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4日，人民大会堂里鲜花吐艳、华灯绽放，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 如潮的掌声中，白发苍苍的中科院院士谢家麟满面笑容，拄着拐棍，在人搀扶下步履从容地走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大红色的奖励证书。
回首来时路，谢家麟说，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当年体会不深，日后才逐渐理解它的内涵。这几个字就像一个“加速器”，自己的人生有意或无意中正是按这几个字描绘的轨迹行进。
率一帮门外汉成功研制“治癌武器”
1947年8月，谢家麟到美国留学。1951年获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后，归心似箭的谢家麟急切地想见到阔别多年的妻儿，于9月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的邮轮，前往百废待兴的祖国。就在轮船中途停靠檀香山时，发生了意外。
原来，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以“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为由，将谢家麟遣返美国。返国无期，他十分焦虑。下船后，他气愤地给白宫打了一个电话，以示抗议。不能回到祖国，让谢家麟心情郁闷，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条河边，思绪万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诗作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切向往和无限深情。
重返美国后，谢家麟在奥里根大学执教一年。1952年夏末，他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物理实验室任助教。半年后，他又被实验室派到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独立负责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
除谢家麟对加速器有初步了解外，其他人都从未接触过加速器。谢家麟沉着应战，带着一帮加速器的门外汉日夜奋战，边学边干，两年中解决了涉及多个学科的特殊设计和调试问题：优化设计速调管、加速管等关键部件；把电子束尺寸从几毫米均匀扩展到20厘米，满足对肿瘤照射的需要；使产生的电子束流左右旋转，从不同方向进入人体，把加速器的稳定度提高到医用水平……
1955年初，世界上第一台用高能电子束治疗癌症的加速器装置在谢家麟手中率先研制成功，并对一位患者临床使用。此事成为当地大新闻，在美国物理界引起轰动。芝加哥报纸的报道说，这是“原子粉碎机支援治癌作战”，称之为“治癌武器”。
之后不久，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求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谢绝实验室的高薪留任，选择尽快回国。
几十年来，时常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因为如果留在美国，他也许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回答永远是：“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幸，做了正确的选择，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我留在美国工作只是‘锦上添花’，而回到祖国则是‘雪中送炭’。”
“因陋就简”跳上“飞驰的列车”
1955年回国后，谢家麟不仅与阔别8年的妻儿团聚，也得到了报效祖国的舞台。被问及工作意向时，谢家麟表示自己对加速器了解较多，希望从事加速器工作。
国内几乎没有人了解加速器，可谓大家“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有”，谢家麟就组织培训，从“核物理”、“电子学”等基础知识开始，给分配来的研究人员补课。相关器材属科技尖端，国内没有，欧美禁运，苏联保密。电子直线加速器是一个微波型加速器，但是连最基本的微波讯号发生器都没有，波导驻波测量器没有，波导元件也没有。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自己做。
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谢家麟说：“什么叫做科研工作？做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没有困难，那就用不着科研了。”他坚信“没路可走”是搞科研的人常遇到的，没路就找路子，总有踏出来的路。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研究，终于在1964年冬成功建成了我国第一台30MeV可向高能量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1973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成立。1980年，我国高能事业面临一个关键性选择：是改走电子的道路，还是继续走质子的道路？国内第一台高能加速器，是选十拿九稳的质子同步加速器方案，还是选国际上最先进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谢家麟不简单冒进，也不轻易畏难。他组织数十次研讨，反复权衡两种装置的优缺点，最终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正负电子对撞机技术难度很大，许多技术在国内都是空白。有许多人为此担忧，曾打过这么一个比喻：“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要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别快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从此走在世界前列，如果没有抓住，摔下来就粉身碎骨。”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家麟带领团队跳上了飞驰的特快列车。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从1984年10月邓小平亲自参与奠基，到1988年10月成功实现对撞，仅用了4年时间、2.4亿元人民币，创造了国际同类工程中建设速度快、投资省、质量好、水平高的奇迹，是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也是我国科研大工程的典范。
按照一般人的思路，这辈子完成了一项项重大科研工程，功成名就后应该颐养天年了。可谢家麟的目光没有停留在此。他敏锐地注意到一个在1982年被美国列为星球大战计划首选战略武器研究范畴的“自由电子激光（FEL）”项目。
此时，谢家麟已年至七旬。在这个项目中，他继续年轻时的“因陋就简”风格，用了30多年前建成的直线加速器和同龄的能量分析磁铁，还用BEPC淘汰的四极磁铁改装了一个阿尔法磁铁。这不仅节约费用，更大大缩短了投入试验的时间。
1993年，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终于实现了饱和振荡，成为亚洲地区研制的近10台红外谱区的FEL装置中第一个产生激光并实现饱和振荡的装置。
“乐天派”院士的诗意生活
而今，已到耄耋之年的谢家麟住在北京海淀黄庄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生活平静安宁。他并非感叹“廉颇老矣”，仍像过去那样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耳聪目明。“他这个人不懂浪漫，节奏感差，老年人喜欢去公园跳操，但他跟不上节奏，也不爱运动。”询问长寿的秘诀，老伴说谢家麟很少运动，但是性格非常好，无论遇到什么事，从不着急上火。谢家麟也自称“乐天派”，并自嘲年纪大了“懒得动”。
虽然不爱运动，但他仍然坚持每周一到位于石景山区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上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有年轻人找我有事；如果没事，看看信件、上网看看邮件。还得学习，要不然跟所里完全脱节了。要了解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他虽然已远离重大科研项目，但仍旧关心着年轻人的工作。“现在干工作有些力不从心了，我们的老有所为就是给青年学生当顾问。”
很少人知道，这位与科学仪器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科学家其实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爱好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谢家麟曾写下诗篇抒发跻身科学前沿领域的豪情：“十年磨一剑，锋利不寻常。虽非干莫比，足以抑猖狂。”
受父亲的影响，文学特别是诗词一直是谢家麟的爱好。谢家麟父亲谢良佐是哈尔滨的一位名律师，除了法律外，在历史、文学、书法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造诣。而谢家麟在童年时对诗词就有强烈的兴趣，并背诵了不少名作。后来去燕京大学读书，虽然读的是理科，但对文学还是颇有兴趣。他曾与李大钊是同学，与张伯驹等人参加同一诗社，曾在当时的北平《晨报》副刊发表文章，经常用稿费去东安市场西点铺买糕点与弟妹们共同享受。
谢家麟在燕大曾选读过一门文学院的课程“苏（苏东坡）辛（辛弃疾）词”，由国学大师郑因伯授课。在期终考试时，老师让学生从两位词人的作品中选一首进行评说解读。谢家麟选了苏轼的《蝶恋花?密州上元》。谢家麟笑言：“我很欣赏这首词中对人世无常的淡泊旷达的意境，当时我大概讲评写得不错，赢得了郑先生在班上的表扬，还说可惜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
这些年来，谢家麟仍然习惯于赋诗抒怀。“石室宝藏观止矣，跃登天马莫淹留。”谢家麟的这两句诗，表达了他不愿满足现状，要持续创新的想法。
乐观、谦和的谢家麟爱写诗词、听音乐、看报，喜欢看侦探和探险小说，好的电视剧也不放过。他说：“人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点不知道是很遗憾的。”也许正是缘于对生活的热爱，他总是乐观地向前看，生活简单而快乐。
“谢先生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前。”熟悉谢家麟的冼鼎昌院士说，他所做的工作总是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进行，也总具有前瞻性。在众多的重大成果面前，谢家麟永不歇脚。今天，他仍关注着加速器事业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继续走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上。
谢家麟是一位不断奋进的科学家，更是一位胸怀宽广、淡泊名利的爱国志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职，是谢家麟做过的最大的“官”。就在谢家麟事业渐近巅峰的时候，他主动退到课题负责人的位置。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从未考虑过自己要取得何等成就，成为什么人物，获得多少报酬。”
对于谢家麟，儿子谢亚宁说，父亲给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专注”：“他对于他从事的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据谢亚宁介绍，父亲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淡泊”，“什么都看得开，心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