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诗人萧三编辑的《革命烈士诗抄》开始，这一类用生命和鲜血实践并忠诚于自己革命信仰的英雄诗篇，就在我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很多诗篇不仅成为我熟能背诵的经典，更成为我做人和后来作诗的依傍。
今年第7期《诗刊》重新辑录了烈士诗篇，作为建党九十周年纪念。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筹划。让我们蘑温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重新受到一次英雄人格和品格的感染。
令人欣喜的是这期烈士诗抄所选的范围更为宽广，上自王尽美、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先驱，下到新中国广为人知的雷锋和新时期的英雄楷模孔繁森的诗篇。革命事业在延伸，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发展，不断出现新的英雄，会有更多新的诗篇在延续着这一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大书。
这些烈士虽然有的生前就是训练有素的诗人如闻一多、柔石、殷夫、陈辉等，大多数烈士却并不曾以写诗为业，有的烈士一生里也许只留下这唯一的一首诗篇。但他们的这些诗依然字字有金石声，篇篇射日月光。是什么力量让这些诗篇能穿透近百年时空而放射出灿烂光芒?让我们捧着，感受到它的灼热：读着，感觉到它的力量。
这是一种忠诚信仰的力量，是一种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利益勇于献身的力量。当我们读着夏明翰的《就义诗》，罗亦农的《绝命诗》，恽代英的《绝笔诗》，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等，即刻就会热血沸腾，生命一何轻，精神一何重：我们会站起来，高声朗诵，骨骼里如同获得了新的钙质。
这一期烈士诗抄特辑，不仅给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信仰的教育，也给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启示。
看到过读者和作家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些批评和反思。文学到底缺了什么?普遍认为是缺钙质。“钙质”是一种形象说法，实际是在讲缺乏一种内在的鼓舞人的精神力量。缺乏为理想和信仰奋斗的英雄主义气概。有一段时间，诗歌界有的人把“诗言志”与“诗言情”对立起来，以为“言志”必然会产生概念之作，其实，“言志”并不排斥“言情”，我们读这些烈士诗抄，既感到烈士们志向的高远，更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对事业的强烈情感。
烈士诗抄既是一份革命精神教育的优秀教材。也应该是文学创作里一份特殊的重要收获。重视、研究和推介这些作品，并在文学史上给它们应有的位置，我想，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