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创建学习型社会”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代套报告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相统一使成为党工作的一个宗旨。经由对“幸福广东”建设中受到高度重视的“幸福书”之“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报告”有关幸福社会建设的解读，文章认为，建设“幸福社会”理念与实践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各界对“幸福”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思想的统一与民意的凝聚。是学习型政党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实践中的一个示范。
[关键词]学习型社会；幸福；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52-02
一、“幸福书”与“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背景简介
为深入推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发展规划，2011年春，广东省委向全省力荐两本“幸福书”，其一即为“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该书裁剪于2009年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该报告又名“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Report bv the Commission on m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报告中提及的“委员会”指的是以该报告三名作者姓氏命名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简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作者中的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即阿玛蒂亚?森(印)是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主要论述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除了传统GDP之外。如何创建一个新的标准体系，其目标在于建设一个幸福社会。
二、“幸福书”原本的基本内容与主旨
“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基本内容与主旨在于倡导各国政府发展模式应当逐步实现从既有聚焦于“生产导向”的测量过渡到聚焦于“幸福导向”(未来福祉)的社会进步测量。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应是一个多维的取向，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8个关键维度，这8个维度在实质上塑造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水平提升，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既有的收入测量体系所轻视。报告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涵盖了“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等内容。有关建议的具体内涵如下：
建议1：物质幸福的评估不宜夸大
生活中，适用于对市场生产进行测度的GDP常常被用以对民众福祉的衡量，此二者的混用可能会衍生出有关民众幸福度量的误导性指标，并诱导出错误的决策。实际情形为，物质幸福(其主要代表物为物质生活水准的GDP)只是与家庭实际收入、国民净收入以及实际消费的关系更为密切，即当收入降低时，生产可能会扩张，反之亦然。
建议2：家庭视角应予以重视
家庭视角要考虑家庭收支在部门之间的转移问题(如纳税与付息等)。以及家庭户可以分享到的受政府补贴的非货币服务(比如卫生保健和教育等)的数量与质量。因此，经由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测度。可以更好了解公民物质生活水准(物质幸福)的现状与趋势。
建议3和4：对收入、消费和财富的统合考察
收入与消费指标对于生活水准的评估非常关键，但其必需与财富指标一道使用。譬如，一户在消费品上增加开支的家庭可能增加了当前幸福度，但却牺牲了未来的幸福。在进行幸福测度时。这类行为应纳人家庭资产盈亏表中予以考虑。同样，这种关联也适用于其他经济部门和整体经济。在这个事关可持续性的测量过程中。对财富的度量是中心环节。至于这方面的未来应用。当考虑到财富的诸种资本储备形式，例如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等。如建议3所言，尽管平均收入(消费和财富)是非常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但它们还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生活水准。在这方面，消费(收人、财富)的中位数应该比其平均数能够更好地测量个体或家庭的情况。理想的操作是，这些信息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联系起来看待，即对一个家庭户富裕程度的了解要综合涉及物质生活水准多维度信息。如收入、消费和财富等。
建议5：将收入测量纳进非市场活动
在实际生活中，家庭为自身也提供了不少服务，这些服务都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但它们尚没有为官方收入和生产标准所承认。在许多发展中国国家，家庭自产产品在国民经济中依然扮有重要角色，评估这些国家的家庭消费水平，需要对这种家产产品予以必要的关注。一旦非市场活动得以重视，闲暇问题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假如以更少时间可以获得原先同质同量的商品与服务，即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准获得了提升。
建议6：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条件和可行能力
对幸福(生活质量)测度所采取的措施应有利于健康、教育、个人活动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尤其要就社会关系、政治发言权的测度发展出稳健可靠的措施并予以贯彻，而其中的不安全状况则可以经由生活满意度去表达。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不应只是依据人们的自我报告，还要包括对人们“功能性活动”(functlonings)测度的认知，因为人的有价值的生活是由一系列“功能性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包括吃衣食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投票选举、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言论观点，以及上教堂做礼拜等等”，他们可以被列为一个清单。这其中，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的“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即人们可以拥有的机会集(opportunity set)以及在此机会集内人们的自由选择度和人们对生活的评价。2同时。也要看到。对于任何生活质量测度而言，相关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的选择都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只是一种技术操作。对这些特征的测量，不仅仅需要客观数据，也需要主观数据。
建议7和8：全部生活质量指标均应均衡评估不平等状况
对各国在不同发展时期或者发展阶段生活质量的任何评估，都应对个中国的不平等境况加以关注。首先，能否提出这类问题很关键，即生活质量某个领域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其他领域发展的，且不同领域的发展与收入相关性究竟怎样。其次，为了解在生活质量诸多领域均处于弱势的人们的需求及其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具体领域的政策设计方面，应对生活质量不同层面所受到的影响予以综合考虑。
建议9和10：主客观幸福的测度都很重要，可以尝试建立不同指数
尽管对生活质量的评估需要多元化的指标，但仍需要建立起某一概括性综合标准。统计部门应把人们的生活评估、快乐体验及其本身的调查的进行优先次序整合，因为收集有意义而可靠的主客观幸福的数据是可能的。同时，在政府统计体系能够提供必要数据的前提下，也可以设定某些类似标准予以补充，比如基于人们陈述和偏好的“等效一收入”(equivalent-income)标准。为了获得对人们生活更加全 面的评价。以上每个方面都需要独立测量。主观幸福度量值不仅可以提供对生活质量本身的一种测度，也可以提供对幸福限定性影响因素(收入及其它物质条件之外)的理解。尽管这方面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些主观测度能够为生活质量测度提供重要信息则是毫无无疑问的。也正因为如此。在那些小规模和非官方调查中所使用的价值检验类问题也可以囊括于官方更大规模的调查统计之中。
建议11和12：评估可持续性。需要清晰的指标工具
对可持续性的测度与评定是报告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可持续发展环境因素的测度应是具有独立性的跟进。这就需要研制出一组精选的测量指标，特别是需要一种可以测量对环境破坏达到危险水平程度的清晰指标。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12条幸福社会建设的建议中，1-5条主要是论述发展模式当逐步实现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第6-10条则主要是论及主客观数据对于幸福测度的同等重要性；第11和12条主要是论及可持续性测度的实用路径。
三、幸福社会建设的一个案例：“幸福广东”建设
在国内的“新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背景之下，对广东而言，可以发现，“幸福广东”理念的提出是广东更上一层楼发展的必然诉求，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源自恩格斯“历史合力”思想的合力理论(theory of conitznctures)新视野，是改革促创新、改革促发展逻辑的进一步演绎。以“幸福广东”打造“给力广东”可以为广东未来的发展注入活力。此举可以向外界传达，除了经济的进步，社会进步也将是广东特征，即广东不仅仅是GDP大省，还将是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大省。而研究、制定并努力付诸实施(致力于“幸福广东”建设)的“幸福政策”则不仅可以构成政府执行力新的挑战与动力，还可用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评估标准和未来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可以涵盖经济增长、政府责任的甄善、公民权利的甄善以及文化发展、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有鉴于此，相应而言，“幸福广东”理念的提出是广东政府施政理念的一大突破，意味着多年以来作为全国GDP“龙头”的广东省，其施政方针正从对GDP推崇向关注民众幸福倾斜。是广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又一力作，是广东政府对善治的努力追求。
四、从“幸福书”看“幸福社会”建设中的公共政策意蕴
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世界上对GDP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反思，可以预测“幸福广东”社会建设将不仅仅局限于广东一省，因为广东往往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试点省份，历来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试验田”与“排头兵”，其间蕴含着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真正正视其新的政策需求，体现了未来公共政策选择、制定与评估的可能性转向。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转向，一个从对物GDP过度追捧发展到提升民众福祉的转向。或正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言，对幸福社会建设的探讨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场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在一定那个程度上，这种转向可以有效弥补既有模式只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价值、权利与动机的发展倾向。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包容共享。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幸福社会”建设理念探讨与实践的本身具备学习型社会学习的关键特征，是一个更为积极地反思已有发展问题、追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组织化的学习过程。是“以学习求发展”的一个范例，3是学习型政党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示范。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等，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阮江平，王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2][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19
[3]连玉明，学习型社会[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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