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准备时期，为促进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推动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非常重要。1935年蒋介石入川后，亲自指导四川财政整理，并取得较大成效，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持久经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在四川币制统一与善后公债发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四川财政整理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央对四川进行经济整合的重大步骤。在坚持推进四川财政整理的过程中，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政策博弈表明，蒋似乎充当了协调中央与四川利益的“中间人”角色，这是蒋介石个人威权的另一种表达与运用。由此，也可为我们深刻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与个人强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照。
关键词：蒋介石；抗战准备；财政整理；四川；孔祥熙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113－08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民国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早在民国成立之初，蒋介石就认为“吾国今日之现状，非破除省界，集权中央，不足以固共和，非改设管区，统一军政，尤不足以导共和，故中央集权之要键，关于军政统一问题为尤切耳。不然则军政纷乱，漫无收束，而财政人口物资之流弊，更不知伊于胡底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各地方势力派系仍旧存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国家的真正统一为对日抗战的必要准备。四川作为内陆腹地，对抗战准备具有特殊意义。1935年蒋介石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是经济统制的重要内容，而财政为百政之首，庶政之母，四川财政之整理为四川统一于中央的关键。蒋介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对四川财政之整理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四川财政之紊乱与蒋介石人川
从民国建立到1930年代初，为争夺势力范围，四川军阀内战不休，大小战事共达470多次，省内军政、财政、行政更是四分五裂，紊乱不堪。“顾自民国建元以来，川中各军独成风气，拥兵自雄，防区骈立，俨同割据，对中央则视法令如弁髦，对袍泽则干戈相寻如敌国，对地方则视人民如鱼肉，国省税收，悉被囊括，甚且一岁田赋多至十余征，百里之内，勒索关卡，多至数十重，人民憔悴呻吟于此军威暴力之下，根本无政治设施之可言，其紊乱苛扰之情况，为任何一省所未有。”鉴于四川在国防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国民党势力曾多次试图进人四川，但直到1932年，国民政府在四川的机构只有中央银行、海关、邮电局和财政部盐务管理局。1927－1934年间，四川基本上保持了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原因是国民政府无力干预四川的内政，同时也因为四川的地方军人决心只在省内寻求出路，“只有在他们无力对付外部势力的介入时才可能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观点”。
1932年10月，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内战，战争的规模远超以往。是年底，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并建立了苏维埃，发展到顶峰时，红军人数达到了8－10万人。由于利益的冲突，四川军阀在“剿共”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为红军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四川军阀在“剿共”战争中连吃败仗，连年的战争更使得四川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1 934年年中，四川面临着一场迅速蔓延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1934年9月，刘湘派代表到庐山牯岭面见蒋介石，请求中央准予维持金融及筹措饷项办法。16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孔祥熙，通报刘湘所拟“办法”，请商议维持川省金融：“顷刘湘派代表到牯略称：一年来剿匪共用去军费一千三百万元，目前饷项支绌万分，而重庆金融尤有岌岌崩溃之虞，拟向中央请求关于维持金融及筹措饷项之办法：一、刘湘历年已发行公债九千数百万元，虽其发行手续条件，不能切合中央规定之公债条例，或不易邀准正式通过，但只求呈报备案，中央只须批复一悉字，俾川中商民知此项公债业报中央备案，人心得以安定，债价不致惨落。二、刘湘所办地方银行，一年以来，已发纸币八百余万元，拟请中央准予发行权，当告以财部规定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纸币最多者以六百万元为限，今川既逾此额二百万外，将使中央为难，复据谓四川比较他省地广人多，拟请中央据此特别通融，准发行至一千二百万元为限。盖纸币既经中央准发，则信用亦增，金融可固。否则，恐实时发生挤兑风潮，以上两项，如能办到，则金融赖以维持，筹饷自亦勉可松动等语。川省金融为川军饷源，自有相当维持之必要，惟可否准如所请，希兄等详加核议电复。”刘湘所提两项办法，仅请求中央出面“备案”所发公债或“准发”纸币至1200万元，以增加四川财政金融的信用，安定人心，并不要求中央进行实质性的财政援助。尽管如此，这也说明四川已不得不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求助于中央的权威，以度过经济危机。这无疑是作为地方的四川与中央开始经济整合的一个先兆。整合的核心之一，就是对川省财政金融的整理。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经过湖南、广西和贵州，很快进入了四川。在这种可能遭受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在四川内战中坐大的刘湘不得不求助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质性援助，从而为国民党势力进入四川创造了条件。1934年底，刘湘第一次出川到汉口、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访问，与包括蒋介石、孔祥熙在内的国民政府要员会谈。刘湘想要解决的主要是财政问题。通过商谈，决定由国民政府任命一个特派员作四川省政府的财政顾问，以协助解决四川的财政问题。此后，蒋介石即开始对整理四川财政进行谋划与直接指示。1935年2月19日，根据第一任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呈文，蒋介石致电四川各军：“该省各军师以往多有自由造币或发行钞票、券据情事，基本金既无一定之款，发行额亦无明确之限制，而一般奸商，又复因缘为利，操纵行情，以致流弊丛生，民商交困，影响之大，更什倍于匪祸。当此民穷财尽之秋，中央正力图设法整理，于以兴复农村，维系国脉。”蒋介石明确指出川军自由造币或发行钞票所产生的流弊，“影响之大，更什倍于匪祸”，可见蒋介石对整理四川财政金融的必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并将之提到“兴复农村，维系国脉”的高度。但蒋介石此时对川军的指示，犹如隔靴搔痒，还不可能起到什么实际的效果。随着国民党军队因“追剿”红军进入四川，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汉口飞抵重庆，亲临四川，并长住数月，“这对扩大国民政府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3月3日，蒋介石研究治川方针与军政、财政之整理以及交通公路之规划，决定督促开发公路交通，协助整理军政、财政，不干涉行政。对于四川省政，则仍寄重望于省政府主席刘湘，“是为中央建设四川以为抗战复兴基础之始”。3月4日，蒋介石出席四川党务办事处扩大纪念周并发表演讲，自述入川的宗旨与观感，称“我们无论从历史的事实来证明，或从四川在全国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蒋介石将四川视为“中华民族立国的根 据地”，认为四川的治乱，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
同年春夏间，蒋介石还对云南、贵州、陕西等地进行视察，决定了“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鉴于四川对抗战准备与“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性，蒋介石更增强了对四川财政进行整理的决心。实际上，早在1931年初，刘湘的幕僚刘航琛奉命到南京与蒋介石接洽，就曾对蒋介石说过“统一四川的方法有二，一为使用大批的军械子弹，武力统一；一为使用大批的金钱，财力统一”。1935年5月31日，蒋介石自记本月所感：“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忧，当一本既定方针，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事，不宜植势，以昭大公。”可见，整理金融与统一币制是蒋介石此时期整合中央与四川的主要步骤。
“蒋介石懂得地方军人的专恣跋扈，是出于财权兵权集于一身，同时也摸清刘湘当时最困难的是财政金融。”口妇为加强对四川财政金融的直接指导，除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外，蒋介石又决定在四川设立财政统筹统监机关，一是设立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国库分库，作为国省联合金库，以实现“国地两税统解，国省各费统支，收支整理统监，国地预算统编，淡旺月份统筹”；二是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以监理川省财政之整理及各项预算之执行，并规定川省各项国税之就地留用部分及各项省税，统由各该管征收机关扫数解交中央银行重庆分行附设之联合库，分别国地各款列收，每月应支国省各税，由监理处依照核定预算，统筹支拨造报”。此后，蒋介石对四川财政金融进行整理与控制，主要是依靠上述机关来实现的。
二、蒋介石与四川币制之统一
币制统一是经济整合乃至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1941年6月16日，蒋介石主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回顾统一币制问题。他说：“我当时一到四川，除了四川先行撤消防区制而外，同时决定对中央必须贯彻统一全国币制政策。”四川是最早被纳入中央货币体系的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的省份。这与蒋介石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1935年3月7日，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请派员来川整理财政与金融，并告以“俾乘中在川期间，得以解决一切”。很显然，蒋介石对四川财政金融的成功整理必须依赖自己的权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这也是蒋介石亲自主持推动四川财政整理的主要原因所在。蒋介石对四川币制统一的重大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取缔地方发行钞券与推动中央收销地钞两个方面。
(一)严厉取缔川内各军自由造币或发行钞券
因四川省内长期实行防区制，各军多自发钞券，以致金融混乱。为统一四川币制，势必对此严加取缔。蒋介石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实际上，蒋介石早在入川之前，就曾电令四川各军“所有自由印铸票币券据办法，亟应立予纠正，俾免发生障碍，予人民以无穷之累，贻赤区以可乘之机。……务希查照切实制止，并严令所属一体遵照为要”。蒋介石入川后，即着手对各军自发钞券进行清理。第28军粮契税券案即为其中典型。
1935年初，四川陆军第28军自发粮契税券，并致函成都市商会，要求“贵会收款如有以此项粮契税券交纳者，即希代为收受，随时赐光为荷”。成都市商会接函后于2月11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今二十八军在中央政府统一川政收拾川局之时，忽然发行粮契税券，究竟取得中央政府允准与否，商人无从得知，应由会呈请蒋委员长、财政部、参谋团核示鉴”。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接呈后，于3月12日致函第28军，指出“关于各军自由造铸票币事项，业经委座于上月以皓午行参口电通饬制止有案”，并要求马上停止印行口引。但第28军奉令后，并未停印税券，至3月底，参谋团决定“再用委座名义，电饬停止印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亦于3月28日致电蒋介石：“值兹川省军政财政币政统一之际，而该财务处忽有印发粮契税券情事，对于整肃川政统一币制均有莫大妨害。除分电外，谨电请就近转饬省政府及参谋团迅予严切查禁。”4月2日，蒋介石致电第28军，要求“务仰查照前口各电令迅予查明严切禁止并将停止发行日期报告为要”。
延至6月29日，四川财政特派员谢霖函呈蒋介石，报告第28军所发粮契税券仍未收回，并请求“准予令饬二十八军将所发粮契税券，从速收回，以维金融”。行营参谋团亦再次致电蒋介石，“请委座严电邓军长限期将停止发行日期暨已发行数目电复”。7月19日，蒋介石致电财政特派员关毓麒，告以“除电邓总指挥严饬前二十八军将所发粮契税券停止发行限期收回并将已发行数额及停止发行日期先行报核暨指令外，合亟电仰该总指挥即便遵照，严饬该军立将粮契税券停止发行，规定期限一律收回，并将遵办情形及税券发行数额及停止发行日期先行查明电呈候核为要”。21日，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以蒋介石名义致电原第28军军长邓锡侯，“严饬该军立将粮契税券停止发行”。31日。邓锡侯致电蒋介石，解释粮契税券迟收原因：“职军粮券确为剿匪增发，不敢悻援地券之例，只求钧座饬剿匪总部，准将欠领各款暨旧债先行核发，作收回职军粮券之需，随拨随收，随收随毁，决不稍延时日。”显然，邓锡侯是以“剿匪总部”拖欠其军费为开脱之辞，并以“将欠领各款暨旧债先行核发”作为收回粮契税券的条件，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8月4日，参谋团致电蒋介石，报告此案症结：“第一，须迅速彻底查禁，免其继续发行；第二，始研究所发券票之处置收回问题，……省政未统一以前，各军所用之款，所欠之债，能否清理，应南何方负债，用何方法清理，均是问题，非短时期内所能解决，自不能与迫不及待之收回粮税契券问题，相提并论。”此电否认了邓锡侯所提“拖欠军费”的问题。8月5日，蒋介石再电邓锡候，命令“迅将印行券票之机器、印模、票板、印刷纸张暨已发行券票之存根，已印尚未发行及已收回之券票，统交该参议点收妥存。其已发行在市面流通之券票，据称原由商号康泰祥负责兑换，仍应责成该商号照常收兑，藉维现状”。
邓锡侯奉蒋电后，见已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只得遵令停发粮契税券。8月5日，阮毓麒从四川省财政厅借调10余人开始着手清理28军总金库及所发粮契税券，至14日才清理完毕，共计流通市面的税券仍有276060元，且发行基金已被挪用。蒋介石得悉后即电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与邓锡侯：“基金既已悉被挪用，无可口转，原函所请就应领款内拨垫填兑一节，自属可行。所有该军本年五六两月份应领补发之剿匪经费，应准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为扣发，以备收回该项券票余额之用。”
在蒋介石的大力主持下，第28军所发粮契税券最终得以成功清理。这为此后收销地钞，统一币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二)大力推动中央收销四川地钞杂币
币制统一之前，四川地方银行发行的地钞，未经中央核准者为数达3300万元，因缺乏现金准备，汇兑价格时有涨落，市面金融非常紊乱，工商百业以及公私收付受到很大影响。面对这种混乱情况，蒋介石决定尽早统一四川币制。1935年6月4日，为整理四川旧债，财政部应蒋介石之命，决定发行四川善后公债7000万元，但规定本公债定为四川通用银币，只指定中央银行四川分行还 本付息，且只准在四川省内买卖抵押。蒋介石闻讯之后“不胜骇异”，认为果真如此，“则弟对川省之金融、财政、军事各计划，均因此而全受牵动矣”。6月7日，蒋介石致电叶楚伧、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人，指出“川币必须统一，必须收回改铸，以免害国害民，其改铸费，亦已略为筹定，一年以内，必须办到。今后即无川币、国币之分，中央发债，亦万无代表川币之理”。“如果中央徒计目前小利，而不为整个打算，殊非统一之道，更非中央之福。……否则四川财政即日崩溃，而军事不堪设想，更可知矣。”6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要求将公债条例“四川通用银币”字样删除。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不得不让步。6月15日，他电复蒋介石：“(一)川债不必注明仅在川省通用一节，已饬将草案修正。(二)四川通用银币，并非纯指川币而言，尊意嘱予删去，亦无不可。拟即呈请将四川二字删去，修正为通用银币。”蒋介石的坚持，为四川币制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为最终统一币制，蒋介石决定以四川省每月之特税收人为担保基金，发行四川整理金融库券3000万元，另向中央银行押借中央本钞2400万元，依据地钞近年来申汇行市，酌定与中央钞比价，采取“快刀斩丝”的办法，将所有地钞依比价标准，以中央钞一律收销。7月9日，孔祥熙奉蒋介石之命提出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的提案。提案云：“蒋委员长人川督剿，迭经往复电商，以为川省剿匪，为完成‘剿匪’军事最后之一段落。事虽一隅，关系及于全国，安定后方金融，不能不由中央为之处理，以利军事进行。特商请中央银行于重庆开设分行，停止地方银行之发行，……由中央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三千万元，定期六十四个月清偿，专充收回川省地钞之用。”提案措词特别突出蒋介石的作用，强调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是与蒋“往复电商”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增强该提案的权威与效力。7月12日，立法院审议通过《民国二十四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条例》。8月上旬，因财政部规定地钞“只许其在渝市流通，不得持作申汇”，导致重庆发生金融恐慌。11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地钞不兑现、不汇之结果，江日渝市汇价立涨至二百余元，以钞换洋，补水至六十余元，已酿成因挤兑而死伤之惨剧。连日资中、内江各地更风潮迭起，市面恐慌，地钞与现洋比价竞低至九折以下，各军伙食亦即折扣一成，形势紊乱，岌岌不可终日。弟驻节其间实瞠目，无可为计，更不能空言慰藉。所有维持地钞办法，弟已于佳辰机蓉三电详言之，切盼迅予决定采行，立候复示。”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财政部决定立即实施收销地钞，统一四川币制。9月10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自9月15日起，所有四川省内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代表国币之中央本钞为单位，地钞立即停止行使。凡持有地钞的军民，准许以地钞十元掉换中央本钞八元，无论面额大小，均照此推算，自9月20日起，随时向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都分行万县办事处与中央银行所委托之其他银行钱庄分别就地掉换，限于11月20日掉换完毕，逾期不换者作废。布告发布后，各地出现了挤兑的混乱情形。蒋介石感叹道：“此次收销地钞，一般人民便惊慌自扰，到处挤兑，甚至于有践踏压毙的情形。这种可忧可耻的情形，是其它各省现在所没有的。由此可知我们四川人民还不能信任政府，不知道对于国家有何权利义务，这样便不成其为现代的国民!这种情形如果不能挽救，不仅现代的国家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随时有亡国的危险!”这一认识，更坚定了蒋介石整理四川财政的决心。
为巩固收销地钞的效果，9月18日，蒋介石特致电孔祥熙，禁止中央银行发行重庆地名钞，以增强中央申钞在川民中的信用，从而真正实现货币统一。电云：“申钞在川已立之基础，尤不宜轻行毁坏，而增加川人对于一般钞票之疑虑也。是以发行以愈单纯、愈通用为愈佳。”由此电可见，蒋介石对货币作为信用流通工具的实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力图树立四川民众对中央所发申钞的信任，以扩展中央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蒋因而指示“中央分行所备重庆地名之渝钞实不宜发出，尤不能以之为收换地钞之用”。对少数地方官员可能发生的反弹，蒋介石则主张强力镇压。9月20日，蒋介石再致电孔祥熙：“各区专员如有利用地方钞折扣名词操纵煽动、聚众生事者，应予拿办惩处矣。”
因收销办法规定地钞十元掉换中央本钞八元，引起了四川商民的反对。在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出收销地钞的布告之前，重庆市商会主席潘昌猷在9月6日就曾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以国币券或国币十足收销地钞，以全久远，明知国用浩繁，能省一分，仍为人民保留一分。惟此事关系太大，总望钧座将地钞十足收回，则不特川民感激，矢志不朽，即国家财政亦未尝不可收小往大来之效也”。汪精卫接潘昌猷电后，谕交财政部处理。迟至9月21日，孔祥熙才致函行政院秘书处：“查收销四川地钞及收换杂币办法，业由蒋委员长于二十四年九月十日通行遵照，并布告周知在案，相应照录蒋委员长蒸秘蓉电原文，复请查照转陈为荷。”很显然，孔祥熙是在用“蒋委员长”的名头来婉拒四川商人的请求。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四川币制统一的过程中，可说是毫无作为，而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蒋介石亲自筹划、直接推动之下，四川币制在法币政策实施之前，就已基本实现了统一。
三、蒋介石与四川善后公债之发行
蒋介石人川之时，川省财政几至竭蹶，已非四川本省所能解决，官民皆吁请中央予以救助。1935年1月29日，四川商民曾鉴等7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求主持四川财政之整理：“顷者报载钧座有为川省规定军额、统一财政，藉以消灭防区之议，全川人民成相额手，以为将出水火而登衽席矣，但不知钧座已决心否。……务望钧座毅力主持，早颁明令，以救川民，不胜感激屏营企盼之至。”3月10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亦致电蒋介石，云“川省财政，久濒绝境，整理爬梳，自非易易”，并提出整理川省财政办法，请蒋“鉴核示遵”。
四川官民的呼吁，可谓与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不谋而合。蒋介石到川后，即开始着手四川财政的整理，诸如确立预算、统收统支等。在整理的过程中，蒋介石与孔祥熙在具体政策内容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从中可观察到蒋介石在四川财政整理中的特殊作用。发行公债是整理财政的重要一环，蒋孔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发行四川善后公债的具体政策上。
蒋介石到川后不久，即致电孔祥熙：“对于整理川省金融与财政之公债，只要其币制与汇兑能照中央方案，则不妨由中央正式承认其发行，何如?”在蒋介石的催促下，5月24日，财政部根据委员长行营所拟办法，拟具川债办法四条，并呈报蒋介石：“(一)川省旧债，据谓十报告，均已换成自发之金融公债，计七千三百万元，平均市价为三折一五左右，实价合二千三百万元。(二)现拟由中央发四川剿匪善后公债五千万元，二千六百万元充整理旧债之用，余充四川剿匪军事及善后建设之用，请由钧座主持分配。(三)此项公债周息六厘，九年还清，由川盐税内月拨七十万，以补助费名义扩充基金。(四)川省收支整理，仍责成财厅会同特派员参照前定整理办法大纲切实进行。……以上 各节统希察核见复，以便拟具条例，提请施行。”。28日，以上述四项办法为基础，孔祥熙正式提出发行四川善后公债提案。30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华北形势紧张，川局安危，尤关重要。洵如尊电所云，所有川省经济有关各问题，自应仰承尊旨，从速进行，以安人心，而奠大局。……发行公债以调换川债，协助军事办法，亦已提经中央核定，移付立法院审议，即可公布施行。……亟盼鼎力主持，并责成川省当局体念国家之艰难、市况之凋敝，按照中央所定最平允之办法切实办理，毋稍因循，致滋延误。”孔祥熙恳切希望蒋介石能同意财政部所拟提案，并望蒋“责成川省当局体念国家之艰难、市况之凋敝，按照中央所定最平允之办法切实办理”。
但蒋介石对财政部所拟四川善后公债办法中的发行数额不太满意。6月2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望速照第一案发行七千万元，以为救川救国一线之生机。此时方针，当重在先定川局，再图大局之挽救。故多费几钱，总在国内民间，不算吃亏，切勿作普通事一律看待也”。4日，蒋介石再电孔祥熙，明确指出“中央发行公债五千万，决不足分配，三五折掉换尤办不通。业经迭电详述，计达尊览，请即查照谢特派员所拟之第一案，决定发行七千万元，于本星期内议决公布为妥”。5日，蒋介石又电孔祥熙，重申“非改定发行额为七千万不可，请即照办，希勿迟疑为盼”。蒋介石强烈要求将发行数额提高到7000万元，否则“渝市金融必促成崩溃”，并认为“多费几钱，总在国内民间，不算吃亏”，“三五折收换川债，持券人吃亏太甚”。蒋介石此时似乎成了四川地方利益的维护者，而与“中央”讨价还价。
孔祥熙接蒋介石电令后，不得不于6月4日提出四川善后公债增加发行额提案稿，将四川善后公债总额改为7000万元，但又同时延长还债期限为12年半，并获行政院会议照案通过。同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对期限延长予以解释：“中央发行公债，不能不于本息基金力求稳固，以维债信。只有仍按月提七十万元之标准，将该公债期限延长为十二年半，但第一年上半年只付利息，不还本金。”对此，蒋介石却另有考虑。7日，蒋介石致叶楚伧、汪精卫、孙科、孔祥熙手启电，提出异议：“顷据此间当局所得沪电，谓川债额虽改定七千万，但内容大有变更。(一)偿还期九年为十二年半；(二)本公债定为四川通用银币；(三)只指定四川中央分行经理还本付息；(四)只准在四川省内买卖抵押。不胜骇异，未审所传确否。……弟无可为计，深盼以上消息，出于虚传。如诚有此议，即请切实主持，立予修正，务查照谢霖带京之第一案通过，不可变更其内容，至为企祷，并盼电复。”
蒋介石在电中明确表达了对孔祥熙提案稿的反对，并要求按经行营核准的“谢霖带京之第一案通过，不可变更其内容”。在发债总额问题解决之后，蒋孔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债范围与偿还期限上。随后，两人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争论，并试图说服对方。孔祥熙接蒋电后，于9日连致蒋介石三电，对其所提四项变更内容逐项进行详细解释，因“深恐影响市场，危及全国”，孔坚持反对“谢霖带京之第一案”。孔在致蒋的第一电最后说：“数月以来，对于川省财政金融以及剿匪军事，兼筹并顾，久已煞费苦心、谅荷明鉴。如川民再有要求，似不如将川省原发金融公债，由中央予以追认，以遂所欲。或由兄详审利害，另行开示方案，弟无不如命办理。”
上电表明孔祥熙似有放弃发行四川善后公债，“甩手不干”之意，并要蒋介石或“详审利害，另行开示方案”，言辞之中，对蒋颇为不满。但孔祥熙为维护大局着想，也明知自己非蒋对手，在致蒋的第二电中，孔对蒋作了让步，告之“关于川债不必注明仅在川省通用一节，兹已饬将草案修正”。在第三电中，孔祥熙详细分析了谢霖所拟第一方案，认为“此项方案似仅为川省打算。盖中央发债，用以弥补地方不敷预算之例一开，各省请援，中央将穷于应付，……基金数既不符，方案自不成立”。13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对其顾虑各节详加解释，表示“查中央公债或中央核准各省之地方公债，均未注明只在某某省内买卖抵押字样，川债事同一律，青午电承示已饬将草案修正，至感盛意”。蒋介石在上电中，对孔祥熙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对孔担心的川债发行可能影响上海债市、发行基金不足等问题进行了释疑。同时，蒋介石也向孔祥熙作了让步，提出还债期限“究竟以九年或十二年为得计，皆请兄权衡得失，迅予决定，此点弟无成见”。15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同意将川债改为全国发行外，又提出四川盐税如每年可收入1800万元以上，则“自可依谢霖第一案，月拨基金九十三万元，九年还清”。18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要求孔尽快发表四川善后公债案：“兄如确认为有十二年之必要，可即决定为十二年，请勿再因此延缓为荷。”2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四川善后公债，已遵照尊意，改为通用国币，九年还清，且将修正原则提经中政会通过，现正催立法院从速审议，以期早日公布施行，请即释念。”25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川善后公债改为通用国币，九年还清，至慰。”。至此，经过近一个月的函电往复，蒋介石与孔祥熙关于发行四川善后公债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争议的结果，也毫无悬念地以蒋介石“说服”孔祥熙而告终。善后公债的成功发行，是四川财政整理的关键，亦为促进中央与四川的经济整合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
考察蒋孔之争的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蒋介石不仅决策对四川财政实施整理，而且全面介入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使其符合自己设计的政策目标。关键的政策措施一般都由蒋介石与孔祥熙事先函电商定，且以蒋之提议为准，中政会、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审议程序似乎成了制度性的摆设。第二，蒋介石从“救川救国”的全局出发，主要考虑如何尽快实现对四川财政的整理，故即使对地方“多费几钱”也在所不惜；孔祥熙则从“酿成中央财政不可收拾”的可能性出发，主张谨慎发行四川善后公债，对其发行期限、地域严加限制。实际上，蒋介石考虑四川善后公债的发行政策，主要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孔祥熙则着重从经济原理来看待四川善后公债的不当发行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考虑。第三，这一个案表明，孔祥熙对蒋介石并非“唯唯诺诺”，而只能说是“无可奈何”。从上述争论来看，孔祥熙不但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于政策分歧，敢于与蒋“据理力争”。学界一般认为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而言，是比较听蒋介石话的人，但这一“听话”，在孔而言，显然并非是“无条件”的附和与服从。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对四川财政金融的整理，是以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为中心来进行的。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正常的行政系统不能对各省进行有效的制约，另外也说明当时全国的权力中心是在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委会”。蒋介石在四川币制统一与善后公债发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四川财政整理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央对四川经济统制的重大步骤。蒋介石对四川财政之整理也较为满意。他在1935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本月最大之成绩，是为峨嵋军训团训练完毕，川中各军处置妥定与四川地方钞币纠纷解决，军事与财政同时统一耳。”在川政统一与抗战准备的决策过程中，如同政治与军事，蒋介石在财政与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是决定性 的。蒋介石对中央与四川经济整合所起的作用，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推动中央认可并实施蒋本人设计的四川财政金融整理政策；规制四川省内各军政势力执行中央整理四川财政金融的政策。在坚持推进四川财政整理的过程中，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政策博弈表明，蒋似乎充当了协调中央与四川利益的“中间人”角色。这是蒋介石个人威权的另一种表达与运用。由此，也可为我们深刻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与个人强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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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