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就诗歌――作为对世界与世界创造者的命名――和他广袤的荒原帝国而言,诞生了两个似乎无可更改的、以悲剧性面目出现的事件:其一,是上帝死了(这是每个稍有点爬行能力的“人”都听说过的);其二,则是天使――他们还活着。
据说天使常常不知道,他们行走在
生者之间,抑或在死者之间。
永恒的潮流始终席卷着一切在者
穿越两个领域,并在其间湮没它们。
这段诗句的书写者早在约一个世纪前就回应着我们的问题:如果上帝死了,天使该怎么办?事实上,里尔克的天使(具体说,是晚期里尔克的天使)已不再是一个作为生者的上帝的使者;凡俗世界的构成脱离了上帝的命名与启示,而天使则继续着对命名与启示的传达,以一种独立的、永恒的姿态,成为声音的极限本质。
但也许,真实世界的个体们还会强求更多的一点解释:天使是何以保持自身的位置与姿态的,如果天空中曾经的强力已经消散?对于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而非《杜伊诺哀歌》的作者)而言,凭什么相信他们会在某个隐秘的时刻投向自己?作为那盛大死亡的见证者,还有什么声音需要他们传递?他们不是早该失业了吗!?
于此我所能给出的简单回答是:“天使”并非他们的职业、头衔、自命之名,而是一种无法更改的身份,或者说,类属――就像“狗”。他们并不会因为任何人或声音的死去而失却存在,他们只是不断回到那仅属于他们自身的本质。
然而,狗究竟还能让自己做一条好狗:在正确的时候吠叫,然后安静;顺从地走在前面,聆听项圈;在门廊里叼来皮鞋,或者雨伞……总而言之,让自己的身份更讨人喜欢一点。可说到底,天使从没有这种能力。他们总是以一种不代表任何声音(因为那个声音的拥有者已经“死”了)的声音向人类言说,像聒噪的老女人一样喋喋不休,像西比尔一样沉溺于疯疯癫癫的预言;可悲的是――他们再无法取得大多数人类的信任了。但这又能怪罪于谁呢?毕竟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门牙和舌头(虽然耳朵相对要少一些);当一首诗面对纯粹意义上的“个人经验”时,无论作者和读者都会回避那可能的巨大回声,以免一个非我的强力把诗中的碎片捏合起来,把自我声音的留居地解放。从这个层面来讲:天使,他们没有逼迫诗人聆听的权力。
是的,天使;在今天,他们已没有取得信任的“权力”,或者“能力”。可他们必须说出什么,必须通过言说保有自己声音传授者的身份,无论那巨大声音的拥有者沉默了多久、死了多久。他们必须――也许,仅仅因为他们的名字。
二
当一封信从远方寄来,我们会首先看到什么?来信者的名字?是的,这是当然的。可然后呢,那封信所寄出的地址?不,这并不一定。如果认得那给我们写信的人,他的地址便也应当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个或许被拜访过多次的地方,它并不一定那么诱人。那么,我们会注意到那信封上的邮票,那邮戳,那被标注的寄送时间吗?或是我们自己的地址,我们自己的名字――怎样被别人写出?
我们会看到那送信给我们的人吗?
也许问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更加浅显且更加切近“个体”的角度提出:如果你(这个你,或者所有的“你”)从一个陌生人手中接到一封匿名的信件,在你身上将会发生什么?迷惑。疑惧。本能的警觉。在第一眼之后,你发现:没有来信者的名字。你会立刻盯住眼前的那个人,盯住他陌生的脸和衣服,盯进他环形山般充满未知的瞳孔里去――是谁,谁派他来的?
“谁派他来的”?
想想吧,当你手中的信封有着署名,有着来信地址时,这个疑问句会显得多么荒唐可笑。这种荒唐甚至可以具体到疑问句中的那个动词:派。派遣。一个命令式;一个施动语。当被询问的主语在你面前摆出确定不移的姿态时,那被施动的“他”便不再重要了――你会微笑着接过爱人或朋友寄来的远信,然后,关上门。你不会多问一句。因为你知道,那个被你关在门外的人只是一个信使,他只是出于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将一张远方声音的拓片送到你的手中。“谁派他来的”?这多么可笑,似乎都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你只要读出这疑问句的第一个词就可以关门了,你(更确切地说,你们)收到的又不是匿名来信。
可是,于此我所关心的,却正是那些匿名的、未被读出的情状。
对一个诗人来说,他一生中所收到的信件与寄出的信件永远是不成比例的。他会从寄来的声音中选出必须回答的,选出那太多果实之中的果核,谨慎地,做出回答。一个诗人越接近语言的黑洞(这并非一种全然贬义的表述),他就越需要小心,仔细斟酌光的弧度,以防被那巨大的扑面而来的质量吞没。需要看到,这种黑洞般的质量是由所有言说个体的声音碎片构成,随着年轮的扩散,越积越沉。无数的署名会来叩门,递出自己的舌头。可偶尔,也会有一只衔着白信封的黑鸟停在他的窗口,等他聆听,或等他赶走。
没有谁向他保证这是天使。可是他应当明白:这正是告别那被署名的“自我”、告别那冰封河水的锋利时刻。
一封信。一封未被署名的信。他应当明白:比起匿名,署名显然更加易于筛选。他――一个被诗歌蛊惑的人――显然会经历挑选姓名的训练,在各种各样的名字之中挑选合适的交谈者。通常,他在一生之中只会写出两封信:给某个名字的,或给自己的。无论他将这两封信复制多少次,其性质总归不会相去太远:那永远是对一个声音坐标的倾诉,或者回答。但,如果那声音没有一个坐标呢?没有地址,没有一个可以签写在信封上的姓名……这种情况只可能缘自一封匿名的来信,缘自一个信使手中坚硬的命令句。在匿名者的声音面前,他无法挑选什么:他是被挑选的。
拒绝个体的碎片。在回声中,在一首诗中吞下自我和自我之外的黑暗。把血从指尖拉回,让心脏饱满,用涌出的震颤折断生活那具名的一角冰川――他听到了,他知道该做些什么;可是,有多少他能做到这些?
“匿名”:这是一艘航船在吃水线以下的部分。
同时,这也是为大多数人所回避的、陌生而危险的部分。
说到底,一封信所可能带来的期待与欣喜,大半在于“署名”,在于被它说出的一个“我”,而非它被整齐折叠细心封好的内容。信封上那声音接收者的名字,信纸最末一张右下角处那遥远的言说者的名字,这两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以“距离”和“熟悉”作为主要材料的心理结构。安全,隐秘,隐秘和对立的隐秘:一个声音的平行空间。空间的(而非时间的)这一结构中,声音只在两极显现,在“署名性”的安全庇护下说出隐秘的微小满足。平行的(而非纵向的)这一结构中,写信或收信一方的缺席,似乎都无可想象。
在散文《论交谈者》――无论你是否在意我此刻所讨论的问题,都该读一读这极具启示性的文章――的篇尾,曼德尔施塔姆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事情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没有熟人,我们就不会给他们写信,也就不会陶醉于写信这一行为所具有的心理上的新鲜和新奇了。
由此我们可以略微谈论下另外的一件事,同样非常简单: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人(也许我们听说过他,可他已经死了),那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件,也就不会陶醉于读信这一行为所具有的心理上的期待和满足了。一封陌生的来信,一封被陌生人送来的陌生――这超出了常规,我们只会感到疑惧。
而且,我们只会把这疑惧转嫁到递送声音的使者身上;出于对那声音来源的无知。
三
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令人惊惧的信使,就无法回避那未知的声音来源。当然,这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
尽管还有些许零散的固执抵抗,当代诗歌的核心依旧毫不犹豫地趋向了那从所未有的微分神话:个人,个人经验,个人经验的差异化碎片。这几乎无可厚非。如果一个“自有”和“永有”的存在已经湮灭,而且这湮灭确然地发生在了每一个在场者眼前,必须被承认,那还能有什么选择?诗人从未像今天一样自由,像今天一样拥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名下的声音。他们可以书写的是如此之多,近乎涵括了所有读者的眼球晶状体和长着厚茧的耳膜:一本略旧的杂志,一个过早发育的女孩儿,一晚酒醉后砸碎的啤酒瓶子,一场不太成功的爵士音乐演出,一次做爱后感到萧索的发福身体……它们无边界的集合可以构成一种无边界的现实主义,一句无边界的高尚宣言:对个体生命、对个人生活的真切关怀。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说的,这样写的;我亲爱的诗人们。
然而,终究该有人问一问:他们是以怎样的一个身份来言说这种关怀的?一个我?一个多大的我?一个怎样言说自己的我?
一个署名的“我”。一个仅只是签署自己姓名的“我”。一个似乎必然的、标示着当代属性的“小我”。因为――对当代的诗人们来说,书写任何比这“我”更大的主体、更重的声音,都将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庞然大物(不论是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公共经验抑或某种群体话语)的强权性和非具体性将会损害语言,损害个体声音可能达到的准确与诚实。必须承认,这一判断几乎是正确的,因为诗歌语言本身要求着手术刀一般的刚度和精确性――要求着持有这刚度与精确性的手,在一个确定不移的位置切开世界。但问题在于:回绝某个宏大声音那可能的危险性,是否必然导向对个体和个体生活的微小命名?如果一个巨大的存在者已经缺席(并注定永远缺席),对个体经验的碎片化书写是否能替代他――代替他沉默的使者――那言说世界的使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握有一把手术刀(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握有能够刻写自己姓名的坚硬质地,是否就能保证:通过无数次的署名,我们就可以在能指的那些肺泡(那无数微小的声音贮藏体)上刺出一滴必然世界的血?
不!
如果诗歌确然要求着什么,那决不会是一个握刀的名字。诗歌在意的是那双手的存在,那握住语言锋刃的力量存在,而非它们主人的名字。
我于此所讲的,与布罗斯基在《第二自我》中的论述有些许相近:与古典时期不同,诗人已经不再具有神授者的身份,但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是被缪斯选中的情人。换句话说,布罗斯基的“诗人”是与常人有着些许不同的人。他们借由自己那不死的情人获得一种速度,一种趋向那不可见本质的神秘诱惑。伟大的诗人往往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获得另一向度的存在,一个大于“我”的我。缪斯在这里扮演了多重的角色,她是情人,也是母亲;因为那存在赋予者的身份,她是不能被背叛的。死亡或湮灭仅仅属于诗人,属于诗人之名;而她,永远在隐秘中进行着挑选――
……当诗人离去后,缪斯会在下一代中找到她的另一个代言人。换句话说:她永远徘徊在语言的周围,并不在意被错当成一个普通的姑娘。
只不过,这种表述仍然部分地倚赖着古典的神授概念,它需要一个“缪斯”来作为中介,或者说,作为一个匿名者派来的使者。而布罗斯基的文章中所缺少的,在此刻的讨论中,却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赋予我们使命的人(他甚至可能不是一个“人”)是谁,这种选择依然可能吗?
是的,这是可能的。
在今天,诗人与其使命、与其身份的关系,更加近似于一个信使――一个同时丢失了天堂与凡俗世界的信使。他需要同时寻找两者:那命令他言说的,那将被他言说的。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人群之中手握那强忍的声音,像乞讨者紧握破旧的黑色琴盒,默默地,吞下时间。在人群中,在无数名字的呼吸中,任何微小的游移都会将他推向那个结论:这声音是不被证明的,是属于不可见者或不存在者的,是与他无关的。他可能丢掉黑色的琴盒,他可能把受刑的乐器典当出去,他可能不顾一切地投向那将他自身湮没的人群……
但是,始终会有人(即便只有一个),将那不能声言自我的使命留下。这个人会知道:一把提琴或许不需要自己,但它需要弹奏。他,是被选择的。
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将使命和使命的递送者分离,更毋论这使命的承受者了。一个天使,或一个缪斯,给出的并不只是他(或她)匿名的远信、匿名的爱情――他们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身份,就在他们选择一个姓名的时候。缪斯或天使从不独立存在于一个凡俗的姓名之外,因为他们并不存在个体的差异化命名。换句话说,他们本身就是匿名或半匿名的。
然而,一个人,却总会有着他的名字;无论这名字是否与诗歌相关。
我从不曾要求诗人放弃自己的名字,要求他们用一个完全拒绝差异化的匿名身份来代替自己;因为说到底,这是非人性的。我只是说出那可能的情状:一个诗人可以拥有比仅只是他自身的“我”更大的一个“我”,一个因具有世界的匿名性(而非公众的署名性)而承担其命名使命的“我”,一个从个体的视网膜碎片之中挣脱而出的“我”。
是的,这是可能的:一个人,一个语言的卓越匠人,他可能通过承受那巨大存在者的死亡,通过承受那丢失了声音两极的信使的身份,到达声音本身。他将不再惧怕那些未知姓名的信件,那些沉重的词,那些超出微分经验的巨大质量。对个体生命、对个人生活的真切关怀仍旧留存在他的诗行之中,却将以超出他自身的、一个更加趋近海洋而非沙滩的向度出现。因为,在争抢署名的世界与匿名的世界之间,他已找到那微妙的平衡――即便他从未明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曾说过:“匿名”,这是一艘航船在吃水线以下的部分。
我应该再重复一遍。
诗人。有名字的诗人。也许他并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自己拥有多少语言未知的压舱重物,自己又将写下多少未知的航路。也许他永远无法解答自我和一个匿名者的关联,又或者,他会把这问题遗忘。但只要那坚忍的琴盒未被丢掉,只要他和他手中的声音始终不被扑面而来的泡沫淹灭,那“永远徘徊在语言周围”的身影就将告诉我们――
一个人,正站在船帆远离堤岸的锋利时刻;擎着黑羽毛般欲飞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