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首载于《文选》，因其作者佚名、时代不定，故萧统题为“古诗”。?界一般认为这些“古诗”产生于东汉末的数十年间，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作者多为汉末中下层失意文人。《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历代对其评价甚高：刘勰誉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明代陆士雍赞之曰：“《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虚者实之，纡者直之，则感寤之意微，而陈肆之用广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讽者，风之为道美也。”因而《古诗十九首》成为文?史上历经千载而不衰的经典。
本文借助存在主义的“边缘”性处境概念，深入探寻《古诗十九首》中汉末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以及这种生存状况对其生命意识和生命行为的影响，希冀从一个更根本的关乎人生存状态的视角来剖析《古诗十九首》的审美内涵。
“边缘”性处境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尤指因生存处境发生严重变故，个体不得不反思现实和自我，力求在一个新的维度上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等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边缘”性处境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死亡闯入了人的生存状态，个体不得不直面死亡的惶恐、焦虑甚至绝望，继而在此基础上产生对人生终极性悲剧的超越。
东汉初，为了巩固政权，统治者以察举、征辟的方式选拔文士，这种选官制度为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仕打开了大门。但至东汉后期，皇权旁落至宦官和外戚手中，以至出现了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为争权夺利而激烈角逐进而交替把持朝政的局面，政治黑暗，官场中卖官鬻爵、贿赂风行，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形同虚设，文人们仕进无路，报国无门，前途渺茫。面对东汉末的黑暗动乱，汉末文人依然践履着士大夫一贯的积极用世精神，满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党人名士为主，逐渐形成了批评朝政的“清议”之风，正如《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所载：“逮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嫜直之风，于斯行矣。”但这种以知识对抗皇权的“清议”之风深深触及了宦官、外戚的利益，并对他们的现实地位构成了威胁，以至在公元166年和169年连续两次发动“党锢之祸”。仅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有李膺、杜密等百多人惨遭杀害，且连累者达六七百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加上汉末瘟疫流行，战乱不断，饿殍遍地，人民大量非正常地死亡。死亡的阴影追随着每一个人，以至成了一种常态的生存现象，这就是汉末文人所处的现实生存处境，即“边缘”性环境。
这种由政乱、饥荒、瘟疫、战争等交织而成的“边缘”性处境首先使汉末文人对生命终极存在的有限性有了深刻而悲情的体认：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人生忽如寄，寿元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
生命的终极有限性存在本是人类最显明的事实，可两汉笼罩在个体生命体验上的神?命定论和道家长生不老的思想使人们淡化了死亡之痛，他们将个体之死融合到人类群体甚而宇宙本体中去，这样个体的死亡之痛就被淡化继而被取消了，即人们思考的是作为一类人的死亡，而不是痛彻肺腑的个体死亡，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阐释的：“在人们成功地取得对宇宙协调一致的解释，并在实际生活中与之保持一致的地方，那种悲剧观点就不可能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代中国，特别是佛教之前的中国所出现的情形。在这种文明里，所有的痛苦、不幸和罪恶都只是暂时的、毫无必要出现的扰乱。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拒绝或辩护―没有控诉、只要哀叹。人们不会因绝望而精神分裂：他安祥宁静地忍受折磨，甚至对死亡也毫不惊惧；没有无望的郁结，没有阴郁的受挫感，一切都基本上是明朗、美好和真实的。”
但至汉末，随着政治黑暗和大量生命的非正常死亡所带给人们的是扑面而来的死亡感和幻灭感，眼前世界的一切，如东风春花、衰草秋蝉、林丘松柏、夕阳明月等自然物象都笼罩上了浓重的死亡黑雾，并弥漫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名树间，玄鸟逝安适。(《明月皎夜光》)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
春来春往、花开花落；万物盛衰、四季更迭，无一不激起他们对人生和生命的悲慨：生命是如此的短暂、脆弱和无奈，“时节忽复易”、“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于是一切外在的景物和节候都成了引发、寄托这种悲凉情感的触媒和载体。换言之，这种临物伤心、睹时哀叹的悲凉情感是以时光飘逝、人生短促为底蕴的，因而更显悲痛沉郁、苍凉悠远。这是一种对死亡有着切肤之痛的生命体验，同时它又是一种无时无处不在且又无法排遣的悲凉感和绝望感。
对生与死的界限有着清醒体认的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自身及自身的处境，并于此基础上对生命存在本身进行沉痛反思，即重新审察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古诗十九首》正是汉末文人对生命存在价值进行思考的确证。这种思考不是对生命个体的思考，而是对人类生命存在本身的哲情沉思，也正是这种对人类生存的终极性困境的思考和超越使得《古诗十九首》具有了恒久的审美内涵，以至成为文?史上的经典。
汉末文人对生命存在的思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意义模式和价值范式的质疑与否定。首先，他们开始对儒家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怀疑，甚而走向否定之途：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驱车上东门》)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
当以“死亡”之眼来关照外在于自身的功名利禄时，他们开始从个体存在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生存的现实世界及生存的价值等问题，因而明白了即使是圣贤也并不能逃脱最终必死的悲剧性生命存在的事实，原来孜孜以求希望通过“立德、立功、立名”以实现自身价值的努力在现实面前变得多么荒谬、虚妄――“虚名复何益”?汉末文人们因此放逐了他们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们不得不直面生存意义的危机，即人生价值、精神信仰、人生出路到底在哪里?巨大的痛苦和困惑萦绕在心中，于是自然地将其化作诗歌予以精神上的诉求和宣泄。
其次是他们对道家以求仙得道来获得永恒生存观念的质疑、背弃：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 门》)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
他们已经不相信服药寻仙便可长生不老，他们从自身生命及身边的人和自然事物中很容易很清楚地意识到“生年不满百”的惨烈现实：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去者日以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文人对生存境遇的强烈感受是命如朝露、生若飚尘、人生无常，而且是将人生放在阔大的时间背景下加以审视的，如将人的生命与金石、与古墓桑田、与松柏为薪相比，这种审视因生死界限的分外清晰而变得如此撼人心魄，这种对于生的价值的认真思索带有一种浓烈的人类存在的终极性目的虚无的悲怆感。尤其是“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两句，突出表达了诗人面对时间之流那凄怆哀婉的心情，那汇聚于生命内在的郁勃之气。
这种对原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道德节操、求仙得道的疏离和否定，是包裹着如此沉痛的悲伤。但也正是在这种尖锐的生存之痛中，领悟到“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这种清醒的痛苦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另一方面，汉末文人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表现为试图对生命的终极悲剧性命运超越的努力并试图重构新的价值体系。既然只有生命的终极有限性才是最真的生存图式，那么死亡就成为了衡量人生、生命活动的惟一价值准绳。因此他们有了向死而生的悲剧意识以及对生命悲剧进行超越的种种行为努力。
向死而生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为将死亡带进主体的意识深处，并在内心中真正地自由地成为“我”自己。成为属于“我”个人的有意义的生活，因而对待人生、生命就更加关注现世，执著生前。在《古诗十九首》中有着相当多及时行乐的生命沉沦，希图以此来消释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的感喟是在认识到“生年不满百”的现实人生时发出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鞯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是在“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背景下的悲慨，“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则是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墓”(《驱车上东门》)情境中的体悟。这些珍重现实人生的话语“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有论者称“《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大都是游子、思妇、闺怨、怀乡、友情、行乐等世俗人生内容”，确为精论。无法把握生命长度的汉末文人只能执著于此生，珍重于此生，且现实生活又是灾难深重，他们只好把握生命的质量和密度，于是放而为及时行乐的行为努力，但这种及时行乐的行为背后掩藏着生命浓重的悲凉底色，“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
向死而生的悲剧意识也使汉末文人对真情有着极大的渴望与追求，希望以此来超越生命存在的终极悲剧性。《古诗十九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传达对真情的执着，这种真情包括真挚的爱情、友情，温暖的亲情、乡情等，尤以爱情被描述得动人心魄。也许直面死亡。爱情才是短暂人生中真正值得付出生命努力的对象：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裁为合欢被，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孟冬寒气至》)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
可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面临人类存在的终极性困境时，也是有着极大的缺憾和终极的虚无性，换言之，当死亡横亘在爱情面前时，爱情又何以堪负?有限性的人生造成了爱情现世的有限性。因而在《古诗十九首》中伤老叹衰的情感充满爱的天空：“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轩车何来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竹生》)。“老”不仅意味着美好青春的消逝，也饱含着甜美爱情可能失落的隐痛，“惧君不识察”；同时“老”更是象征着生命快接近死亡的宿命，因此劝慰自己“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生命存在成为了爱情存在的首要前提。为爱而努力地活着，这是一种多么质朴真实而又震撼人心的生活态度，也是对有限生命本身的一种极力追求。
《古诗十九首》中也有关于友情和乡情的呼唤，但这种呼唤是在向死而生的悲剧意识下的观照，同时也因这种悲剧意识而获得了生命存在的厚度和力度：“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凛凛岁云暮》)这对理想友情的期待是在宇宙茫茫、人生孤独而有限的背景下的感喟，带有一种浓厚的时间迁逝感。同样如此，对故乡的思念也与死亡相关联，如在《去者日以疏》中对故乡思念的引发是因为“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从而作者产生了无限流变的时间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因而对故乡的深情也因生命的死亡而不能不中断，故此种价值就显得十分凝重而虚妄。
汉末文人们对生命终极性悲剧的超越行为进一步加重了对这种人生虚妄性的深刻体验，人之生存的无常感、孤独感、焦虑感、绝望感如影随行般地纠缠于心灵深处，找寻不到解脱的途径。正因为如此，继之而来的魏晋文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生命超越的努力凝结成魏晋“自我超越”的时代主题，汇成了“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时代洪流。因此《古诗十九首》的真正内容并不是描述游子、思妇生活的个别现象，而是表现了汉末文人对生命存在的终极虚无性的内在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民族之特性，形成了所谓普遍的人情人性。换言之，它既是汉末文人对个体自身生命的终极困境的思考，更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困境的思考，因而是一种个性化了的人类情感，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因此《古诗十九首》以文?之途确证了汉末文人们对生命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因之也就具有了恒久的审美内涵。对此，清代?者陈祚明对之体察甚深：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这里的“人同有之情”是“人人各具”的，换言之，即任何个体皆有的情感体验，如年命如流的感慨，如对爱情、友情的渴望等等，但《古诗十九首》却写出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的普遍性人情，即对人类生存的终极性困境的沉痛潜思和超越努力，从而具有了一种超乎时空之上的审美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