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题记 2006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张国初，迈着轻快的脚步，踏着和煦的春风，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走进明媚的阳光。
多年前，张国初怀揣一把剃头刀，从农田走向军营，从列兵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
回顾45年军旅生涯，张国初禁不住感慨万千，并深情赋诗一首：
国门舞剑驾长风，
征战沙场淡功名；
回首往事心潮起，
军旅挥戈未了情。
从政治队长到政工干部
张国初，1941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黑田铺乡茶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一个妹妹。在张国初还只有6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兄妹四人由母亲拉扯大，含辛茹苦。
1959年12月，高小毕业后又上了几天农业中学的张国初报名参军。
“我是带着一把剃头刀入伍的。”张国初回忆说，“我二哥是理发匠，我跟他学过几天理发，到部队后，课余时间我就经常给大家理发。”
张国初不仅坚持为干部战士理发，还经常到营区外为群众做好事。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被评为“学雷锋标兵”，从团到师再到军，张国初的名字年年都上光荣榜。
1963年4月，张国初被提为排长。提干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学习文化的愿望也更加强烈。那个年代，能够接触的书籍不是很多，他整天抱着《马列主义理论选编》和《毛泽东选集》等为数不多的几本理论书籍反复研读。当时，部队干部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学习中遇到了难题，连老师也找不到。有一次，师里一个工作组到团里来蹲点，青年科长段树贤住在张国初所在连。段科长是个知识分子，并且从长沙政治干校刚进修回来，随身带了厚厚一撂笔记本，是关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及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张国初很感兴趣，于是就一本一本借过来，晚上秉烛狂抄，白天得空就去请教。那段日子，张国初学到了很多。
1964年，全军开展大练兵，张国初成为团里“一级技术能手”。当排长不到一年就被提为副指导员的张国初，负责组织无线兵搞技术革新。在他的带领下，战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琢磨出了“三个一”：一调就亮、一校就准、一叫就通的无线电操作技法。这种既快捷又准确的操作方法，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在之后的短短几年中，张国初相继被提拔为指导员、宣传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1970年1月，军里成立教导队，张国初被抽调到政治队当队长。
政治队长一职对张国初是个考验，因为没有专职的政治教员，他既负责管理，又兼任教员。通过自学，虽然也掌握了一些理论基础知识，但以当时的知识储备，要想当好一个政治教员还是很吃力的。被逼上梁山的张国初，不得不努力“充电”。《马列主义著作选读》、《政治理论学习辅导材料》和《马列主义名词解释》这“三件宝”常年带在身边，有空就翻，可谓是手不释卷。他一边钻研马列主义原著，一边四处收集学习资料。当政治队长4年，除了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他还涉猎了不少党史、政工、哲学、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知识面宽了，课也讲得越来越精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课，不仅在政治队讲，还到军里各部队讲，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一致好评。现在看来，当政治队长这一时期，正是张国初从一名军队普通基层干部向一名优秀政工干部转变的重要时期。
1976年9月，张国初被任命为“塔山英雄团”政委。
“塔山英雄团”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于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让这个英雄的团队永葆青春的活力，续写新的传奇，作为政委，张国初深感责任重大。
这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军官兵积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广泛开展起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活动。广州军区党委发出号召，要在一两年内建成一大批“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在总政治部的直接指导下，“塔山英雄团”与南京军区“硬骨头六连”所在团结成帮学对子。从此，双方互相竞赛、互相提高，两个团队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塔山英雄团”这棵老树又焕发出了新枝。
1978年3月，张国初作为优秀政工干部被选送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基本系深造，被评为“优秀学员”，并取得大专文凭。
1979年8月，张国初被任命为某师炮兵团政委，带领所部参加边境炮击作战。参战过程中，他率领团党委“一班人”，结合战场环境，积极探索“炮兵快速反应”的特点和规律，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在实战中总结出的“快反”经验得到总部和军区的肯定。张国初在任期间，炮兵团党委被集团军评为先进党委。
1983年5月，当了7年团政委的张国初被越级提拔为师政委。当时，针对“十年浩劫”而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我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各条战线百废待兴，军队在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指引下，也迈开了雄壮的步伐。
当时，由于长期受“大锅饭”思想的影响，干好干坏一个样，有些干部在职不尽职，在位不到位，致使事故案件屡禁不止，部队工作长期处于被动。面对这种情况，张国初决定在职权范围内进行一番大胆的尝试。
“说一千道一万，责任心是关键。”张国初认为，“部队上去上不去，关键在干部素质高不高；干部干得好不好，关键看有没有责任心。因此，我决定从抓干部责任制入手，以此推动部队建设水平整体提高。”
张国初决定继续推行他在当团政委期间根据《条令》、《条例》的要求，制定出的干部岗位责任制。即将各级干部的职责按岗位要求量化成细则，制定出评估标准和计分办法，然后根据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对履行职责好的，实行奖励，并组织他们介绍经验；对履行职责不好的，给予批评教育，帮助总结教训；对那些经过诫勉，工作仍没有起色，不适合本职要求的，适时进行职务调整。这在当时遭到了师党委会大多数成员的反对。
对此，张国初果断地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干部责任制好还是不好，试了才知道。如果出问题，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责任制推开后，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起来。履行职责好的干部，月底除工资外，最多还可拿到6元奖励。有位科长，用年终得的奖励买了一台冰箱，这在工资收入普遍偏低的年代，是很少见的。那些懒散惯了的干部，个别心理失衡，向上级写了告状信。信中列举了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若干“罪状”，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一时间，军区、总部的工作组纷纷进驻师里。经过一番深入调查之后，工作组一致认为，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是新生事物，应当保护。之后，《努力建设一个勇于改革开拓的领导班子》、《改革抓基层方法，实行机关科（股）与连队挂钩，提高基层的水平》和《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促进干部队伍建设》等经验做法，陆续被推广到军区部队，引起了震动。
抓基层、善察访、树典型
“自从当了军区领导后，直接接触基层官兵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张国初谈到抓基层的问题时，曾感言，“到基层去，有些单位的领导汇报工作，可能会把自己对部队管理如何如何严，训练、教育抓得如何如何紧，说得很具体，让你听起来觉得很实在。不过，你只能姑且听之，心里可要多打问号，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等汇报结束，我从来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总是一句话：先下去看看。”
1997年9月，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张国初，带领工作组到驻桂某师，就落实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激励基层干部机制”抓试点。
工作组到达某师的当天晚上11时，该师某团某连就丢了一支冲锋枪。全团干部战士立即动员起来，展开拉网式搜查。直到第二天中午，枪仍然没能找到。
团里把盗枪的重点嫌疑人锁定在该连文书和一个新兵身上，认为文书作案的可能性最大，并推测枪支很可能已离开营区被偷运到外地。
张国初亲赴现场勘察，根据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立即作出两条判断：一、文书监守自盗的可能性不大，那个新兵被子没叠好，被班长从三楼丢到楼下，出于报复心理，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二、冲锋枪目标大，丢枪时间又只有一天，枪支离开营区的可能性不大，应把查找范围重点放在营区周围。
基于以上两点判断，张国初指示，抓紧对那个新兵进行审查，迅速在连队的杂物间、小仓库及附近菜地、猪栏、下水道甚至便池，展开新一轮更加仔细的搜查。
果不其然，枪在便池里找到了，此事正是那个新兵所为。
当团政委期间，每逢过节，张国初就带领机关干部到离团部最远的连队去跟官兵一起吃顿饭，替战士们站班岗。每年的除夕，基本上都是在连队的厨房或战士的哨位上守岁。当师政委，为了全面准确掌握基层情况，增强工作针对性，除自己经常下基层，还要求机关科（股）与基层连队挂钩，实行一帮一。直到升任军一级领导，每年下基层都没少过100天。
张国初善察访，也是人所共知的。
早在任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期间，看完边防某团的两起事故报告，他心里就画了一个问号。第二天他带着工作组前往该团搞调查。经过深入调查，该团那名触雷身亡的战士不是执勤，而是偷砍群众香蕉；那位坠楼身亡的干部，也不是因为患“夜游症”，而是因为酗酒。
“查！” 张国初火了，“翻箱倒柜找问题，一个死角都不留！”
问卷、座谈、走访居民，他亲自带领工作组经过明查暗访，终于将这个团的问题一一搞清。这个团，事故案件频繁发生，实在隐瞒不住了，就弄虚作假。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张国初拍案而起，严正指出：“你们团要想彻底打翻身仗，必须挖掉一个‘假’字，重塑一个‘实’字！”
“我在这个边防团一住就是40天。除歪风，树正气，狠下猛药。配强团的班子，更换营连主官，处分违章违纪干部，直到把这个团的被动局面彻底扭转，我才离开。”张国初说，“有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是宁可撤了南墙也不回头。”
张国初一路从基层走来，善于见微知著，可谓足智多谋。
有个炮兵团，连续37年无事故案件，2001年却连续出现了几起事故案件。一起凶杀案报到军区后，张国初迅即带领工作组直奔案发地点。
该团六连，有名新兵与一名老兵发生磨擦，本来是老兵不对，可班长和指导员发现后不仅不制止，还把那名新兵批评了一通，硬逼着那名新兵向老兵检讨，并罚他做了200个俯卧撑。新兵感到人格受到侮辱，抱头哭了一夜，便把私藏在电风扇里的子弹取出来，开枪行凶，结果造成一死一伤。
张国初敏锐地意识到，随着部队士兵增多，干部减少，基层连队在维护官兵关系的问题上，将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在对全区兵兵关系问题作了全面调查之后，他向军区常委专门写出报告，建议把“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教育，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抓基层的重点。这一提法，引起了总部和军委首长的高度关注，很快就出现在2001年全军新年度的《政治工作指示》中。
关于抓基层、打基础，张国初不仅善抓后进，也善于抓先进，树典型。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变被动为主动，必须让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基于这种认识，无论是团、师、军，还是在大军区任职，他都非常注重对先进典型的培养和宣传。这些年来，在全国、全军有影响的先进典型，诸如 “好军嫂”韩素云，“扶贫司令”彭楚政，“新时期的英雄战士”李向群，“深圳特区好六连”等等，都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
身先士卒赴湘抗洪
“首长，作战值班室来电，长江第五次洪峰即将袭击洞庭，军区首长指示，赴湖南抗洪前线指挥部人员必须在洪峰到来之前到达长沙。”没等秘书把话说完，已发了两天高烧正在输液的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国初，不顾医护人员劝阻，从病床上弹起来，毅然拔去针头说：“出发！”是时为1998年8月8日11时整。
下午两点，以文国庆、张国初两位中将为首的广州军区赴湖南抗洪前线指挥部一行9人，乘波音737客机，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赶赴湖南抗洪前线。
一下飞机，文国庆和张国初就直奔湖南省军区作战室。就在他们抵达长沙之前，地处安乡的安造垸已经溃堤。两位中将当即决定，赶赴安造垸溃堤现场指挥抢险。
巍巍堤坝，被洪水撕开了近百米宽的大口子。由于决口太大，水流速度太急，封堵决口的进展非常迟缓。
两位中将和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四位领导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向中央报告抢险进展情况，请求技术增援。全国抗洪总指挥部紧急调遣北京军区舟桥旅堵口营火速驰援。
张国初伫立在决口旁，望着眼前恣肆的汪洋，心情十分沉重。他很想作一番现场鼓动。可是，由于白天抗洪，晚上打点滴，高烧还没完全退去，嗓子几乎发不出声来。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于是他顺手抄起一把铁锹，默默地加入到紧张的抢险队伍之中。
张国初身先士卒，一时间，他和官兵并肩作战的消息在抢险队伍中迅速传开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拼搏，百米决口终于被死死地堵住了。连续几天没合眼的张国初和衣睡去。可睡到半夜，他又醒来了。他独自一人悄悄地走上大堤，刚走不远就发现，工作组的人全都跟了上来。
“你们都回去休息！”他说，“我年纪大了，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你们年轻，白天累了一天了，回去好好睡一觉。”
大家好像没听见，在他身后一字排开继续巡堤。
夜正深，水在涨。张国初走在刚刚扶起来的堤坝上，愁眉不展。
“有管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张国初一行循声奔去，一场封堵管涌的战斗在深夜里展开。
当地一位领导认出了张国初，劝他离开，他无动于衷。管涌堵住了，张国初成了一个泥人。大家笑，他也笑了。
安造垸溃堤刚刚扶起，长江第六次洪峰又向洞庭湖猛扑过来。
9月15日，洪峰袭击洪山头，迅速抬升的洪水吞噬着刚刚用沙包筑起的子堤，一时间，数十公里大堤险象环生。张国初不顾个人安危，乘快艇连夜飞抵北间堤。
水势越来越猛，日夜奋战的官兵体力严重透支，第六次洪峰到达岳阳之前，必须增加抗洪力量。两位中将会商后，立即向广州军区主要领导报告，请求派兵增援。军区首长接到报告后，当即命令从广西桂林和柳州方向紧急调集两支部队，24小时之内火速赶到洞庭湖参加抢险。为了将这些部队顺利运抵抗洪一线，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张国初就命令当地军分区、武装部探好了最近最好的行军路线。尽管兵分多路，由于引导及时准确，因此，所有抗洪部队没有一支耽误时间，全部被及时引导至指定堤段。
19日晚，第六次洪峰到达岳阳。江南垸长江32公里干堤出现漫顶，一旦出现溃垸，不仅远在百里之外的长沙将被淹没3米，而且整个京广运输大动脉也将被拦腰截断。
湖南抗洪前线指挥部紧急动员全省军民投入抢险。在江南垸险重地段，解放军诸军兵种4万余众，用沙包抢筑子堤，与排空恶浪展开殊死肉搏。危急关头，张国初甩开部下拦阻，毅然奔向大堤。面对群情激昂的官兵，他振臂疾呼：“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严防死守，人在堤在！在我们面前，决不能溃一垸、垮一堤、死一人！”
一声号令，军警民众志成城。洞庭湖大堤在抗洪军民的护卫下，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洪峰的猛烈冲击。
空军某部抗洪英雄高建成牺牲后，张国初立即带领有关人员赶到英雄的家乡探望。他对大家说：“高建成不仅是空军部队的英雄，而且是我们全体抗洪将士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全力抗洪，不怕牺牲。”他嘱咐当地人武部的同志：“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协助地方政府，帮助烈士的母亲及家人排忧解难，把他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好。”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张国初指挥若定，经过4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98洞庭大抗洪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张国初明显消瘦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微笑。军地领导劝他回故乡看看，他没答应。他说：“这里的群众都是我的亲人，他们现在失去了家园，眼下的生活都成问题，放下他们不管，专程回趟老家，恐怕不合适。”
张国初每天深入灾区察看灾情，问寒问暖，指导群众搞好生产自救，不仅为抗洪官兵所敬佩，而且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拉着张国初的手送别时满怀深情地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解放军救了湖南。我代表湖南的父老乡亲谢谢您！谢谢您带的这些兵！”
巡查中南五省，实抓移交安置
1998年9月，张国初改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上任伊始，一份关于伤病残士兵移交安置问题的报告摆上了案头。
翻阅着报告，他眉头紧锁，表情严肃。
对伤病残士兵的移交安置问题，张国初并不陌生。早在当团政委的时候，就曾遇到过这类问题。此类问题看似平常，可解决起来非常棘手。因为这不仅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且还涉及到军地双方诸多环节。
张国初认真地翻阅有关资料后发现，仅据1999年6月的一份统计资料，全军就有伤病残士兵8359名，其中特等、一等伤残士兵307名，二、三等伤残士兵821名，患精神病的794名，患慢性病的6437名。在这些滞留部队的伤病残士兵中，不少是多次协调处理总也交不出去的“老病号”。由于长期未能得到妥善安置，伤病残士兵，有的身心不健康，情绪低落，思想不稳，悲观厌世；有的无理取闹，肆意放纵，甚至寻衅滋事；有的甚至将父母、妻儿接到部队，长期居住。部队对伤病残士兵管理困难，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各级领导和官兵对此反应强烈。
广州军区党委按军委和总部要求，成立了解决伤病残士兵移交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国初任组长，集中精力处办此事。
张国初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他指示军务部门，首先将全战区滞留部队的伤病残士兵的数量统计清楚，原因查明，情况一个一个搞准确，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还让有关部门把有关文件找来反复研究。他发现，关于伤病残士兵的安置问题，国务院相关部委及军委、总部都很重视，政策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可问题还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呢？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他发现问题的症结在省一级领导和民政部门。于是，他向军区党委常委报告，决定带一支工作组，结合检查“双拥”工作，深入到中南五省（区）找省委、省政府领导面对面协商，同时到军区各军级单位现场办公，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1999年10月20日至11月10日，在整整20天的时间内，张国初带领广州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一行9人，先后到中南五省（区）8个市，会见了11名省级领导，与500多名厅局级干部进行了座谈。所到之处，张国初都从维护军政、军民关系这个大局出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尽量从正面做好宣传工作，以求得地方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总的说来，工作进展顺利，各省领导及有关部门都相当重视。
经过军地领导的共同努力，广州军区滞溜部队伤病残士兵移交工作进展顺利，从反馈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到地方以后都得到妥善安置。作为一个领导者，张国初也算尽心尽力了。可工作进展到这一步，他并没有撒手，而是指示有关部门，把对安置不很满意的那一部分人的情况调查清楚，采取逐个包干的办法，限期处办好，不准留一个后遗症。他语重心长地对工作组的同志们说：“这件事，对于我们可能不算什么，可对于伤病残士兵本人，那可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儿。如果这一次我们不把他们安置好，直接会影响人家下半辈子的生活啊！”
在张国初的督办下，次年春天，广州军区移交地方的千余名伤病残士兵均得到了妥善安置，这项工作走在了全军的前列。
之后3年，张国初每年都带领工作组，深入到中南五省（区）检查“双拥”工作开展情况，大力推动家属就业、干部转业安置、军队伤病残干部的移交安置工作。仅家属就业一项，他就曾分别在惠州、南宁、海口主持召开过现场会。由于认真负责的工作，在他任副政委期间，广州军区随军家属就业率每年均达80%以上。
情系家乡 筹资建校
2004年底，张国初离职休息，被增补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回湖南考察时，在当地政府领导的陪同下，张国初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生活情况作了一次全面考察。他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家乡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与全国相比，尤其是与珠江三角洲相比，还相差甚远。想到这里，他决定为家乡脱贫致富办点实事。
知识改变命运，要想彻底摆脱贫穷，必须从教育抓起。在他多方筹措下，终于为家乡筹得75万元建校费，帮助村里建起一所“希望小学”――茶园小学。建校前，黑田铺乡主管教育的副乡长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去向将军汇报建校事宜，张国初十分高兴，并对修学校的资金、校址、学校蓝图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茶园希望小学”破土动工后不久，张国初还专程到学校视察。小学建成后，成了邵东县农村小学的样板。他又亲自为希望小学题写了校名和校联：“希春风化雨，望儿女成龙”。不久前，他再次回到故乡，看到小学校园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听到孩子们书声朗朗，老将军会心地笑了。他还嘱咐教师们要尽快配备电脑，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压题照片：张国初在全国第十届政协会议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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