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12月16日 地点：北京市美术馆后街75号楼 人物：涂光群（《乔厂长上任记》编辑，原《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 文组副组长及小说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传记文
学》杂志主编）
张书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张书群：涂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一部作品自身的文学意义和精神实质，忽视其生产机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其实，新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文革”时期受到“四人帮”迫害、压制,在“文革”后重新开始写作的那些作家与编辑之间有着复杂的缠绕关系。当时，许多作品只有通过编辑对作者稿件的策划、组稿、初审、复审、终审等一系列严格的步骤，才能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文坛上都不能缺少编辑的发言，没有编辑声音的文坛是残缺的文坛。当年，正是《人民文学》慧眼识英才，主动向蒋子龙约稿、组稿，才使得一度沉默的他再度复出。据蒋子龙自己回忆，1976年他因为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没有同“四人帮”唱同调而受到迫害、压制。后来，遵照领导叫他“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参加了话剧《红松堡》创作组，并且写了唯一一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应时之作《铁锨传》。不久，天津市对他参加创作的话剧《红松堡》和小说《铁锨传》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批评，遵命文学的《铁锨传》又成了“大毒草”，并受到了公开批判，一直持续到1978年10月左右。从此，在文坛上便听不见成为“揭、批、查”对象的蒋子龙的名字和声音。我记得您曾说过，1979年春天,在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纷纷复出,一批新作家也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的情况下，唯独蒋子龙保持沉默。在其它报刊都没有向蒋子龙约稿的情况下，《人民文学》编辑部决定首先打破这一沉闷局面，向蒋子龙约稿。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作为《乔厂长上任记》的编辑，您有没有思想上的顾虑？您决定向他约稿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您能详细地谈一下最初向他约稿、组稿的情况吗？
涂光群：你刚才说得很对，当时确实是这样。1976年，蒋子龙因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而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小说抓住当时“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塑造了一位勇于同“四人帮”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做斗争，大刀阔斧带领工人们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这一人物形象，表达了广大人民渴望“文革”结束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繁荣发展的心声，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所以《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发表引起“四人帮”文艺界代理人的极为不满。它很快成了“有严重错误的小说”，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深入发展，这篇小说又被指责为“浸透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毒草”，被扣上了“宣扬唯生产力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等七顶帽子。而且，文化部的领导人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机电局长的一天》展开批判，并要求蒋子龙作公开检查。蒋子龙是个比较执着的人，性格坦率、直言不讳，由于当时他的检查在文化部一些领导看来做得总不深刻，所以，别人没急，蒋子龙本人反而烦了，声言不写检查，从此也不再写小说，还继续当工人。
在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的授意下，当时《人民文学》主编袁水拍先后委派施燕平、崔道怡、李希凡做蒋子龙的思想工作，动员蒋子龙写一篇同“走资派”斗争的“反资小说”。施燕平找蒋子龙做工作时，蒋子龙最初很紧张，以为又要批判他的作品。当施燕平委婉地表达了编辑部的意图：希望蒋子龙写一篇学习毛主席“讲话”后的体会文章，从路线斗争的高度，一面批邓，一面总结自己创作《机电局长的一天》的经验教训后，蒋子龙表示同意写。半个多月后，蒋子龙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寄来了一篇题为《总指挥上任》的小说，并说如果这篇小说能够发表，他就写体会文章。小说组的几位编辑同志看后，一致认为小说基础太差，一时难以改好。但是，体会文章不能一拖再拖，要能够及时发表出来。为此，编辑部再次决定派崔道怡亲临天津。崔道怡两次赴津，帮助蒋子龙完成了与走资派斗争的“反资小说”《铁锨传》，这也是那个时代他创作的唯一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副主编施燕平、李希凡几次赴天津对蒋子龙做思想工作，并找到天津市委领导王曼恬帮助做蒋子龙的思想工作。经多方面做工作，蒋子龙终于于1976年6月上旬如约把体会文章寄到编辑部。当时，先由副主编施燕平审阅然后转交给主编袁水拍，为慎重起见，袁水拍又把文章转交给于会泳。于会泳批示后，袁水拍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李希凡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并且再度赴津。蒋子龙在天津市文教组孙福田的劝说下，在修改稿上签了字。编辑部在1976年第四期刊物上刊载蒋的小说《铁锨传》的同时，也发表了他的题为《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的体会文章。
在围绕着《机电局长的一天》这一“风波”中，天津也顺着北京的意思强令蒋子龙写出公开检查。天津市文教组的孙福田曾向蒋子龙传达市文教书记的话：“你告诉蒋子龙，他不是说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大不了还回汽锤厂干活吗？他想得倒好，不写检查还能让他在工厂呆着吗？”“他想回班组当工人？没那么便宜，先从班组把他批倒批臭；然后全国公开批判。”为此，青年作家蒋子龙思想上承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不过，小说《铁锨传》发表不久，天津市又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批评。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蒋子龙又因创作《铁锨传》这一类的作品而成为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于是，他的重新复出文坛就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当时我很清醒地认为，这其实不算什么棘手的大问题。因为蒋子龙写作《铁锨传》那样的作品，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只是迫不得已。因此，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有关编辑部尤其编辑部上边的决策人首先应该负责。同时在他自己，这也是不难“说清楚”的。另外，“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们不能抓住一个人以前的“小辫子”不放，这样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当然更不容易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格局。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当时邓小平已经开始主持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兴利除弊工作，以使整个国民经济提高上去。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正需要一些反应“改革”伟业的作品适时出现。而且，在文学界也已经出现开放的格局，邓小平也曾经指出对于以前出现过“问题”的作家如“右派”作家等不要揪着不放，要给他们重新创作的机会，真实的东西可以多写。1979年春天，其他作家纷纷发表出较高质量的作品，而仍旧没有看到青年作家蒋子龙的作品。《人民文学》编辑部通过多方打听，得知蒋子龙的事情已经“说清楚了”，没事了。所以，尽管当时其它报刊还没人向蒋子龙约稿，但是我思想上没有任何顾虑。一方面，蒋子龙曾经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所以对于他的创作潜力，我非常了解；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工人出身的业余作家，他对工业战线的生活非常熟悉。而当时国家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正需要及时推出一批反映“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兴利除弊、拨乱反正，大力发展经济的作品。再者，扶持、培养业余作家也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一贯提倡的办刊方针。因此，基于各种考虑，我决定先行一步打破沉闷局面，率先向蒋子龙约稿、组稿。
顺便提及一下，1976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发表是由老编辑许以向蒋子龙约稿、组稿，由崔道怡负责复审的。1979年春天，由于崔道怡当时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所以编辑部就临时决定由我来负责。由于考虑到年轻编辑王扶对天津比较熟悉，1979年初夏，《人民文学》编辑部决定向蒋子龙约稿后，我就立即对王扶说：“你负责向蒋子龙约稿，希望他能拿出反映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高质量的作品。”王扶是一位很有经验也非常能干、能够吃苦耐劳的女编辑。接到通知后，她立即前往天津访问蒋子龙，并极其巧妙地向蒋子龙表达了编辑部的愿望：希望他拿出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不要写粉饰生活、歌舞升平的作品。最好能写出反映工业战线人们遇到改革阻力并克服阻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从而反映出当时人们呼唤工业界改革英雄的心声，以给广大读者带来信心和力量。据王扶说，她去向蒋子龙约稿那天，正赶上天津下大雨，而蒋子龙正因割痔疮住在医院。她冒雨赶到蒋子龙的病房时，浑身已被雨水浇得湿透。蒋子龙当时很激动：一方面因为他已经四年没有与文学打交道了，尽管他曾经向亲朋好友表白不再写小说。但是，作为曾经在文坛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依旧渴望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精彩素材能够获得向人倾诉的机会。而就在全国其它报刊都没有向他约稿的情况下，《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稿，可谓适逢其时，对于蒋子龙来说恰如久旱逢甘霖。而且，《人民文学》又是全国权威性文学刊物，蒋子龙一向对其心怀敬意。毫不夸张地说，在1980年代如果一个作家能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或几篇作品，就可以确立其在文坛的重要作家地位。另一方面，年轻编辑王扶的敬业精神也让蒋子龙备受感动。王扶又委婉地向他表达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盼望其能够再次拿出反映人民心声、深受读者欢迎的新作、佳作而在文坛再次复出的愿望。此外，作为国家权威刊物的《人民文学》在复刊后，积极地参与到了构建新时期的秩序和方向的努力当中。在其它报刊都没有向他约稿的情形下，《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动向他约稿，无疑也是在向他暗示，他的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一定意义上他又再次获得了政治和社会的认可。所以，对于蒋子龙和《人民文学》编辑部来说可谓是“一拍即合”。在这种情形下，蒋子龙立即答应了王扶的约稿，没等伤口长好就提前出了院，并且没过多久就向《人民文学》编辑部送来了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
张书群：在采访您之前，我在翻阅与《乔厂长上任记》相关的一些材料时，注意到一个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编辑经常帮助作家修改稿件。据蒋子龙回忆：他刚走上文坛时，正兴起住到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作者随写编辑随看,提意见方便,修改也方便。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几个月乃至一年半载,一部书就完成了。而小说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时原名《老厂长的新事》，经过您复审时改名为《乔厂长上任记》。所以，想请您谈谈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对小说的名字做出修改的？
涂光群：当时之所以将《老厂长的新事》改名为《乔厂长上任记》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出于文学层面的考虑，我觉得《乔厂长上任记》比《老厂长的新事》文学色彩更强一些，更能抓住读者的眼球，改名后显得更为开阔一些。另一方面主要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重新上任，开始正式主持中央工作，所以《乔厂长上任记》也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这一政治形势。“文革”结束后我国正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成为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当时仍然有一些很有组织才能的领导干部还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出任、主持新的工作，呼唤这些人物重新上任，参与到现代化建设的宏图大业中来便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小说修改后的题目无疑比《老厂长的新事》更能充分表达出广大人民当时的心声，也更加突出了“老厂长”复出后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努力奋斗精神，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
其实《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发表情况我在《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这本书中也曾经写过单篇文章。顺便提及一下，《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这本书是我根据自己的亲见、亲历写成的一本书。但是，由于该书记载了不利于某些人的文坛史实，所以在出版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北京一些出版社看了初稿虽然也很感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出版，担心触犯禁忌。不过，林默涵看过初稿后还是非常支持的，认为该书反映了建国后文坛一些历史性的材料，并向新闻出版署建议还是可以出版的。后来一位在社科院读书的研究生对我访谈过几次，他当时在一个出版社做编辑。在他的帮助下，《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这本书才得以于2005年5月由沈阳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在文坛反应非常强烈。
张书群：在2007年5月17日的《南方周末》上，老编辑徐庆全曾经发表过长文《〈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文中透露：“本来,《乔厂长上任记》问世后,尽管在读者中反响强烈,但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连《文艺报》也只是在‘新收获’栏目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绍性评论。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动作起来。”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事先是否预想过其发表后的影响？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是由于反应迟钝、没有及时发现小说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价值还是由于认为小说本身不足以进行评价？后来才动作起来是否就是像当年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写给胡耀邦等人的“告状信”中所说的那样是陈荒煤同志号召对《天津日报》出击？
涂光群：对于小说发表后，能否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影响，我还是有一种预感的。前边我也提到，当时人民热烈呼唤“乔厂长”式的英雄能够“上任”。《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厂长，无疑反映了人民的共同心愿，所以作品发表后肯定能够在读者中产生轰动效应。果然不出所料，小说发表后的确引起极大的轰动。至于你刚才说的“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也并不是由于反应迟钝或者说没有及时发现小说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价值。后来才行动起来也不是对《天津日报》出击。当时，我没有过多关注你所说的来自《天津日报》方面对小说的批判，也没有看到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写给胡耀邦等人的“告状信”。
张书群：老编辑刘锡诚在《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徐庆全在《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都曾经谈到《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后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议：一方面在北京，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力挺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盛赞业余作者蒋子龙，作者与小说在全国得到了“壮哉斯人，壮哉斯作”的荣耀；另一方面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写信给胡耀邦、周扬等人要求对《乔厂长上任记》进行批判，从而在天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得到了“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几乎令其陷入绝境。那么，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的截然不同的社会评价折射出当时怎样的社会风气和文艺政策？另外，我想问的是，当时在《人民文学》内部对于这篇小说是怎样的态度，是一致赞誉还是有批评的声音存在?您当时对于这篇小说引起的争论是怎样的态度？想请您来详细地谈谈这部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的诸多细节，从而丰富我们对作者及作品的重新认识。
涂光群：你所说的当时在天津方面引起的“激烈争论”我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当时认为《乔厂长上任记》是一篇及时反映改革的好作品，虽然稍有图解政治之嫌，但这也正是其价值所在。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光明的中国》为题的社论，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社论说:“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指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所以，《乔厂长上任记》的适时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脉动，一方面也体现了国人的诉求，迎合了国家工业战线的政策需求，从而获得了文艺政策方面存在的合法性。
在北京方面的确出现了你所说的力挺《乔厂长上任记》的局面，具体细节我记不太清了，只能凭借回忆向你提供一些片段性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曾经围绕小说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周扬、冯牧、陈荒煤等纷纷对蒋子龙表示支持。陈荒煤还曾经鼓励蒋子龙说：“我们支持你。第一，在批评面前，要冷静。第二，你说以后不再写东西了，我不同意，我说，大多数是支持你的。”冯牧也指出：“蒋子龙当时的思想状况人们是了解的。这样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他最后应负多少责任，对他的问题应做什么结论，并不困难。听说已做了结论，而且还做了检查。这就要求我们从他的全部工作历史，全部创作活动，他的作品所反映出的全部政治思想及其对生活的态度，对他做出全面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幸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后的今天，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不许犯错误，也不许改正错误，改正错误写出了好作品也不许成立，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再者，“文革”结束后，文学界一度出现像《班主任》、《伤痕》等一系列披露“文革”弊端的作品，这类作品的频频出现一度使人产生阅读的疲倦感，所以就有人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在文坛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文坛似乎只有“哭啼啼的文学”的文学题材狭窄、单一的局面。因此，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基本上没有出现反对和批评的声音。
张书群：天津方面批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焦点在于认为“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其主要表现是反对“揭批查”和思想解放运动，作品中引起争议最大的人物是郗望北。当时，您认为《乔厂长上任记》是不是就是像天津批评界所说的那样阻碍了“揭批查”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在对小说的复审中，您是否意识到郗望北这一角色会成为争议的焦点人物？
涂光群：所谓“揭批查”运动是指为了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地批判他们的反革命路线和反动世界观，1977至1978年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清查运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揭批查”运动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中央领导下，揭批“四人帮”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着重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事实揭露他们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标志着第二个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着重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目的和罪恶历史，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十届三中全会处理“四人帮”做准备；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运动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根据当时中央的部署，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作了清查。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时候，还连带清查了“文革”中的打砸抢问题。为了及时避免一些单位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时出现的偏差，197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慎重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明确清查和处理打砸抢的对象。到1978年，全国性的清查工作已基本结束。由于天津属于受“四人帮”干扰比较厉害的地区，盖子比较难揭，所以直到1978年6月才揭开了解学恭的盖子，开始“揭批查”。也可能正是这一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背景，天津批评界认为《乔厂长上任记》阻碍了“揭批查”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坦白地说，当时我不认为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阻碍了“揭批查”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因此，天津批评界对小说的批判我并没太在意。同时，在对小说的复审中，我也没有意识到郗望北这一人物形象可能会成为批判的焦点人物。因为小说发表于1979年7月，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及时果断地宣布结束了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也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因此，我当时认为，小说中的郗望北虽然在“文革”中参与了帮派体系，参与了对乔光朴等人的批斗。但是，不能因为他在“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罪于他。再说，“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中国正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全国工作重点也已经转向政治上“拨乱反正”和经济上“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上来，为了彻底改变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局面，就应该勇于任用一些有魄力、有能力的工人。而小说中的郗望北这一人物虽然比较复杂，但是不能因为他在“文革”中的错误就抓着他的“小辫子”不放，甚至对他“打棍子”，这是不利于工厂事业的发展的。另外，就文学层面而言，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一号人物乔光朴的陪衬。通过对郗望北的大胆启用，一方面反映出乔光朴的胆识、魄力，敢于给曾经有过前科的人提供机会，做到任人唯贤，量才录用；一方面也折射出乔光朴不计前嫌地重用“文革”时造反派头头郗望北，以大局为重的豁达胸襟。所以，在复审中，我没有意识到郗望北可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人物。
张书群：前面提到，《乔厂长上任记》刚开始发表时，并未引起批评界太多的关注，但是，在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中，它却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史地位。您认为：小说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是跟后来引起的争议有关？还是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涂光群：小说后来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出乎我当时的意料。这不能排除跟后来的争议有关，我认为主要还是跟作品本身表现的内容有关。那时不像90年代以来，媒体炒作很厉害。那时评定一篇小说的地位和价值主要还是看其是否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前边我也谈到，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要求文学适应时代的需要，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表现现代化建设这一崭新的时代课题，为人民塑造一批引领时代潮流，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努力奋斗的英雄人物，而《乔厂长上任记》恰恰折射出广大人民迫切把我国生产搞上去的心情，符合了时代的需求，所以才能有此殊荣。
张书群：陈荒煤在写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谈到《乔厂长上任记》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所遭遇的麻烦,不过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您能再详细谈谈小说评奖的曲折历程吗？另外，这一评奖历程折射出当时怎样的文艺政策？它对于小说经典地位的形成是不是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涂光群：小说发表后，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以反映工业战线整顿改革为题材的一部作品，它在当时的出现赢得了读者的一片喝彩声。《人民文学》短篇小说评奖即将揭晓时，《乔厂长上任记》获得票数最高，高达一万三千多票。但是，天津方面猛批《乔厂长上任记》。不过，《乔厂长上任记》得到了文艺界高层的一致支持：当时文艺界一些知名的领导人如茅盾、周扬、冯牧、张光年、陈荒煤等纷纷为《乔厂长上任记》辩护。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朱穆之也直接出面干预，中止了天津批评界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评。当年文艺界的评奖机制，更多情况下还是文艺界上层一些知名领导的态度具有权威性。由于北京文艺界上层领导的一致支持，因此，小说得以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先后被誉为“优秀篇章”、“可喜可贺的收获”，乃至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第二块里程碑”。
1980年12月23日，陈荒煤的确曾经致信周扬，指出《乔厂长上任记》一事不仅仅是由于对小说有分歧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到刘刚与白桦之间的分歧问题。（提到白桦，顺便说一下新时期对白桦的约束问题。新时期虽然政治环境明显宽松，但还是有很多政治禁忌无法打破。白桦当年就因创作《苦恋》而被软禁，曾记得我去探望他时，外边有士兵把守。其实，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苦恋》，并没有什么犯忌的东西，剧本反映了一位知识分子对祖国深情挚爱的拳拳之心，还是蛮主流的嘛。可是当时硬是受到了批判，现在想想，感觉实在不可思议。）同时，陈荒煤也表达了对此事的隐忧：如果《乔厂长上任记》不能被评上优秀小说，对群众可能无法交代，也不利于“双百方针”、文代会精神的贯彻执行。
《乔厂长上任记》之所以在评奖过程中遇到麻烦，跟当时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有关；之所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与读者的一片喝彩声，跟人们的政治情绪有直接关系。那个年代，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文学在人们心目中俨然扮演着指路明灯的角色，不像今天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当时，人们从一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国家政策的新动向。所以，我认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评为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文艺政策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当时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需要像《乔厂长上任记》这样的作品为之鼓与呼；一方面也折射出读者的阅读心态。
张书群：其实，通过对《乔厂长上任记》的重读，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小说一方面迎合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方针政策的历史需求，积极参与到了七八十年代“文学转型”期的“主流叙述”中，从而获得了其存在的历史合法性；一方面“乔厂长”这一英雄人物的塑造也满足了广大读者呼唤改革英雄的社会心理。所以，小说发表之后，一系列以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如《沉重的翅膀》、《改革者》、《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新星》等作品纷纷涌现，“乔厂长”型的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英雄形象也相应构成当代文学画廊的一道风景，出现了所谓的“开拓者家族”这一称谓，形成了“改革文学”的文学思潮。作为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更直接地体现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也最集中地体现着当时主流文学的基本面貌。那么，时过境迁，您如何理解和评价“改革文学”？这一文学格局的形成和哪些因素相关？
涂光群：我是在1976年2月回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的。后来由于我的同事、组长被安排临时离开工作岗位，自1977年末直到1978年上半年，小说散文组的工作由我一人负责。平心而论，《人民文学》作为“潮头”刊物刊发的小说、报告文学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确对国家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今天如果回过头来重新看“改革文学”，你刚才说的很对。这一文学思潮的出现对于及时反映现实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同时也形成了一些模式化的东西如“开拓者家族”人物谱系的出现、清官形象的营构等等。但是，我认为“改革文学”无论是社会意义还是文学史意义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就社会意义而言，一系列改革题材小说的大量涌现，对于及时反映改革的社会现实、方针政策，对于揭示旧的经济体制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对于表现人们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的变化与当代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事件、政策的关联,对于探索当代人们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以及悲剧性命运根源等都进行了文学意义上的阐释，极具社会学意义和历史价值。如以工业改革为题材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祸起萧墙》等，以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像《平凡的世界》、《古船》、《浮躁》、《鲁班的子孙》等的出现都很有意义。就文学价值而言，“改革文学”比较能够贴近现实，及时反映现实，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恢复与丰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想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文学格局可能还是与那个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历史语境、读者的阅读期待、文艺政策的引导以及当时的评奖制度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缠绕关系。
张书群：今天重读《乔厂长上任记》可以发现它实际上为写作改革开放的小说提供了可以操作的叙述框架和叙事策略，这一叙事策略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塑造出一系列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勇于进取的“改革英雄”的形象，这一叙事策略既是“改革文学”最基本的内核，也构成“改革文学”的瓶颈。在这种叙事策略中,对政治的“图解”,则表现为将“文革”与国家的现代化直接地对立起来,构成了“改革文学”的两极。而且，“改革文学”在80年代应该算是一股最贴近时代、最富有现实感的文学潮流，在各种以严肃性为宗旨的文学门户当中，它曾是拥有最大读者群的一条支脉。然而，“改革文学”越是深化和发展，却越是丧失着大量的读者。“改革文学”是否像上述所言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性？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涂光群：针对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我想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首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并不能因为改革文学丧失读者就认为改革文学有很多弊端。返观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线索，总体脉络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发展历程。但是我认为这样还是有把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格局简单化的危险。说实话，我不同意按照题材、意识形态的标准进行线性的、进化论式的划分。《乔厂长上任记》在1979年的发表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文学史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它反映了改革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较为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不仅阐释了改革这一历史进程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而且深刻揭示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阻力，写出改革英雄在上级领导的协助下冲破种种阻力取得成功的艰难历程。因此，称其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其次，我认为，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他应该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能够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及时推出反映时代脉动的佳作、新作，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子龙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最后，我认为，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东西。为什么1985年后，随着寻根文学的出现，改革文学会逐渐失去读者呢？主要还是跟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关，“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的局面使人们渴望国家早日繁荣富强起来，所以人们更愿意读到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随着经济的复苏，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升，读者可能更关注人性的东西，每个作家都要自由独立。因此，寻根、先锋等作品也就更能吸引读者。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