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是潮湿的。能看见从墙壁中渗出的白色的碱晕。 触摸到墙壁就触摸到阴湿和冰冷。房间只有五平米，地上有黄色的沙子颗粒，白色涂料不均匀粉刷过的屋顶上有没被盖住的赭红色的砖石的印迹。这就是我将要栖身的地方。我和洛雪站在门口打量着那间房屋，那是众多公寓中的一间。在这个用砖石垒砌的大院里，有数十幢这样的公寓，那是租借给外来人口的房屋。房东女人牵着一只棕色的狼狗站在我们身边，女人的头发被染成亚麻棕色，扎成一束马尾垂在脑后。这是个年轻的女人，但她的相貌和神态却是成熟商人的作派。她告诉我们要租下这五平米的房间少于四百元不行。
讨价还价。就算能压下十元钱，对我们来说也是值得努力的。
三百九十元成交。那个女人作出一副无奈的样子，用一条银色的细金属链牵着她的狼狗去别处了。在这幢刚刚建起的公寓里，还有别的房客需要入住，需要洽谈。我看了一眼那间潮湿的小屋，那个我们即将入住的栖身之地，那时候正聚满晚秋的阳光。从洞开的门窗倾泻进来的阳光给了我希望。
我想有阳光在，居所的潮湿和阴冷就不必畏惧。
不畏惧潮湿和阴冷，也就不用畏惧漂流的生活。
这是我说给自己听的话。
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我爹就经常这样贬损我。
知子莫若父，我爹知道我的熊样。小的时候，我哭，只要爹一瞪眼，我就咽住了哭声。
我就是伤心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哭出来。再大一些，做了什么事我爹不高兴，只要他眼眉一立，我撒腿就跑，跑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或我看不见他的地方才敢停下来。
我是脆弱的，也是无能的。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力量被我长久深刻地感受，那就是无能的力量。无能的力量在我身体内部，也在我精神之中。爹是看透了我，他在看到我时，经常做的事情就是黯然长叹。他临终时肉身已无肉，只剩一具枯骨。但因为气息尚在，灵魂在他的躯壳里游荡，难以离去。他被姐夫用车拉回了家乡，回到他的出生之地，那是他要的最后的归宿。
爹渴念的村庄就在他无肉的枯骨之下，他终日躺在乡间的窑洞中，乡间的土地、河流和乡问的空气，这些都是他在弥留之际想要的。姐夫用一辆蓝色的桑塔那轿车把六十九岁的爹从大同拉到偏关，拉到他十五岁时离开的村庄。那里很多东西都没有变化，河床、土地、山峦和人的生存方式，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放羊、耕作、耙地，仍是那些乡亲们终日要做的事情。
爹回到了村庄还是放心不下我。那时候我还在矿井里，每天跟窑哥们一起钻进幽深的巷道，在烟尘弥漫的掌子面用铁锨铲煤。在矿业普遍被机械化所替代的时候，我所在的矿井还保持着古老的手工开采的方式。我们把被铁锚钻开煤壁塌落下来的煤炭用铁锨装到矿车里。这样的劳作让我欲哭无泪，多少次在我想到的时候就心头呜咽。但是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无可选择。我即便哭死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一个无能而衰弱的孩子，在面对沉重而冷酷的劳役时，除了让自己顺应别无它法。
我知道父亲患了不治之症。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送他，只好让姐夫和母亲先去送他。
等轮到我休班的时候，我搭乘长途客车回老家去看爹。
沿途的颠簸和周折就不去说它了。我已有十天没见到爹，十天之后见到时，他已脱去了人形。
他衰弱的样子使我日益减少的泪水突然奔涌，我再次听到自己胸腔里的呜咽之声。
我很没出息地抽泣。爹用枯如树枝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衰弱地说：
“别给老子哭，你这么废物，以后咋活人呢。”
爹讨厌他的儿子流眼泪。在他看来人世是凶险的，人是霸悍的，没有暴戾之气难以适应人问的生存。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一生如此。跃马挎枪，打仗杀敌，这都是他干过的事情。但他养的儿子却不像他。我看见打架就尿失禁，看见鲜血就晕眩，看见创伤就发抖。我的脆弱根置胆囊，也深植心里。在那个荒冷的村庄，我见到爹的时候也是跟他诀别的时刻。我很悲伤，也很茫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怎么才能使他在撒手人寰的时候安然暝目。我只有在他身边默默垂泪。我不敢放出悲声，我怕爹跳起来揍我。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断气，他的睾丸已经先于他的灵魂从他的身体消失。四爹在我们身边，四爹把他要给儿子娶亲的新窑腾出来给父亲做最后的栖身之所。四爹平时会上山放羊，但他每天都会把手伸到父亲的腿间察看。那一天，在我见到父亲的时候，四爹又把手伸到父亲的腿间，停留了两分钟，拿出来。我听到他说：“狗日的，时间到了。”
我的爹在那个时刻念着我的名字，他就像一只被宰杀的公鸡在断气前抽搐。
这是我亲眼见证人的死亡。我抑制住悲泣，我想爹要踏上去西天的路，我不应该再让他操心。
但我还是止不住地流泪。爹已经顾不上骂我脆弱，他失去了管理我的能力。
他把最后一口气吐出去，闭上了他深陷在眼框骨的眼睛。
我想，因为我的软弱，爹就是在死的时候也不喜欢我。
但是若干年之后，在爹被黄土掩埋数年之后，我做了他活着时不能想象的事情。
我出走了，远离他和我的故乡，且一去不返。
那时候使我畏惧的事物很多。但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要畏惧。
比如，在一座陌生的浩瀚的都市，怎样活下来，这就应该是我畏惧的。
没有职业，或者说我曾经有职业，现在被我丢掉了。在哪里能找到适合我的职业我并不知道。
就谋生所需要的专长来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前工业时代失去工作能力的矿工，在我把挖煤的职业丢掉以后，我就一无所有。我进入的城市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繁华而喧嚣，物质和精神都高度发达。在这样的城市里，我怎样生存下去，这是我必须思考、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是在酷烈的暑天到达这座城市的。我刚下火车，悬在头顶的烈日就像烧红的炭火烘烤着我。嘴唇干裂，缺乏水分的舌头在口腔里如同半截木头，胃里的火也在烧，感觉有烟冒出来。那时候我需要一瓶水，需要一个阴凉之地，需要一张可以躺下来的床，需要一处可以栖身的空间。
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在这座城市任何的需要都要由金钱来兑换。
但是我没有多少金钱，我口袋里的硬币纸币曲指便能数出来。
这对我是考验，对洛雪也是考验。洛雪是我的女人，她多年以来一直跟随着我。
再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是我跟随着她。她在北京街头的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用电话对我说：
“你来吧，出来是个死，不出来也是个死，你还是出来吧。”
“万一能活下来，万一能活得好，全看你个人的造化。”
她就是这么鼓动我的，有点激将的意思。因为我在那时候迟疑不决。
那时候，失业像汹涌的潮水一样，冲刷着我所在矿区和邻近矿区的小城，也袭击着别的城市和别的地区。那一年中国到处都是失业大军，虽然我们不叫失业叫下岗。最初，酗酒的矿工充满路边的酒馆。但是到后来酒馆的生意日益惨淡。最后因为没有人光顾，路边的餐馆和店铺都关闭了。我那时还有工作，我的问题不是没有工作的机会，而是根本不喜欢那个工作。我不愿意去矿井，不愿意穿那身冬天冰凉夏天溽热的窑衣，不愿意终日在黑暗中服受苦役。我从 小受到的教育是热爱劳动，扎根矿区，但我在那时仇视劳动，厌倦矿区。因为劳资关系的不平等和错乱，正副矿长都以个人的名义在各处承包煤窑。那些散落在远近乡镇的煤窑都成为正副矿长的私产，他们利用国有的资源为个人的私窑服务。从运输煤炭的列车，到计量煤炭的车间，再到那些日夜奔走在马路运煤的斯泰尔巨轮大卡车，很多都是矿长们的个人私产或入股产业。有权力的人们近于疯狂地掠夺着国有的矿产资源。
工人们则是长久发不出工资。上访的矿工们堵在局长办公楼前，试图反映问题，但是局长经常从后门进出，矿工们根本没有办法见到他们。这是我们日夜都能看到的，但是外界却一无所知。矿区有一套应对外界质疑和审查的机制，那就是瞒报和扣压。我们赚到的钱经常会被“背黑牛”，就是我们在每个月要把领到的工资上交百分之三十给工长。这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额是虚加在我们账目上的，只是为了使工长提取的时候更合法。贪污和贿赂公行。这就是我所在的矿区。
我拿不定主意是出去还是留下来。出去的状态我无法想象，留下来却可以一眼望到底。
留下来我甚至知道我将来怎么死去。出去就难以想象，出去的死法有无数种可能性。
我们只有想到死才可以安顿生。这是我和洛雪共同的想法。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在一根电线杆上被电击穿化为焦炭。
我们都在麦地里坐着。金黄的麦地，在高高的山冈之上的麦地。我们那时候刚刚从矿井里上来，脸上手上和肢体都留着炭黑，我们还没有到收工的时候，不能回家，只能穿着窑衣在山上的麦地里坐一坐。我们五六个当班的窑工，满脸炭黑，对面而坐，只能看到对方的牙齿是白的。应该说这也是美好的时刻，山冈之上有微风吹来，吹动着金黄的麦穗，我们能闻到麦穗的香味。在麦地里还有长出褐红色缨穗的玉米，那些玉米被绿色的叶子层层包裹着，沉甸甸地挂在秫秸杆上。有窑工去掰玉米棒子，他们在山冈上架起柴草用点燃起来的火烧烤玉米吃。
黄河浪没去掰玉米，也没有坐在麦地里。他看到了在电线杆上跳跃的麻雀。
那根立在麦地里的电线杆上有一个鸟窝。我们能看到，麻雀们从别处衔来柴草，在电线杆上筑起自己的窝。本来那是它们的世界，它们欢快地在凌空架设的高压电线跳跃，啄食。
黄河浪看到这些鸟就动了坏心思。他想攀上电线杆去把那些鸟逮下来。
他有这个本事，从小善于攀援登高。他看着那些鸟归巢，就从麦地里站起身。
对谁也没有打招呼，他就站到了电线杆下。他脱掉靴子，赤脚踩在电杆上，双手抱住电线杆，两腿盘住电线杆，就那样向上移动自己的身体，灵巧矫健没得说。我在下边仰着头看他，心里很是佩服。我看到他攀到了最高处，他停止了向上移动，停留在某个高度。他在那里用双腿夹着水泥电线杆，一只手抱着电线杆，腾出另一只手去掏那些归巢的鸟。一团电光当空炸开，伴随着一声轰响。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到黄河浪从电线杆的高处砸下来。我们看到爬上去的是一个人，砸下来的却是一堆焦炭般的物质。是的，黄河浪被千万伏的高压电击穿了身体。
这样的事情总是使我胆寒。我看到他闻讯赶来的母亲抱着那堆焦炭似的物质哀嚎，我就身体颤抖。
黄河浪最有可能死在矿井里，因为他是采煤工，他每天都会在矿井里挖煤。我们也在矿井里，但没有他危险。采煤工作业的场所是“掌子面”。老窑工们经常说的“掌子面”，就是巴掌大的地方。那里是危险的，狭窄逼仄，人要伏下身子才能钻进去，钻进去要趴着才能干活儿。那里的煤顶随时会落下来，那里的毒瓦斯浓度很高，还可能有透水。这些经常发生的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夺去窑工的生命。但他干了五年都逃脱了，除了偶尔碰伤皮肉，并没有大的灾祸。
我们经常出窑以后在井口的小餐馆喝酒，他端着酒杯说：“该死球迎天，不该死又一天。哥是活一天就赚一天。”杯中白酒被他兜底饮尽。
然而最后他还是没能逃脱死亡，在他最放松最恣意的时候，死神带走了他。
他最后被电击穿身体的瞬间和从高压电线杆坠落下来的样子，一直在我脑子里。
就像反复放映的电影。我很害怕。我觉得人活着的时候不明不白，死的时候也稀里糊涂。
想到要这样活着，我就感到不安和惶恐。
矿难的消息不断从远处传来，也不断在近处发生。
瓦斯爆炸、冒顶、透水，这些矿山灾害就像雨后春笋不断冒出来。
我就像一个打牌的人，手里攥着一把坏牌。而最坏的那张叫“死亡”。
我想，先要把这张牌出掉，我才能踏实下来。那时候，我很渴望天空中能有超越自然的力量统治我，管理我，当然也要护佑和扶持我。我想念那些超自然的生命，渴望他们能给我启示和指引。
我给洛雪打电话，说出了我的恐惧。
她说：“你出来吧，留下是个死，出来也是个死。留下只有一种死，出来却有N样死。”
她的话让我很受刺激，那时我开始遥想自己的未来。
我想，如果一定是死，我要换一种死法。
我决不死在矿井里，那将使我的亡魂永处黑暗。
我和洛雪一起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我们一起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我们国家的首都。
北京是我人生的驿站。如果把北京比喻为一座房子的话，这是我经常进来的房子。但是在它的内部没有我的位置，我进去，出来，如此循环和反复。但是洛雪先于我站稳了脚跟。她曾经为矿区文工团编写过剧目，就是那种搞笑的滑稽小品，这使她有资格报考京城的一所艺术院校。结果是她如愿以偿，考取了那所学院。她的专业是影视剧编剧，这是她选择的专业，但我拿不准是不是适合她的专业。那所学院我也有机会就读过。我知道在那所艺术学院有很多成年男人和女人，他们带着工资读书，享受着公务员的待遇。在那些成年男人中有些是觊觎洛雪的人。这没什么奇怪的，男人就是这样一种寻情猎艳的动物。他们每到一地都会寻找异性跟自己相配，在哪里都是这样。
那些男人愿意为洛雪提供各种留在这座城市的机会，有没有条件我不得而知，也许有，也许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潜规则这样的名词。我不知道洛雪被潜过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有也是天知地知，潜与被潜的一起知。他人是无法知道的。总之，洛雪打电话给我，说她可以帮我找到一份工作。有人答应推荐她去一家文化公司做编辑，她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但是我无法肯定是否能够胜任。在如此暧昧的时刻，她就让我来到北京。或者说我自愿奔赴北京。
她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困守在家乡。
我决定再出发一次。我觉得我是在赌和博。以自己的命赌，与未来的命搏。
这种意识在我带着行李走下火车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火车进入北京市区，我看着车窗外的街道、高楼、高楼之间的人流和潮水般涌动的车流，这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来到首都漂流，在漂流中生活，这是我当时还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然而没有想清楚我就出发上路了，带着行李被涌动的人裹挟着走出车站。不停留，不跟前来问话的人搭讪。车站里到处是为旅馆拉客的人，这些人是不能被信任的，这是我在当时的 想法。在进入到一个陌生城市时，我们是需要警惕的，哪怕它是首都。人群不可信，在这样的时刻，能被信任和依靠的就只有自己。这是我开始漂流时刻的内心和精神的境况。
除了简单的行李，我们一无所有。要在这座他人的城市里生活下来，生存下去，这是严峻的考验。但那时我并没有想太多。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被抛掷到河岸的沙粒，对于未来等待自己的命运，无从想象，也难以判定。我那时在阅读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书，经常把它带在身边。有一页被我折起来一个斜角，在那一页，纪伯伦以他先知般的头脑思考和书写着：
我永远在沙岸上行走，
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
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
风也会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
却将永远存在。
纪伯伦有一句话被我深刻在内心里，他说：“你和你所居住的世界，只不过是无边海洋的无边沙岸上的一粒沙子。”这句话被我看成是某种境况的真实书写。在初来首都的时候，我就有身为沙粒被命运之风吹到海岸之边的感觉。我让自己缓慢地运行，试图找到可以停留和依靠的所在。
从十八岁开始，我就有过到北京旅行的经验。那时候我刚刚做了矿工，我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九十六元钱。我的朋友L考取了一所会计学校，他利用假期去铁路做工，赚到七十八元钱。那时候从大同到北京的火车票是二十七元钱，我们就计划利用赚到的这笔钱去北京旅行。
那是我们第一次远行。当时我们拍下了出门的照片。L穿着一身带白色条纹的酱红色运动衣，我穿着一身深黑色的牛仔服，我们的头发都很长，我们面对着镜头的神情有些迷惘，但更多的是青春期的叛逆。我们就那样上了路。坐在火车上，为了节省口袋里有限的钱，我们决定逃票。只买一张票，当然应该是我来买。L决定由他来逃票。他是个有才华的青年，机智、灵敏、见多识广。我们用一张票来回交替着使用，有验票的乘务员来，我们其中一个就装作上厕所的样子躲到厕所去。等验票的乘务员离开我们再返回到座位。我们知道出站会有严格的检查，就在火车即将到达北京的时候买一张只有一站的票，拿着这张票出站台。这个办法还挺管用，我们居然就逃过了检查。
那是第一次到北京。正是夏天，下火车的时候，我们最先感受到的是北京的酷热。太阳如同火炉烘烤着我们，感觉呼吸都很困难。但是我们那时候年少，对北京充满新奇感，完全不觉得苦累。我们两个孩子，在火车站买了一张地图，就那样按照地图，找感兴趣的地方闲逛。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王府井大街、西单商场，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好奇的。我们就依靠双脚走路，寻遍了北京主要的景观，那时候很有精神式美餐的感觉。但是因为我没有经验，出门的时候忘记带身份证，我们登记住宿的时候就出现了麻烦。没有身份证哪家旅馆都不给登记，不允许入住。这让我们有些傻眼。L还是比较有办法，他说旅馆不让住，我们可以住到澡堂去，正好可以顺便洗澡。
然而澡堂也是需要登记的，那是一九八三年的时候。直到夜色降临，我们都还在北京的街头游荡。
最后我们只能登记一个人的，L用他的身份证登记了旅馆，他让我住。他说：“我去火车站蹲一晚吧。”
他执意要我住旅馆，不由分说把我推进去，他去了火车站。按说我还比他大一岁，这样的安排很让我难为情，但是他说：“我闯荡惯了，你还没有经验。”其实是他看到我的无能，没有混世的技艺和能力。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住进了崇文门大街一家公共澡堂里。我希望他在半夜的时候能回来我们轮替着休息，但是那一夜他都在火车站蹲着睡觉了。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的经验。当初为什么去，好像除了想去看看天安门之外，我们还想看看西单墙。那时候我们知道北京的西单墙被称为“民主墙”，知道那里贴满大字报和各种文章，知道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演讲和聆听演讲。那也是我们想看到的。对于外省的处于青春期叛逆时刻的少年来说，西单民主墙的魅惑比较大。记得我们刚下火车寻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西单墙”。
我们跟随着陌生的人流走在陌生的街道，在早晨的空气中对一座陌生的城市东张西望。
到了西单，找到了被人们称作西单墙的地方，结果是我们很失望，因为那面墙看不出任何的特别，它就是一堵普通的灰色的泛着陈年旧迹的砖墙。
那里肃静和清冷。我们看到一辆洒水车停在那里，车上穿着红色雨衣的工人正用手中的水枪冲着墙壁，水柱冲到墙上溅出纷繁的水花。我们站在那里感到从脚底升起的失落。
我们青春的激情在踏上北京土地的时候被瓦解。
那是我们第一次跟北京的近距离接触。
我们都热爱北京，热爱我们国家的首都。
只要站到它的土地之上仿佛就能吸纳它的光泽的照耀。
等到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决心要在北京生活而不只是旅行。
我租到的第一问房子是东八里庄的一幢民房。一幢四合院的偏屋，月租是四百元钱。
北京的四合院，在很多影视或书籍中汇聚了民俗精神，就像洒落在这座皇城的斜阳、飘荡在街肆的歌谣一样，成为诗意的一部分。我是怀着这种传说中的诗意租下来这间民房的。我在开始的时候被它的雕梁画栋和青砖灰瓦构筑的飞檐所吸引，它的格子般的木窗也是我喜欢的。这是迥异于我故乡的居所，从结构到精神完全不同。我幻想着住在这幢瓦屋里，开始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生活。那时候我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简化和规定为思想和写作的生活。这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是底层社会漂流者的思想和写作。显然，这个人群里的人也是有思想和写作能力的。
思想和写作，这两种能力救了我。并不在于我思想和写作的结果是什么，而是这种行为使我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物质。比如我在矿井的时候，我穿行在幽暗深邃的地腹中，因为我的头脑能想事情，我的内心能感受，这就使我和那些沉默的物质有了本质的区别。比如我和风声的区别，它们就是一种呼啸的音色，而我有很多种。我和水流的区别，水流沿着石漕奔流，它们也只有一种姿态，我则有许多种。我穿行在地腹之中，我在怀里揣着纸和笔，我可以在不干活的时候用矿灯照耀着，把我的所思和所想记录下来，也可以把我所经历所体验的事物书写出来。
思想和写作，这样的能力放在它处我觉得会流于庸常，比如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学院体制内，因为能思想和能写作的人多如牛毛，所以任何的人都会被湮没。在人群浩繁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有可能被湮没。我不会，或者我不惧怕被湮没。因为这两种能力是我身体和心灵必须依靠的。我靠他们活命，没有它们我将生不如死。这就是它们对我个人的意义。
我也见到过别的思想者和写作者。那时候，我认识一个来自新疆的作家，居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他并不出门，每天都在租下来的房间里写他在新疆大漠里的故事。那些故事被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在这座城市里上映和演出。但是他经常抱怨，对生活不满意。我只要见到他就会听到他骂什么人或骂什么事情。他生活得毫无幸福感，也没有安宁的状态。有一个女子经常会来看他，他们应该是情侣的关系。有一 次我听到那个女子说话，吃惊地发现她有严重的口吃。但是女子的形容却秀美，身材高挑，手臂纤长。我想这个女子会同时带给这个来自新疆大漠的男人两样礼物：一个叫欢乐，一个叫悲伤。这也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能收到的礼物：欢乐和悲伤。
我们就生活在这两者之间，所有的人。我当然是迟到者，而且我不名一文，一无所有。
但是这不妨碍我有时候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漂流者这个群体某种程度上属于同一阶级。
偶尔，我也会见到别的作家。曾经我们在一起喝酒，三五个好友，只要喝起酒来就会唱歌。我记得新疆男人卷曲的微黄的长发和他特有的新疆人的眼睛和鼻子。他唱起歌来就会陶醉。显然，对于他来说，故乡的歌谣和酒精具有同样的效力。喝酒的时候是我们欢乐的时候，也可能是悲伤的时候。随着酒精对血液和肌肤的作用，我们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或者狂笑，或者哭泣。我们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白天和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是的，在这座城市里，我最先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人群和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和我在矿区所见到的人群、所经历的生活从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白天遇见黑暗。这就是我在那时的体验和感受。作为城市的漂流者，他们生活在光线明亮的地方，能喝酒，能歌唱，有爱情，也有足够生活的金钱，但是幸福却离他们很远。
我不停止阅读，不停止思想，也不停止写作。
在任何时候都不停止。我觉得我就是人类生活的体验者，也是人类生活的观察者。
不同的只是生活场景的变化。我所在的矿区和煤场被置换成他人的城市和乡间。
我有过在这座城市的读书生活。这是我的幸运。
我说幸运，是因为曾经跟我一起在矿井穿行的窑哥们，很多已经不在了。他们的肉身可能被焚化，也可能被掩埋，那是可见的。不可见的是他们的灵魂，我不知道他们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或许他们从来没有走出过幽暗深邃的矿井，也未可知。那些死去的人时时在提醒我，要看清楚生活的现实和身在的处境。我要求自己做个明白人，要把世事看清，把人生参透。
我说思想和写作救了我，是因为这两种跟随着我的能力就像两只舵轮把我带出来。
带出矿区，带到城市。这是我进入首都的预习期。但是在我初到北京的时候，我没有把时间用来读书写作，而是用来交朋友，甚至谈恋爱。认识了以后，新疆的男人带着我出入各种社交场合。我觉得并非我有什么好，或他有什么好。我想他愿意带着我仅仅是不愿意独自体验在城市中漂流的孤独。我们喝酒的时候，身边总是会有女孩子，她们会加入到我们的狂欢中。这样的情景没什么特别，这几乎是所有社交场合都会出现的镜头。但对我来说这是新奇的。那些酒液和歌声，那些狂欢和情意，在我的生命里是前所未有的。
决心留在北京生活，是对这种记忆的保存。首都，作为一个国家的心脏，它所具有的文明和秩序是我心仪的。而在北京之外的城市或乡村，黯淡和混乱是你所能体验到的最深切的感受。像千百万外省人一样，我依恋北京生活的原因是对外省无序和失范生活的逃避。
让我下决心出走，到北京谋取生活，是因为我经历了某些事变。
有一段时问我就在街上晃。那是我最后在家乡的时候。
我的后腰别着一把三棱刮刀。刀子是从父亲的工具箱里找出来的。那个工具箱里放着各式的工具，螺丝刀、钳子、扳手……我选择了三棱刮刀，是因为它还没开刃，插在我后腰的裤带之间刚好。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把刀子别在后腰?因为我需要它给我安全感。但是等我真的带在身上的时候，我却感到了不安全。如果打起架来，或者被人打的时候，我带在身上的三棱刮刀很可能会成为别人攻击我的利器。那时候，街上经常会有打群架的。矿区的年轻人，那些被看作是混混或者叫流氓的年轻孩子，他们就是喜欢寻衅滋事，看见有人不顺眼就会找碴打架。这些年轻人身上带着榔头或斧子，人称斧头帮。他们看到什么人不顺眼就会大打出手。他们就是这么野蛮，毫无理由。
我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提心吊胆，想着要避免跟人发生口角，发生冲撞，避免在街头遇见斗殴。
但是这些事情防不胜防。在矿区就是有这样的混混。他们平时除了聚众赌博、喝酒、吸毒，就是上街寻衅打架。很多人怕他们，我当然也怕。我不想惹，也不敢惹他们。但是有的事情不是你怕它就不来。
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桥头聚着一些人。我想躲开，因为看样子我就觉得那些不像好人。但是还没等我躲开，就被人拦住了。他们跟我要钱。我知道是遇到不良少年了，他们在拦路抢劫。我身上并没有多少钱。我如实说了。但是他们不相信。有人就过来搜我的身，搜到我的皮夹。他们打开来看，里面自然是没有多少钱。他们拿走仅有的几十块钱，顺势就把皮夹扔到了河里。我有些愤怒，但是我没有发作。事实上我发作也没有意义。我看上去毫无威严感，而他们人多势众。抢劫不到钱，这些人并不罢休，他们必须要暴打一顿被他们拦劫的人。这是作贼的规矩。我就那样被逼到桥头的铁栏边，我被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不由分说一阵拳打脚踢。他们打累了才住手。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里除了天空弥漫着烟尘，河流的颜色是污黑的，河岸的青草是黑色的以外，还有这些出没在街头的混混。所有这些都令我压抑。
我从地上爬起来，吐掉嘴里的鲜血，我看着被撕成碎布条状的衣服感到双重的痛苦和耻辱。那是被打击的痛楚和遭受打击却无力还手的耻辱。
离开那座桥的时候，我身体伤痛，内心悲凉。
我认准了一个袭击我的人。我怀着报复的欲望回家。我从爹的工具箱里找出那把三棱刮刀。
我想我要找机会捅了他。我的仇恨像播到心里的种子开始发芽生长。
有好几天我等在路上，我期望能等到那个打我的人，我的后腰别着那把父亲用过的三棱刮刀。心里的仇恨使我变得冷酷，我想如果遇见他，我一定要捅了他。
但是我真的等住那个孩子的时候，内心一下就变得衰弱无比。他朝我站的地方走来。他的样子很茫然，完全不知道我是他的仇敌。他可能都不会记得他在一次群体斗殴之中打过我。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我的面前经过。他推着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爆了胎的自行车。他显然是在寻找可以补车胎的地方。他的眼睛在四下里寻找。如果我的仇恨足够强悍，我的耻辱足够深刻，我可能就会不顾一切拔出我插在后腰的刮刀刺向他。
问题是我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内心里的仇恨突然就溃散，耻辱感也凝聚不起来。我完全失去了报复的意志和力量。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的无能，我的身体和内心中只有无能的力量在增长。
我做不了任何事情，连报复一下施加过我恶的人都不能够。
那一瞬间我真实地感觉到内心的绝望。我对他人的仇恨，变成了对自己的厌弃。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废物。我爹就曾经这么说过。他骂我：“看你那球相，废物一个。”
但是我为什么会决定出走，为什么会最终抛弃我的故乡，远走京城，而且此去不返。
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意志如何凝聚，内心的决绝怎样生长，我突然问说不清自己。
我想我们谁也无法精确地说清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