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呈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态势。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境遇两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岸（机遇），内生力、舆论力与外哺力共生；彼岸（挑战），内碍力与外损力共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善于抓住机遇、勇于应对挑战，找到并利用好境遇两岸的势差，才能顺势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魅力与世界魄力。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26-05
回顾世界史上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共运的演进图景，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爆发再三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仍是指导我们时代前行的不竭力量，正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所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1]。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如何做到让这一伟大理论既能不断解决我们发展所遇到的时代问题，又能让其充分彰显世界意义呢？不妨从研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境遇两岸“真实存在”（机遇与挑战）入手，找到“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势差，“顺势”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契合。
一、机遇：内生力、舆论力与外哺力共生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生力：中国经济率先走上复苏之路
内生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内部实力和主观能动性……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行投资、自我发展的能力 [2]。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生力，就是其能挑起反映时代气息和解答时代问题重担的经济自我发展实力与主动性。21世纪之初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撼动了全球经济发展根基，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但中国却能率先走出危机泥淖并实现可喜增长，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09年，在世界经济整体负增长0.8%、发达国家负增长3.2%、美国负增长2.5%的情况下，中国保持了8.7%的经济增长率，GDP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8.5%[3]，2010年又取得了GDP同比增长10.3%的佳绩。因此讲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仅此一点，这足以建构马克思主义推动时代发展的内生力，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恩格斯也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5]257。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现实基础”就是指经济基础，并要求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幅度滑坡，相反能够稳步爬坡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共同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论及到的经济自我发展的实力，即内生力。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就在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之际， 2009年9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并且把它放到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并非巧合，而是党中央高瞻远瞩、谋划全局的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讲，中国经济虽遭受金融风暴重创但却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基础、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党和政府反危机方针政策的及时有效性而率先实现复苏。这成为建构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不可少的内生力。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舆论力：西方世界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良好作为，西方思想理论界、政界与新闻媒体界开始反思被他们一贯奉为教旨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开始重新审视“多时的敌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这个最有影响的自由市场思想的捍卫者，也承认自由主义的市场的思想体系是有错误的[6]。另外，《资本论》受到知名出版商前所未有的追崇，媒体开始关注报道中国的先进建设经验；银行家和经理也都开始读《资本论》，“硬着头皮”去向社会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求教，希望从《资本论》中找到一些答案。上述事实无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在与其他的各种思想和理论的比较中来显示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发展的解释力、分析力越强，就越能够体现它的影响力，越能够为世界所接受”[7] 。所以说，这不但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发展所遇到的时代课题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而且也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中国模式”开拓世界向度夯实舆论基础。一言蔽之，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形成了良好的舆论内外合力。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外哺力：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空前的新觉醒、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罢工时有发生
苏东剧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直接的结果就是：尽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仍然取得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功，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却异常“低调”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更不能相互辉映；造成马克思主义在把握时代脉搏与回应时代诘难时“孤立无援”，即外哺力不足。相反，肇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空前的新觉醒与合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间歇罢工就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外哺力。从全局来讲，不断地提升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的契合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他国共产党、工人党及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当义务。2008－2010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先后召开了三次国际会议，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人运动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分别发表了《圣保罗宣言》、《新德里宣言》和《茨瓦尼宣言》。另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连续爆发规模不断升级的罢工，足以表明当今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并没有“消停”而是寻找新的机会重新整合阶级资源。譬如，2011年8月美国电信员工罢工与同年6月英国数十万公务员教师大罢工抗议政府养老金改革罢工，特别是最近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蔓延。大小罢工及抗议，不胜枚举。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工人运动新的结合，展现社会主义运动新的曙光。因此，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新觉醒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罢工的时有发生，就“不约而同”地承担起建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外哺力的重任。
二、挑战：内碍力与外损力共存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碍力：后危机时代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新情况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绝不是天马行空式的理论，而是立足实践、面向现实。如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多次提到“实践”及实践的同义语。可以说，扎根实践、与时俱进，不断解决中国发展所遇到的时代课题是其一以贯之的演进路径。但是，看问题要抓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尤其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已成为世界态势，各种能预想到的、预想不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必将“雨后春笋”般出现，直接考验着马克思主义主义解答时代问题的能力。一个关键的缘起是，从全世界现代化的演进而言，中国仅仅用了西方多数资本主义国家1/3的时间走完了现代化之路，这种“浓缩”式发展，是通过解决历史主要矛盾又阶段性地“掩盖”次要矛盾来实现的。这种带有权宜之计味道的发展方式就注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将留下不少“后遗症”。也就是随着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一些对当时社会无害甚者有益的因素现在已转化成阻碍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现实问题、实际矛盾。而本次金融风暴就极有可能成为这些矛盾集中激化和爆发的催化剂。诸如，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周边安全环境受到严峻挑战，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历史经验表明，尽管马克思主义最终会战胜这些突如其来的时代难题，但由于这些时代难题的突发性、并聚性与复杂性，马克思主义难免会在初始阶段出现“高原反应”，经历一段“摸着石头过河”过渡期。这样，在金融危机全球发威特别是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样的一段特殊时期内，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就易嬗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碍力。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外损力：式样各异的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变本加厉”
简单查阅史料，就可以发现，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走向纵深的今天，“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没有放弃走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努力，它们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力图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影响中国社会的性质”[8]，换个角度而言，这些行径就是借着各种极具迷惑性的幌子，企图肢解或重释马克思主义进而颠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实现各种“误国误民”但利肥“某个集团”之目的。就拿新自由主义来讲，其在危机爆发后“名誉扫地”，备受各界质疑与批评。但进入后危机时代，随着世界经济普遍地触底反弹，稍显复苏之际，新自由主义又卷土重来，开始在全世界“兜售”其所谓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与价值观，无端指责中国的经济制度、人权状况与互联网政策等。客观地讲，我们并不难理解已遭本次金融风暴蹂躏的新自由主义为何不甘退出世界舞台，究其原因就是“与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紧密相连的新自由主义不会被埋入泥土之中，它仍然存在深厚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将来有一天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东山再起”[9]。另外，还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借着“马克思主义过时”、“危机时代呼唤思想多元化”等借口抨击马克思主义。相比危机最糟糕时刻，这些思潮的“鼓吹手”对马克思主义各种变相的攻击会变本加厉。一个关键缘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中国在危急中并没有“崩溃”而是率先实现复苏，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生命力和时代魄力，宣告着其他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死期”不远。这不能不让他们恐慌，他们只有不断“变本加厉”地丑化、攻击马克思主义才能争取一点点“生存空间”。那么，这也同时成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面临的一个挑战，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外损力。
三、应对之策：抓住机遇与挑战之势差，顺势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魅力
通过上文不难看出，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将迎来空前的宝贵机遇，同时也绕不开错综复杂的挑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境遇鲜明，可谓此岸“千树万树梨花开”，彼岸亦“风雨欲来风满楼”。两岸力量在交锋中难免出现势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势差、利用好势差。否则，就易形成“为了时代化而时代化”理论思维，背离马克思主义境遇两岸的“真实存在”，变成一句乏味无益的政治流行语。为此，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以科技创新统领“经济率先复苏”势差，实现科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间双向互动
从国际发展的走向来看，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深度优化的挑战以及内外需求如何平衡的压力，经济发展对于发掘和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求更加紧迫。回应这一“挑战”和缓解这一“压力”的关键就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如既往地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本然功效，正如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宏伟部署，“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10]。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要尽快实现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除加强核心技术研发、践行先进管理经验、调整经济结构和升级产业结构等“经济基础”之外，还必须不断调整、优化与其直接关联的“上层建筑”。这里的上层建筑就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1]，即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客观要求、“倒逼”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时代化）。“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释的，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流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当代西方学者在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同时，不但深入地分析了这一功能所蕴含的负面因素,同时也揭示出科学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12]。可以这么讲，在我们举国上下齐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时机，可以大大发挥现代科技的意识形态功效来带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当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亦有反作用，所以上述命题的逆命题依然成立，即与世界偕行、与时代同步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有效助推科技现代化。换言之，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能够确保科技创新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走或少走弯路，避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13] 389；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也曾论道，“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就在于：他们是愿意接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13] 552。综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与增长中，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但有益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且还有助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间的强效互动，可谓“一石二鸟”。
（二）抓住“共同使命”势差，加强与国际共产党间的交流、合作，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世界维度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实现人类彻底解放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5] 285。这就是国际共产党人走向未来社会所必须承担的“共同使命”。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简言之就是在时代变幻中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避免指导思想僵化。显然，这贯穿“共同使命”的整个阶段。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各种斗争努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历程，本身就是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断时代化的过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诘难、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过程中，特别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的背景下，是否更有必要去加强国际共产党之间交流与合作呢？对此，《共产党宣言》十分坚定地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5] 307 ；“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5] 285。就是说，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秉持共同使命、精诚合作。同然，推进马克思主时代化纵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的使命。可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更甚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契合时代的历程，不是横空出世、孤立存在的，而是依托于整个世界发展态势、立足于世情、国情和党情基础上逐渐成型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但加强世界共产党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显得异常关键。惟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世界维度。
（三）抓住“中国共产党牢固执政地位”势差，强化“主体的努力”，在解决新问题、新情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略读党史国史就可明晰，中共执政地位是历史选择、人民抉择的必然形态。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征程，尽管党历经各种复杂的自然、人为磨难，尤其是东苏剧变这样的国际灾难，但中共总能力挽狂澜，牢固掌握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牢固是一种政治优势，中共可以充分发挥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集全党之力、聚全民之心来践行“三个代表”，在不断解决新问题、新情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无论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读，还是回答和解决时代课题、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时代内容，都离不开主体的努力”[14] 。同理，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中，准确反映时代实况、科学预测时代走向及全面驾驭时代难题，更须臾离不开“主体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必然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导和主体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5]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不少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不断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才能为其指导思想的时代化坐实后盾。
文末，以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的一段经典论述结束本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16] 。尽管我们也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应对路径进行了探讨，但本文的研究主旨在于如实地展现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境遇两岸的“真实存在”。也就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正确”答案。希冀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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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经球
Opportunity, Challenge, Response: Marxism Modernization in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LIU Shun ZHOU Zeho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In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the world appears to be changed radical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modernization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hich are internal drives coexist with external force and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internal hindrance and external hindranc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ell us that only can we catc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pe with challenge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o embody the glamour of Marxism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Marxism modernizatio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