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山阴路 其实，“文革”期间横行一时的“成分论”或为“血统论”，并非始于“文革”，而是在大饥荒刚过去的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文革”期间只是愈演愈烈的大爆发而已。
“文革”前，住在我隔壁一个冯姓同学的姐姐从小学弹钢琴，而且刻苦程度在那年月很是罕见。我小时候因为多病，小学时期基本没怎么去学校上课。每天清早我在她行云流水般的琴声中醒来，晚上又在她抑扬顿挫的琴声中入睡。有时半夜醒来，还能听见那不绝于耳的乐曲。但是因为她的父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所以专业成绩再好也进不了音乐学院。此人“文革”后去了美国，博士毕业后成了一家著名乐团的独奏演员。
1965年我小学毕业，一个住在我家对面弄堂积善里的男同学，虽然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但因其成分的先天不足，在小学毕业填报中学志愿时，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硬是劝阻他不要填报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我不知他是否听懂了老师的话中话，反正他后来是进了一所普通中学。这同学现在是知名的复旦大学教授，当然此是后话。
山阴路上的住户，前面已经说过，大多是高级职员或文化界人士，如果要在当时的山阴路上寻找红五类家庭，恐怕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部队高干家庭。小时候，学校号召学生要艰苦朴素，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些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同学，常常因为没有旧衣服备感自卑。为免受老师责备和同学白眼，有些同学特意在新裤子的膝盖或新上衣的胳膊肘处缝上一块补丁。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同学大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每次考试我们班级的成绩总是荣列年级之首，学校组织数学、作文、书法、朗诵比赛，我们班级也屡屡名列前茅，甚至将前三名尽收囊中。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我们班级的学生却经常需要接受老师特殊的教育：“别以为你们成绩好，你们平时功课不懂家里有人教，别的班级同学回家是没人教的。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出身的重大缺陷，一丝因成分而自卑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幼小的心灵。
到了“文革”时期，山阴路首当其冲万劫不复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先是“文革”初期风起云涌的“破四旧立四新”。那时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但幼稚的学生们早已经按捺不住一触即发的革命激情了，不过那时候还只是对物不对人，我记得曾跟随中学里的高中生去看过破“四旧”，那都是到棚户区去砸一些瓷器或泥塑的菩萨，粘在门框上方的镜子以及屋顶上的啤酒瓶之类。棚户区有些人比较迷信，那是为了把邪气怨毒发射到仇家。还有就是站在马路上查“奇装异服”。所谓“奇装异服”，就是尖头皮鞋和窄管裤，还有所谓的男人的“飞机头”、“大包头”。学生们手拿剪刀站在马路上，看到过往行人中的“奇装异服”，不由分说，上去逮着就是一剪刀。裤子一直剪到膝盖处，尖头皮鞋让你脱下后光着脚走回家。据说那几天的黄浦江上漂浮着许多皮鞋，都是被革命学生查到后扔到江里去的。
尽管只是“破四旧”，但山阴路上的许多住户已开始人心惶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且特别敏感的知识分子，早已嗅出了危险的气味。于是许多人不等革命小将打上门来，就开始自我革命了。有些人把家里珍藏多年的胶木唱片砸了’把圣经佛经可兰经撕了；有些人通宵达旦清理自家的书柜，将一些疑是“四旧”甚至“反动”的书籍撕碎了扔进弄堂口的垃圾桶。当年的垃圾桶都很小，而且是几条弄堂合用，扔的人多了垃圾桶一会就填满了，将周围地上也堆得满满当当。这立即引起了革命小将和居委会干部的警惕，于是居委会派专人把守垃圾桶，意在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于是全国范围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牛鬼蛇神”云集的山阴路，当然不会也无法置之度外。
山阴路沿街的墙壁上都被大字报盖满了，尤其是大陆新村、积善里以及303弄弄口的墙面。大字报白底黑字，人名都被红墨水打上“×”。不久，大字报还不断向“纵深”发展，一直贴到弄堂里面的墙上，以及“牛鬼蛇神”的家门口，有些还配有极尽丑化的漫画。接着便是大规模的抄家，没有准确目标的红卫兵，开进那些看上去比较高档的花园洋房和花园里弄，几乎是挨门挨户地上门抄家。规格最高的抄家是造反派开着卡车来，车上放着锣鼓家什，狂热的红卫兵穿着当年最时髦的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间则是一条赭色的宽皮带，最醒目的当然还是手臂上那条印着三个黄色毛体“红卫兵”的袖章了。一路上锣鼓震天，高音喇叭里由领头的红卫兵喊着口号：“打倒×××!”、“把×××揪出来!”、“×××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最常见的抄家就是一队臂戴红袖章的人，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进入谁家屋里说抄就抄。而遭遇抄家的家庭，早已如惊弓之鸟，谁也不敢多问一句。
那段时间，山阴路上着实热闹非凡。有的人家甚至一天之内被抄几次，老子单位的造反派刚走，妻子单位的红卫兵接踵而至，甚至还有儿子女儿学校的红卫兵、红外围(专为出身非红五类子女设立的造反派组织)、红小兵(小学生的造反派组织)。为了抢功，撞车的两路人马还会发生激烈争吵。我父亲一位住在山阴路口的曾翻译过黑格尔著作的彭姓朋友，不仅被抄了家，还勒令他喝下一瓶墨汁，说他是黑帮，心和肺都是黑的，所以就应该喝墨汁。
那时的山阴路，仿佛被兜底翻了一遍，昔日的幽静祥和被从早到晚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所取代。山阴路上的大部分住户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我三姐更是一听锣鼓声就心动过速，骤然升到每分钟―百多次。
山阴路上的批斗会也时有发生。我就亲眼见过一个同学母亲被红卫兵从家里揪出来在青庄前挥手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和颤抖尖锐的嗓音至今还会浮现在我跟前。
山阴路原先住户的住房面积也大大缩水，原来住一层或两层甚至整幢房子的，大都被扫地出门，全家老小蛰居在小小一间房里。
大陆新村范祥雍先生的家也被抄了，之后被赶进后面的210弄，一家数口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原来占据范老两层房子大半的古籍，一本也没剩下。
劫后的山阴路面目全非。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大多被毁坏，有的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走；我家小花园里的两棵柏树就是如此，也不清楚弄到哪里去了。青庄的那片草地变成了一片黄土地，滑梯也不见了踪影。过去每家每户盛开在阳台窗台上的花卉，只剩下尚未来得及丢弃的破败的花盆。不知从哪天开始，母亲在花盆里种起了小葱，既增加一些绿意，也可以节省一些买葱的钱。
1972年2月，山阴路忽然忙碌起来，马路两边原先的白杨树统统被连根挖出，换上了法国梧桐树。当年植树不像现在能将参天大树整体移植，新栽上的只能算树苗，大约X多高，光秃秃孤 零零的，没有一根分岔的枝干和一片树Ⅱ十。不久才知道，原来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准备的。居委会通知各家：尼克松访华期间无事不得随意上街，尤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在家待着。即便待在家，也得老老实实，别隔着玻璃窗东张西望。尼克松到达上海的那天，我碰巧出门去与内蒙古插队回来的同学约会。走在山阴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就像走进寂静的墓地，不由感到一阵那年月特有的恐慌。这才想起我违反了规定，幸好没碰上麻烦事。
最近几年，随着人们怀旧情绪的日渐蔓延，关于山阴路的忆旧文章也越来越多，但是有一些显然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比如许多文章一说到山阴路浓荫蔽日的梧桐树，就想当然以为与上海西区早年法租界留下的梧桐树是一样的来历，甚至还有人诗兴大发，说鲁迅当年在梧桐树下如何如何，未免贻笑大方。
改革开放中的山阴路
“文革”结束，山阴路复归平静。然而就好比一件精美的瓷器被打破后，无论怎样修补也终难达到完美无瑕的境界。
那些当年被扫地出门的住户，大多无法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处。原先独门独户的小楼，大多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局促一楼的状况。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老朋友范祥雍先生，在申请落实住房屡屡遭挫后，无奈之下，斗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没多久区里就为他落实了政策，从曙光村里迁出后搬进四川北路上的川北公寓。虽然没能回到原来的大陆新村，但毕竟比一家老小局促一室的时候改善了许多。知足长乐的范老，每每提起邓小平，感恩之情就会溢于言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像我这样在解放初期鼓励生育的政策指引下出生的一代人，正逢结婚育子的高潮期，所以，原本就欠着许多历史旧账的上海住房，就愈加紧张起来。当时的山阴路尽管没多少空地，却也见缝插针地造起了一些火柴盒般的住宅楼。上世纪70年代末，原先青庄的那片草坪上，盖起了两栋五层楼的住宅楼；积善里前面的山阴路310弄，原来是一大片空地，只有寥寥几间平房。1980年代中期，这里建造了一幢六层住宅楼。在刘浩天的院子里，也建造了一栋规模比原来房子大一倍的三层楼房，门牌号码由原来的一个分成了两个。
1972年种下的梧桐树苗已长成大树，树干越长越粗，树冠越来越大，两边的树冠合拢成一道道绿色的拱门，盛夏时节，走在山阴路上根本感受不到烈日的威力。梧桐树最大的优点是不长刺毛虫，对如今生活在山阴路上的小孩而言，几乎不知道刺毛虫为何物。
大约1980年代中期，昔日路人寥寥车马稀的山阴路开始通公交车。我家对面的青庄弄堂口设置一个70路公交车的站点，每当公交车进站，刹车时轮胎的摩擦声，起步时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山阴路保持了几十年的静谧。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山阴路上破墙开店也多了起来。短短数百米的道路上，小型超市、银行、饮食店、食品店、水果店、花鸟店、宠物店……五花八门鳞次栉比。居住在山阴路上的居民，日常生活确实便利了许多，然而牺牲的却是山阴路原先的整洁与宁静。商店不仅开在马路两边。甚至还开进了狭窄的弄堂里，就连鲁迅故居所在的大陆新村，也开出了两家照相和设计的小店。黑色的花园铸铁门上涂满了花里胡哨的颜色，与鲁迅故居肃穆的氛围格格不入。
山阴路山阴大楼的沿街底层，有一家升丰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家书店虽然面积不大，书的种类却很多，但是盗版书也不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盗版书，质量远不如现今真假难辨的“高科技”盗版书。那时大概还是人工排版的，所以错字漏字甚至大段大段的遗漏屡见不鲜，而且纸张既薄又黄，正反面的字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看得人眼花缭乱。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同一个人物的名字竟然有三种不同版本，看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然也不全是盗版书，小店也有小店的特色。一些因为受众面太窄而难以进入大型书店的书，经常可以在它那里觅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同学林达写了《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在一部分特定读者中很有影响，当时我所在的电视台《阅读长廊》栏目打算为这本书做一档专题，便嘱实习生去买书，岂料跑遍南京路福州路等多家大书店却一无所获。最后还是被我无心插柳地在这家小书店里找到了。
后来这家书店搬到了山阴路吉祥路口，面积依然很小。据说搬迁后就换了老板，老板加雇员总共才两个人。老板是个黑黑瘦瘦的中年男人，于书籍的出版营销一道极其专业，看样子应该是资深的业内人士；雇员是个肤色白皙相貌甜美的女人，像极了央视的新闻女主播海霞。我每每晚饭后散步路过山阴路，总要到书店里转转，与女雇员聊上几句。看到中意的就买上几本。
因为换了老板，店里再也难觅盗版书的踪影，而且所售书籍的品味也与以前大不一样，没有铺天盖地的教辅书，更没有星光炫目的八卦书，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型书店怕影响效益而不愿意上架的冷门书籍。比如《万象》杂志，我寻找了好久而不得，这家小店居然每出一期都能准时上架，而且还能为顾客补齐以往遗漏的。有些已经卖完的书，他们能帮你再进；没进过的书，你把书名和出版社写给她，也总能如愿以偿。我曾托他们进过好几本市面上比较少的书，比如美国贺萧著的《危险的愉悦》，陈左高的《历代日记丛谈》，我都是从网上看到出版消息后，把书名抄给他们才买到的。几年下来，这家颇具特色的小书店名声日隆，很多人会从老远专程赶到这里来买书。对读者来说，这家书店最实惠还不止是能买到上品好书，凡这里出售的新书一律打九折。
山阴路上的第三中心小学旁边，有一家仅一开间门面的小吃店，专营南翔小笼包和三鲜馄饨，生意特别兴隆。近些年先后两次上了上海电视台生活时尚频道的美食节目，更是名声大振，几乎任何时候都座无虚席，有些人甚至端着小笼包站在马路上享用，还有人则开了小车过来，买到后就钻进车里捧着饭盒狼吞虎咽。我素不喜食肉汁肥腻的小笼包，然而身陷诸多媒体地毯式轰炸的广告攻势中，食指也不免小动起来，有几次想趁下午人少的时候去尝尝鲜，未料照样人满为患。
山阴路的274弄与其他弄堂不同，它一头连着山阴路，另一头则通向鲁迅公园围墙边的甜爱路，因此成了一条行人如织的交通要道。最近几年，弄堂里的住户纷纷破墙开店，从饮食店、水果店、服装店，到理发店、南货店……再加上打游击的各式地摊，把一条没有路名的交通要道塞得满满当当举步维艰。
夜晚的山阴路更加热闹，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喇叭声叫卖声吵嚷声此起彼伏。夏天的时候，从四川北路一拐进山阴路，立刻就会觉得气温升高几度，脑袋有些发胀。
山阴路的住户，老一辈的多已作古，年轻一代则大多搬离了旧巢。留守在山阴路的，大多是年事已高心若止水的老人，还有就是一些处境尴尬的60岁上下的准老人。曾在网上读到一位超市经理的“山阴路感言”，称山阴路为“破落户聚集区”，因为那里的人“购买力平平，眼界却特别高，好一点的东西卖不动”。看后五味杂陈，有点想笑却笑不出来，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超市经理出于营业额上不去的懊恼，说出此等怪话固然有点损人，但事实上却也大体如此。昔日藏龙卧虎的山阴路，如今仿佛成了一位固守着一份荣耀却又无力回天的垂暮老人。这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最直观的结果总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
2005年，虹口区政府斥巨资将山阴路打造成上海十二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或许我的眼光太挑剔，也或许我习惯了过去的一切，尽管山阴路的修缮改造秉承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但我总觉得山阴路的旧时风韵最多恢复了十之一二。不知道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是旧时的工匠技艺早已失传，原先一些极具风情的水泥拉毛墙，被灰色的水泥涂抹得平平整整。而最具特色的清水砖墙，则被刷成了深粉红或浅灰色，优雅素净的视觉享受荡然无存。
山阴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雅，那种安详，那种书卷气，恐怕是再也无法修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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