这是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话语霸权的恶果。④事实上，中国音乐在阴阳虚实和音律上的掌握、节拍节奏音色上的变化、音乐语言的处理上的难度不亚于西方音乐。在中国境内，一提到“音乐神童”，李云迪、郎朗等名字就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而细分到中国民族器乐这个领域，却没有人可以明确指出谁是民族器乐的音乐神童或音乐天才，可见，没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深入研究，很少有人能够小小年龄就驾驭民族器乐这门博大精深的艺术。民间的民族音乐由于没有被市场经济过多地干扰，因此更多地保持住了原汁原味的曲风、形式等，使得民间音乐的魅力无限，韵味无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城市中的一些民乐人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一味地以赚钱为最终目的，不惜抛弃民族器乐的原始风味。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变味”的民族器乐，是不利于民族器乐长期健康发展的，这种“变味”的民乐如果被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即使民族器乐的根基还存在，民族器乐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轨道。
民间的民族音乐言之有物，并且通过器乐演奏的形式，传达真情实感，使听众在不自觉中，心灵受到民族音乐的洗涤，给人一种积极向上、不断开拓进取的内在力量。但由于过度受到商品化的影响，民族音乐也出现浮躁、矫揉造作等俗态。因此，为了使民族音乐的资源散发出应有的光芒，必须回到民间重新整合民族音乐，找出民族音乐传承的优势，以便更好地利用民族音乐的资源。这就同样要求我们必须回到民间吸入“新鲜空气”，使整个民族器乐界充满朴实、真切，这才是民族器乐发展的未来之路。
（三）志存高远，民族音乐传播状态急需外援
“1”行动计划的提出为拯救民间民族音乐提供了可行之路，它的实行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1行动计划”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十分有利的。在“1行动计划”提出之时，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就积极贯彻执行一年学习一个地方民间乐种，这样的学习方法使得民间濒临灭绝的乐种得到拯救。学院派学生拥有扎实的演奏基础，学校的支持和出色的技术环境利于民间乐种的传承及发展，另外，逐渐提升的民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等也为民族音乐的传承提供了优秀的文化环境。笔者认为，仅仅依靠中国音乐学院的国乐系来做这件事情是远远不够的，细数全国的众多音乐院校，虽然在演奏基础上存在差异，但是传承民族音乐的责任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中国音乐学院应该联合各个音乐院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去挖掘民间乐种。各校与各校之间可以通过比赛的形式来展示挖掘的成果，使民间民族音乐在良性竞争的情况下逐渐发挥出它无穷大的魅力。
另外，辛苦挖掘的民间乐种应该受到合理的保存。为了促进民间民族音乐更加广泛地传播，学院派可采取中国女子弹拨乐团的宣传方式――到各大高校进行演出，通过运用高校中高素质人才的支持与传播，来扩大民族音乐的影响。在音乐学院内部，挖掘民间民族音乐不仅仅是国乐系的事情，艺术管理系、音乐教育系、作曲系等都应该参与其中。艺术管理系的学生是既懂音乐又懂市场的特殊人才，他们的参与对以后民族音乐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艺术管理系的办学理念是“诚信博学、求实创新、宁静致远、明德惟馨”，其中的宁静致远就是培养学生崇高的艺术良知和真诚的社会文化责任感，锻炼面对多变环境的适应能力。明德惟馨则要求学生具备完美高尚的道德品行。相信这样的办学理念也会为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带来希望。音乐教育系的学生利用学校学习的知识，不断地教育后来人，为日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作曲系利用现代的作曲技法，结合传统的中国特色，能够创作出既顺应现代市场潮流又符合民族音乐特色的曲目，能够为曲目的创新和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起到桥梁的作用。因此，挖掘、传播民族音乐不仅仅是国乐系的工作，更是所有音乐人共同的责任。
结语
刘德海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琵琶演奏者，他还饱览群书，并不断深入研究。多年的积累与总结，使他成为一个“文武兼修”的民族器乐家。用他的哲学思想概括他的这种做法就是――“中和”，即吸收各方面优秀的因素，使之融合在一起。这种集合了各种特色的和谐美在刘德海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刘德海先生对民族音乐的传承及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说，“传统音乐‘交响化’和《‘1’行动计划》好比两条龙，它们虽幼小却蕴含无限生命力。这两条龙的壮大汇合必将催生一场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革命。” 刘德海先生将毕生的经历都放在了民族音乐的发展传承上。传统音乐“交响化”与《“1”行动计划》，二“龙”结合，定会彰显民族音乐的未来曙光。
注释：
①刘德海.旅程篇[C].刘德海艺术文集.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2001.
“中和”不同于甘居中, 避免冲突的静态式的传统中庸观。现代意义上的“中和”以共存、共荣的宽容姿态纵观全局别立新宗，抗争求存.
②吴健安.市场营销学(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81页.
③刘德海.凿河篇[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1).
④刘德海.《“1”行动计划》备忘录[J].中国音乐，2002(2).
参考文献：
[1]高厚永.曲项琵琶的传派及形制的发展[J].中国音乐学，1986(3).
[2]梁茂春.“刘派琵琶”初论[J].音乐周报，2005-1-7，第5版.
[3]刘德海.“二龙”盼“珠”――传统音乐建设重在行动贵在坚持[J].中国音乐，2003.
[4]刘德海.打开“抽屉”――奏乐[J].中国音乐，2003.
[5]刘德海.“后现代”叙事[J].中国音乐，2003年.
[6]王娅姝.一个艺术家的哲学思考――访琵琶艺术家刘德海[J].群言，2004（8）.
作者谢大京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主席
庄颖系北京好风好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责任编辑：鞠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