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社会思潮的多样性，极大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对物质的极端崇拜，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步伐越来越艰难。虽然改革开放后，在指导思想上我们重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并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却变得越来越漠视。从这个意义讲，“回归马克思主义”最现实、最直接的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缺失的问题。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和阐述了造成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境和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建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O004－07
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当前仍有部分学者持有异议。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应该走“上层路线”，因此不必要也无法实现“大众化”。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物质基础，但本身并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创新发展。这些论点都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源自对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总结。毛泽东曾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重点不是对“本本”的研读，而是在实践中的运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相对滞后于社会物质进步的步伐，社会思潮多样性和价值评价多元化的影响极大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传播与发展，尤其近来随着各类社会矛盾的层出不穷，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漠视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马克思主义源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其理论本质是指导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为其提供科学方法和思想武器。马克思曾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所以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义就是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如果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也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要求；如果人民群众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就难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
从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受到的最大冲击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1989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1992年他又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认为“马克思主义终结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才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形式”。他的思想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使一些原来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转变了立场。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当代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却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理性的思考。例如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等。哈贝马斯在其所著的《追补的革命》一书中说：“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同样，在2000年，弗朗西斯?福山也有了新的看法，在《社会主义会卷土重来吗?》一文中他不得不承认：“民主国家发现，它们无论是在社会政策、经济监管还是文化领域的政治选择权利都被金融资本和信息的加快流动所剥夺。”因此，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不满的根源依然存在，并且日益强大，为了弱者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而遏制富人力量的平等主义政治冲动依然很强烈，并且“已经开始卷土重来了”。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苏联解体的原因除了其自身政治经济问题和西方分化势力的影响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与新思维”，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脱离了人民群众，造成人民思想混乱，各种极端思想乘虚而入；二是我们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包括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人的欣赏和赞叹。所以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相反苏联在实践中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人民“行动的指南”。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贡献，就是他们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所以当前，如果我们不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所认同和信仰，其结果也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党的历次理论创新，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努力。他们办报纸、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得建党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自觉的推动主体。当然，我们也遭受过曲折，也曾经歪曲过马克思主义本来的面目。文革后，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重新步入正轨，这与苏联的改革是截然不同的路线。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扭转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偏离，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回归，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和方法。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也让西方思想家、理论家兴奋不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但是，我们却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用群众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困境及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它的科学性。无论是片面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性而忽视它的科学性，还是片面强调它的科学性而忽视它的意识形态性，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文革前，我们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现在只注重其科学性，所以前期我们一度脱离经济基础搞马克思主义，后期却使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受阻。因此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没有较大提升，而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则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相反，苏联解体后，通过对俄国社会各个群体的思想状况和生活价值的 演变进行跟踪调查结果发现，社会主义的概念对大多数俄国人仍具吸引力，资本主义的概念则遭到排斥甚至否定。“对金钱不可遏止的追逐、对人和资源的残酷剥削以及对文化和社会道德准则的破坏”，使俄国民众对当前的体制缺乏信心。事实上，俄国民众所遭遇的问题和困惑，在当前中国也有相应的迹象，只是隶属于不同的制度。
(一)社会理想信念的危机。理想信念问题，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当前“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拜金主义横行”、“利己主义泛滥”等社会现象无不说明一场严重的理想信念危机正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部分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就是要解决理想信念的问题，“重返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为全民族的普遍信仰和共同的精神追求逐渐深入的过程，这是解决精神支柱的问题，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有人认为当前的理想信念危机是“文革”造成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我们应该从物质的角度思考问题。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支配，“均富”、“吃大锅饭”的做法没有实现人们心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美好愿景，相反物质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挫伤了中国人对理想的期待和追求。实际上我们的“均富”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搞清楚，不过是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儒家思想来注解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罢了，所以随着文革的进一步破坏，动摇了经过近百年努力才在中国人心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前也有人把这种漠视归结于“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等，都是没有从根本上寻找成因。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大家的思想立即倒向了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上，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唯物效应”，我们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引导和投入明显欠缺。事实上无论政府还是普通大众，关注点过多集中于经济和物质目标的实现上，比如评价地方政府的政绩主要看GDP的增速，而缺乏社会理想信念考评的软性指标，必然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漠视，致使整个社会理想信念出现危机。这个危机的另一表现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二)对发展产生的矛盾调节滞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政治推动开始的，当时的政治推动力首先在于解决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离，重返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30多年来，国家的政治形态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把今天经济上的成就归结于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认为政治应该独立于经济之外。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针对发展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矛盾，我们的政治改革明显滞后或避重就轻。这种滞后性误导人们在面对社会的突出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寻找出路，而是试图引入更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信仰的偏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值得借鉴的意义，但是任何脱离中国国情和实际搞所谓的引进、改革都是危险的，都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丧失、导致推动我们经济发展政治优势的丧失。
(三)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在中国发展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发展是硬道理，并不是“硬”在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上，而是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和政治进步等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上。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但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带来社会生活的普遍改善，一些区域、一些领导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求经济增长，忽略社会其它领域的协调发展，为满足GDP增长指标，高污染、高消耗，甚至不惜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政府引导、政策优惠等政治推动手段拉动经济发展，对处于低端产业链的经济发展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转型，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满足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更高要求的经济发展需要。但当前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许多领域，政府职能缺失严重，社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公共服务分配不均以及恶性拆迁、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无不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和政治改革的滞后。这些问题冲击了大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同时在应对腐败问题上，没有形成较有效的遏制机制，中央的一些政策没有做到末端落实，也造成官民矛盾加剧，仇官、仇富现象不断加深。
(四)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错位。目前学术理论界，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十分突出，一些学者既不脚踏实地地深入群众，也不认真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却在侈谈发展马克思主义，侈谈所谓的理论创新。在有些人看来，认真系统全面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就是思想僵化，就是不与时俱进。同时，另一些人却热衷于“关起门”搞研究，目标放在著书发文章上，根本不关心其指导现实的意义，不时地制造一些“高深”的见解和对马列的解读，让人望而生畏。许多科研单位以发表文章的数量评定所属人员的业绩，根本不注重其现实的指导意义，也造成当前浮漂的研究作风。因为缺乏实际，导致现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纯粹是“学术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实验室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社会层面上，理论与实践“双轨并行”，没有很好地融合，许多思想只停留在书本上，局限在固定的小圈子内，除了专业学者和因考试需要翻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人员外，很少有人还能静下心学习马列著作。其实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大谈理论创新，就会失去根基，陷入唯理论和本本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旨的背离。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能够深入群众，指导实践，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那么我们也是“不称格”的社会主义。
三、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困境的几点对策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证明的工具，而是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我们既要把它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也要把它当作我们指导实践的精神支柱，不能为了适应某种政治的需要，而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质，也不能忽略其对人民群众精神境界的塑造和指导实践的理论价值。
(一)对症下药，解决社会理想信念的问题。首先要从物质条件影响的历史发展进程、现实实践的过程和人们思维内在的特征中寻找症结。从历史上看，共产主义理想曾经深入人心，这主要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但长期以来，当基本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人们便对理想产生了迷茫，对现实产生了困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最好的说服力，改革开放后，人们切实感受到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我们要把这种进步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统一起来，坚决反对 把改革的成果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这种谬论，不断夯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从人们的思维内在特征看，思维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直接受经济和物质因素影响，从崇尚贫穷到物欲横流，都缺乏对物质观念的准确认识。所以理想信念问题的解决，不是靠说教，而要从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着手。基于当前实际，首先要解决好物质利益合理分配和全面提高的问题，努力缩小差距，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政府的政策不能以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不能以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标尺，而应该是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的价值增值，能够更深远地影响国民经济，从而从根本上满足发展的速度问题，自然也会促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真心信奉。其次在理想信念教育中，要权衡物质利益与社会公义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不讲回报，也不能不讲奉献。这种理想信念的教育要在党员干部中首先深入，引导他们加强自我教育和修养，警惕官员隐性利益的扩张和超前的物质享受；要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需要，在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上求平衡。再次共产主义不是“空想”，长期以来我们对共产主义渺茫的描述，也让部分人发出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的论调。人的思维具有现实性，所以对共产主义，我们不能把它描述成静态的、遥不可及的目标，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动态的、逐渐实现的过程；要把当前的成就看成共产主义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的实现，以避免因共产主义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导致人们失去耐心和信心。
(二)在切实领悟中回归马克思主义。针对当前的困境，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学术理论界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这个口号可以唤醒人们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本来面目，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那么这个的口号是值得提倡的。回到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的理论基础，也不能在书本上原地踏步、裹足不前。我们首先要引导人民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要引导他们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就是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回归马克思主义，第一要“吃透精神”。无论人民群众，还是专家学者，都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后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根据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当时的思想，要把不同的著作有机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探寻内在的逻辑性，而不是根据现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去解读他们的著作。其次要“学以致用”。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和源泉，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我们引导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把理论真正引入实际，必须首先在政策上体现出来。
(三)横向吸收与纵向借鉴。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是继承了世界文明中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随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进步伐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体系。横向吸收与纵向借鉴是指通过不断吸收借鉴国内外各种有益的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其指导现实问题的能力；就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采取人民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步伐，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永葆活力。
横向吸收是指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默契、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与中国的实践发展相一致，与人们的现实需要相吻合，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中国人的性格、心理、习惯、文化等有机地统一起来。首先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表述上，要追求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文字表达习惯。其次对传统文化要做到批判地继承，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结合得越紧密、越广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程度就会越高。同时我们在对传统文化结合创新的过程中，要更加关注革命传统教育，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
纵向借鉴是指要广泛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不分阶级国界的，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我们把一些基本的人类文明当成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如“以人为本”思想，一直被当作是西方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人们在放弃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时，也放弃了以人为本观念，使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错误地倒向阶级斗争，导致对公民人权的漠视，最令人震惊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人权的严重践踏。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才开始重返对人权的认识，现在党中央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不仅是文明的进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所以西方国家的一些理念和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性，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良性发展与与时俱进，就一定要善于借鉴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