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觉唐家驹最近到我这里来有些怪，不像以往那样借书找杂志看，而是一来就把脸俯在我的书桌上，看压在玻璃板下的十几张名片，看得非常专注、入神，一看就是半个钟。我不知道他是在欣赏这些制作精美的名片，还是对名片有所研究。因为写作，这些名片是我去杂志社参加笔会时收获来的，有打工朋友的，有编辑记者的，有做律师工作的，还有一张印着彩色警徽的名片是本市一位做警察的朋友最近送的。这位爱好文学的警察在市公安局督察队任职，因为有一次我去市里一家文学杂志参加笔会，与他相识，他就递给我这张名片。我发现唐家驹对这张印有警徽的名片特别有兴趣，本来隔着玻璃板已经把名片的内容看清楚了，他还不满足，还擅自用手掀起玻璃板，把名片拿在手里，再前看后看（其实背面没什么可看，空白的），左看右看，似乎爱不释手，百看不厌。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够把这一张名片给我？这令我对他感到更加不解，怪不得他的女朋友罗兰常对人说，唐家驹有病，他确实有病。我问，你要这一张名片有什么用？他说，我只是想要，你给不给？我说，不行，我历来尊重朋友，朋友送的东西，我都要好好保存下来。听我这么说，他只好又把名片压在玻璃板下。
其实我不愿把这张印有警徽的名片给唐家驹，还有另一个原因，自从我有了这张名片后，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午夜查房时，治安人员一看到桌面上这张印有警徽的名片，对我的态度立刻就会温和许多，往往看一看我的证件就离开，不像以往那样把皮箱书箱，床上床下翻得一片狼藉。有时我忘了暂住证放在哪里，来人就说，不要紧，慢慢找，说完也走了。有一次我在街上被巡警盘查，巡警令我高举双手，面向墙壁，一会儿从我口袋搜出那一张印有警徽的名片，问我：“他是你什么人？”我说：“朋友。”巡警说：“对不起。”敬个礼，立刻让我走人。
这天傍晚唐家驹又来了。从外表上看，唐家驹与别的打工仔有所不同，别的打工仔很像打工仔，他却显得卓尔不群，很有几分绅士风度。无论是上班时间或是下班之后，唐家驹衣着总是特别严谨和高雅，浑身上下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天蓝色的衬衫，米黄色的西裤，光可照人的黑色老人头皮鞋，上衣口袋总备有一把折叠梳子和一块小圆镜，只要发觉头发被风吹乱一点点，他就会一手拿梳子一手拿小圆镜把头发认真的梳理一遍。与以往一样，唐家驹一来到又是把脸俯在书桌上去看玻璃板下的名片，我有预感他又要提出已经提了几次要名片的要求。好一会儿，他果然又问我了，但这次问的不是那张名片，而是另一个令我又感奇怪的问题，他问：“你知不知道本地的镇长叫什么名字？还有派出所所长，治保会主任，他们叫什么名字？”唐家驹问得一本正经，绝不仅是想考考我，而我来本地打工已有近十个年头，对本地方一些主要头面人物已了解得八九不离十，我告诉唐家驹，镇长叫成克木，所长叫陈科，主任叫莫文才……
唐家驹神色凝重，不断点着头。我问他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有什么用？他说想改个名，拿这些人的名字作参考。我说：“为什么要改名？你的名字有什么不好？”他说：“我看过很多电影电视，里面叫陈家驹，吴家驹，李家驹的人，不是黑社会，就是土匪，或是杀人犯，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死于非命。”我说：“你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打工仔，你也担心你叫唐家驹也会走他们的路？死于非命？”他说：“你真的说中了，就差那么一个字了。”我奇怪的睁大了双眼，说：“不会吧？就差一个字你就死于非命，一个什么字？”他告诉我，三天前，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他正在房里埋头画一幅画，这时房东的儿子领着五六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敲开了他的房门，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是本地治保会的主任，其他都是从东莞来的，他们都是做“公”的人，但只穿便服，胸前也没挂“牌”，面对他，个个神色严峻，无一句话，似乎早已做好了英勇格斗的准备。那位治保主任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唐家驹。”治保主任说：“跟我们走一趟。”他立刻惶惶不安，问：“去哪里？”治保主任说：“治保会。”他说：“我没犯法，我有暂住证，有身份证、有计生证，有务工证，有厂牌……”来人不管他如何辩白，连拉带拖，将他推上警车。到了治保会，治保主任先搜了一遍他全身，然后问道：“你家里有什么人在东莞？”他说：“没有。”治保主任又问：“唐家龙是你的什么人？”他说：“我不认识什么唐家龙，他是什么人？”治保主任说：“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杀了人，是个通缉犯。”他说：“那和我没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治保主任说：“你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而已，怎么不认识？你要老实交代，不然对你没好处。”他说：“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他本来想说如果我的名字和拉登的名字只差一个字，那9?11事件就是我干的?？但他不敢把这句说出来。后来几个人又轮流问了他两个小时的话，最后才弄清他确实与那位东莞的唐家龙无任何关系，才让他回去。已是午夜时分，下着大雨，他回到出租屋时，淋成了落汤鸡。
唐家驹对我说：“如果我的名字和他们上司的名字只差一个字，他们还会来查我么？让我白受一场虚惊么？”
唐家驹有些神经过敏，我早有所见。四年前我还在他如今打工的这家美术陶瓷厂时，因为两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一拍即合，我和他到厂外合租了一间房子居住，每天下班回去，他画画，我写作，充实的日子让我们感到非常快乐。只是唐家驹神经过于敏感，十天半月就会愁眉苦脸对我重复一句话，又要查房了，又不能睡个安稳觉了。他说的也是，因为每一次遇上查房，他都无法再睡，坐在书桌边，一支接一支的抽烟，直到天亮。我得承认，本地方查夜是查得非常认真的，每个出租屋十天半月就要被复查一次，不放过一个无暂住证的外来人，不漏过一处可疑的角落。当然，我们有合法的证件，每一次查房我们都会平安无事。所以我不怕遇到查房，但唐家驹就不如我，他一听到那如雷的踢门声，就立刻从床上一弹而起，浑身颤抖，脸色苍白。我对他说，怕什么，我们有暂住证。可他的双腿还是一个劲的抖动。
在我眼中，唐家驹是个很聪明的人，凭他的能力，从一般的员工做到了版房的高级技术员，打工七八年，挣了不少的钱，不单还清了家中父亲因治病而欠下的两万多元债，还供妹妹读上了高中。但他的神经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活得并不轻松，有时候我和他一起上街，如果见到前面有巡逻的治安人员走过来，他立刻紧张起来，然后就近走入街边的商店，作买东西之状，看看巡逻的走过去了，才敢走出来。这时候，他会掏出一把梳子，梳一梳被风吹乱的头发，又整一整身上的衣服，努力把自己的外表与一般的打工仔区别开来。
过了几天，唐家驹打电话叫我去他那里。自从我辞工出来专职写稿之后，搬到另一个地方租房去了，而唐家驹还在老地方住。原来唐家驹已决定不单改名，连姓也同时改掉，改叫成克水，与本地镇长成克木的姓名只相差一个字。他想以这个名字办一个正式的身份证，问我能否帮他这个忙。我说实在没办法。他就说那只好办个假的了，据说假的也很逼真，一般人很难识别出来。两人正说着话，唐家驹的女朋友罗兰来了。罗兰以前也在陶瓷厂打工，后来辞工出来，去一家大酒店做服务员去了。他们拍拖了几年，罗兰经常到这里看他。我没料到，罗兰对唐家驹改换姓名持坚决反对态度，她说：“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挨了一点点风吹雨打，连姓名都不要了，你还配不配当男子汉呀？”唐家驹说：“这和当不当男子汉是另一回事，我只想有个好名，少些烦恼。”罗兰说：“站得直不怕影子歪，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唐家驹说：“这些陈词滥调狗屁不如，你没做亏心事是吗？你也不是不办暂住证是吗？可每次遇到查房，你都吓得心慌意乱，半天也找不着暂住证。”罗兰低头片刻，又说：“不管怎么说，我不同意你改换姓名，这么多年我那么爱你，爱你的全部，包括你的姓名，你的缺点。”唐家驹说：“你不同意我也改定了，我现在还不是你的老公，你不要管我这么多。”罗兰说：“虽然不是我老公，那也算是个准老公了，每一次来你这里，你都要留下我陪你一起过夜，行使了只有老公才能行使的权力，爬在我身上一两个钟也不愿意下来。”唐家驹说：“那是你自己愿意的，抱着我不让下来，还要我照着三级片那些来做，舔了这里又舔那里，把我累得一身大汗，看你当时受用的样子，那快乐比我还多哩。”罗兰满腮绯红，伸手狠狠地在唐家驹肩膀上掐了一把，嗔怒的说：“谁和你说这些鬼话。”唐家驹痛得直皱眉头，说：“那是你先说的。”看来他们争吵是假，调情才是真，罗兰今晚又可能不走了。我不便多呆，赶紧离开。
自从那天从唐家驹那里回来之后，我一直没有过问他办身份证的事，我想这件事他肯定办得很顺利，因为如今街头上出现最多的广告就是“办证，131292333×××”，办个证易如反掌。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唐家驹忽然又来找我，脸上又是一副心事重重的神色，我问他那件事怎么样？他说哪件事怎么样？我说：“你不是要办一个成克水的身份证吗？”他似乎才回过神来，很沮丧地说：“唉！那个镇长靠不住，当初就不该傍上他叫成克水，白费了一笔办证的钱。”我说：“你又想改名了？这次想傍上谁的名？”他说：“地位高一些的吧，比如市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我说：“如果还靠不住，你是不是又想再高一些的？你干脆一步到位，傍一个中央级的人物大名，比如有人叫张春桥，你就叫张春娇。”唐家驹说：“别开玩笑，我是来和你说正经事的，你不知道上一次因为名改得不好，害得我伤透了心。”他告诉我，他用成克水的名字办好身份证后，就找到厂人事部经理要求废止他原来叫唐家驹的名字，改叫他成克水，并将他的个人资料都以成克水之名改过来，包括厂牌、工资单、出勤表等等。人事经理说如果公安部门已经把你改换姓名的证件办理好的话，厂里会同意你的这一要求。在查验他的证件之后，人事经理说你的证件是假的，不能更改。他说虽然证件是假的，并不重要，改名换姓是他的自由，况且又不违法。道理说了一大堆，人事经理就是不同意，他说如不同意的话，我就走人，凭他的本事何愁找不到饭吃。人事经理说你确实是个人才，总经理已经决定升你做版房主管了，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丢掉这么好的职位。他说不同意我改换姓名，给个总经理我也不干。
他说到做到，真的就离开了这家陶瓷厂。很快他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被一家工艺厂聘为技术指导。他是用成克水这张身份证去应聘的，工艺厂的老板居然分不出真假。从此厂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叫他为成克水，再没有人知道他唐家驹这一姓名。他非常开心，心里面从此有了一种很踏实很安全的感觉。在有他签字的生产报表上，有的人看到他草写的“水”字与“木”字非常相似，于是爱开玩笑的人便当面叫他“成克木”，他不回答，但也不恼，只微微的报之一笑，心里面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其他人见他好脾气，也跟着学嘴学舌，都叫他做“成克木”，叫来叫去，不知是谁起的头，在成克木后面又加上两个字，成了“成克木镇长”，再叫下去，又不知是谁干脆就把“成克木”三个字省略掉，直接就叫他为“镇长”。他仍然不回答，也不恼，当然心里面那感觉还是一样的好。而最使他自豪的是，每天早晨他一走到厂门口，就有人学着电影上的台词，冲他直呼：“镇长驾――到！”而手下的人找他签字时，也说：“请镇长大人签字。”他认为这些不是在嘲讽他，而是些善意的玩笑，他很喜欢。这些玩笑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老板的耳朵里，居然也得到老板的认可，在一次召开的管理人员会议上，老板忽然说：“请镇长发表意见。”全场哄然大笑，他顺应老板站了起来，一本正经说起了话。
令他懊恼的是，罗兰偏偏不接受他改名，还差点儿葬送了他这段无限风光的日子。有一天他加班，罗兰来厂门口要求见他，门卫问他找谁？罗兰说找唐家驹，门卫说：“厂里没这个人。”罗兰说：“肯定有，他是你们厂里的技术指导，不信，你打他的手机。”门卫一看罗兰递来的号码，说：“我知道这个号码，是成克水的，我们都叫他镇长。”罗兰说：“什么成克水，什么镇长，他就叫唐家驹。”门卫说：“成克水原来还有个假名叫唐家驹？”罗兰说：“成克水才是他的假名，唐家驹才是他的真名。”门卫说：“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假名？”罗兰说：“他有病，他确实有病。”他出来后，面对罗兰板着脸，神色非常不高兴。他把罗兰带到无人的池塘边，他说：“我早告诉你了，我叫成克水，以后再不要叫我唐家驹。”罗兰说：“这么多年，我叫唐家驹叫顺嘴了，别说你改叫小小的成克水镇长，就是改叫拉登首领、布什总统我还是叫你做唐家驹。”他说：“你不叫我成克水说明你心里没有我。”罗兰说：“如果我叫你成克水我心里才真的没有你，因为我心里只有唐家驹。”吵了一会儿，两人都不做声了，好久，罗兰从手袋里拿出一只方便饭盒，往他面前递来，说：“今天我们酒店搞开店五周年庆典，我分得一盒炸龙虾，我舍不得吃，知道你喜欢吃，就给你带来。”他说：“我不吃。”罗兰说：“为什么不吃？”他说：“我现在心情不好。”罗兰说：“为啥心情不好？谁惹你了？”他说：“就是你?。”罗兰说：“说你有病你真有病，叫你一声真名你就心情不好，连我的东西都不吃。”他说：“你叫我一声成克水我就吃。”罗兰说：“我绝对不会叫。”他说：“就不吃。”罗兰说：“你不吃拉倒，我自己吃。”说完就抓起一只鲜黄的龙虾放嘴里嚼起来。这次见面，不欢而散。
第二天，他就被老板找去问话，老板问：“听说你的证件是假的？”他承认：“是假的，因为我喜欢这名字，办正式的身份证又办不了，所以就办个假的。”老板不做声，目光定定的注视他两分钟之久，他说：“老板，你看我像个隐名埋姓的逃犯吗？”老板说：“确实不像，就是真的是逃犯，只要你对我没有什么坏处，我就敢用你这个人才。”
天有不测风云，不出两个月，随着那位货真价实的镇长成克木因经济和作风问题而落马，被立案调查，他傍上成克木而得到的荣耀和风光也随之变成了耻辱，更为懊恼的是，厂里那些人当初对他所开的那些“成克木”“镇长大人”之类的玩笑话，居然传到了厂外面，且还传到一些与工艺厂有着利益关系的外厂里去，越传越变样，开始说是工艺厂聘请了成克木镇长做技术指导，接着说是聘请了成克木镇长做技术顾问，后来竟说是聘请成克木镇长做法人代表。又说工艺厂得到成克木的很多照顾，成克木也得到了工艺厂的许多好处。外厂那些老板们担心被牵连，被上面下来的调查组作为被调查对象，纷纷与工艺厂断绝了往来。
厂里的人仍在叫他做“成克木”“镇长”，他以前听着顺耳，如今听着刺耳，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笑问他是否真的得到了老板送的几百万元？包了好几个二奶？气得他几乎晕倒在地。他请了三天假，连睡了三天，这天早晨刚上班，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老板脸色淡淡的，对他说：“这几天你脸色不正常，有病了？”老板不说生病而说有病，他听了很不好受，他说我没病，好好的呢。老板说：“不管你有病没病，你都不用再来上班了。”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老板说：“你应该很明白了，因为很多人都叫你做镇长，我也清楚你这个镇长不是那个镇长，但也给了我业务上很大的影响，损失不小，我不能再留你了。”他说：“老板，我也没想到这个镇长会这么靠不住，你再给我机会，我可以再改一个姓名，不会给你什么影响的。”老板说：“你还要改名？改个什么名？”他说：“我想了三天，还没想出来，等我想好就告诉你。”老板说：“你回去好好想吧，再不要来给我添麻烦了。”
他再一次失去工作后，罗兰倒是十分的高兴，叫他恢复原来的名字，再去找一份工。他却不急，说再改一个姓名后，再找工作。罗兰说：“我说你有病，你真的有病，你再改换姓名，我就和你一刀两断。”他说：“一刀两断，我还是要改。”罗兰果真离他而去，从此再不来和他见面……
唐家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又从玻璃板下拿起那张印有警徽的名片，说了半天也看了半天，如我所料，最后他又向我提出把这张名片送给他。他可以给我买两条“红梅”香烟作为交换。见我还是不动心，他很失望的离去了。我没有料到，几天后唐家驹会为了这张印有警徽的名片铤而走险。那天是星期五，晚上我到镇文化中心图书馆翻看《花城》等省内较有名的杂志，这是几年来我一成不变的习惯，每到星期五必去图书馆，所以了解我的朋友们都不会在这个晚上去出租屋找我。但很不巧，那晚图书馆一带地方因为停电，图书馆没有开门。当我回到房门口时，发现门上的挂锁是开着的，我很惊讶，以为是自己出门时匆匆忙忙，忘了上锁。当我用手推门时，发现门已在里面闩上了，我顿时紧张起来，心里说，有贼。我住的是三楼，以前这栋楼的一二楼也多次有过被贼光顾，现在竟然偷到三楼来了。我不敢贸然声张，立刻把门反锁上，下到一楼把情况告诉了房东。房东上来守住房门口，打电话向附近的村治保会报警，只两分钟，五名身穿制服的治安员就来到。治安员先是面对里面喊话，不见回应，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一个粗大的治安员飞起一脚，哗一声就把门踢开，众治安员便一涌而进。我也跟着进了房，但搜遍了房里的各个角落，连个贼影也见不到。我觉得奇怪，因为房间没有丝毫被翻动过的迹象，放在拖箱里新领回的600元稿费也没有被偷走。最后我才发现压在玻璃板下的那张印有警徽的名片不见了，我正感蹊跷，这时爬在窗口往外望的治安员忽然喊道：“楼下面有人。”我随着其他人过去往楼下一看，在几束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到楼后面的荒地上躺着一个人。
当我跟着别人下到楼后面的荒地时，我才看清楚躺在地上的那个贼是与我来往多年的工友唐家驹，他是从楼顶到楼下的那条排水管往下溜时，不慎掉下来的，刚好落到一个树墩上，双腿受了不小的伤。我发现他身边不远的草地上散落着一张纸片，我过去拿起来一看，正是我那一张印有警徽的名片。唐家驹很痛苦的望着我，开口说道：“我没有拿你的东西，我只是想要这张名片。”
尽管我反复解释唐家驹是我的朋友，也没有被拿去什么东西，这件事是朋友之间的误会。但治安员还是把唐家驹往警车上抬，他们说只要有盗窃行为，没有得逞，也要依法处理。警车开动时，我发现唐家驹从车窗内望着我，重复着刚才那句话：“我没拿你的东西，我只是想要那张名片……”
责 编：蔡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