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清朝的第三代帝王。在他统治时期，可以说是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这除了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之外，主要还应归功于他高超的用人艺术。 一、坚决淘汰木偶式的庸官
雍正认为，官员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因此，针对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于看摊守业的庸官懒官，他总是毫不留情地将其淘汰出局。
正因如此，在雍正时期，有德无才之督抚很难得到皇帝的重用与欣赏。雍正在论巡抚的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他对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评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因此革其巡抚职，召回京师用为侍郎。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很难有什么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拟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离，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人本老实，素无大过，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懒，办理公事勉强支持，营伍虽不致荒废，却也难有起色。雍正得报，立即将仇元正勒令退休，另换精明强干之员。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二十多起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
可见，雍正对官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十分看重，因此，在他手下为官，那些平庸无为之人也就难以混迹官场。雍正八年，罢免了才力不济官34名，软官13名；雍正九年，罢免了才力不济官6名，软官3名；雍正十一年，仅在浙江等几省就罢免了才力不济官25名，软官39名。
二、善于把人才用对地方
雍正认为，要“因才、因地、因事、因时来用人”。广东学政惠士奇才学出众，12岁就作得一手好诗，后来考中进士，朝廷派他到广东担任学政。惠士奇在地方主持科举考试“一文不取”，这在当时的考官中实属难得，因此他以清廉名扬岭南。对这样官声颇好的有“德”之员，如何提拔晋升，雍正命两广总督杨琳详加考察，因才适用。杨琳奏报说，惠士奇的特长在于舞文弄墨，至于行政管理则显得能力不足。据此，雍正就将惠士奇召回京师，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专掌论撰文史之事，以发挥其专长。
用人不拘小节。用人须看大节和主流，不要斤斤计较小节和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人才和正确使用人才，雍正深谙此理。
他登基后，下令凡写给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以便自己直接处理政务。敢于直言的孙嘉淦针对雍正迫害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写了一个上疏，尖锐地提出请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看后非常生气，打算把孙革职查办。亏得孙的好友、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朱轼为他求情，朱说：“孙嘉淦的确狂妄，但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佩服其胆略！”雍正听后，马上来个脑筋急转弯，顺势说：“朕也佩服他的胆略！”结果，幸运的孙嘉淦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晋升为国子监司业。
李卫非科举出身， 于康熙五十六年以捐资入仕， 因其才干突出和勇于任事的风格为雍正所赏识， 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就由一介芝麻小官升至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但因其粗率狂纵、负气好胜，与同僚关系不甚融洽， 乃至引起诸多非议。贵州巡抚石礼哈就曾向雍正打小报告，专门揭露李卫的缺点，而雍正对此却未做任何批示。当云贵总督高其悼在批评李卫这个属下“轻视同官”， “往往盛气凌人”时， 雍正则批示说：“此人心肠、本领是好的， 希望他能改正缺点，不要辜负了朕的爱才之心。”面对众多同僚对李卫弱点的批评和指责， 雍正总是替李卫辩解，并没有因为他的弱点而对他不予重用。
当雍正发现自己相中的有为人才刘慕林因到妓院与名妓苏舜卿斗艺而被主考人员除名时，他又顶住压力，不惜屈尊亲自赶到翰林院，说服主考官将刘慕林钦点为探花并加以提拔录用。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雍正并没有抓住刘慕林的生活小节不放，而是彻底破除了庸俗的传统偏见和保守的思想束缚，大胆坚持了唯才是举的原则，这着实难能可贵。
三、打破条条框框选人用人
雍正十分憎恨那些思想守旧，贪生怕死，只吃粮不打仗，遇难事激流勇退，遇好事追名逐利的小人。对那些年富力强，有魄力、有精力、有能力的官员备加爱惜，常常为他们撑腰壮胆，处处破格提拔。他的这一做法一开始就遭到了反对派的抵制。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是新人经验不足，阅历不够，难堪重任。针对这一观点，雍正的反驳幽默而辛辣。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先学会生孩子再嫁人的事，等全面看透了再荐人，那天下还有可供推荐的人吗？这番话论述精辟，说明了雍正在用人问题上的魄力和态度。
雍正任用官员注重从实际出发，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清朝用人，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却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雍正四年，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西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例提请。雍正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田文镜本是草根平民，没有背景，没有文凭，只和雍正有一面之缘。但此人颇有个性，忠心报国、实心做事、厉行新政、两袖清风，且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恪守本份，从无野心。田文镜的这些特点正好符合了雍正提出的“公、忠、能”的用人条件，因此深受雍正厚爱。田文镜因事过晋，发现地方官对该地灾荒隐瞒不报，遂奏知了皇帝，雍正便怒罢晋抚，即命田文镜前去赈灾。田文镜到任后又果断地查处了被雍正封为“天下第一抚臣”的山西巡抚诺敏的库银亏空弄虚作假案，深得圣心，立马被提拔至开封府尹，不到三个月又被“破格提拔”，成为位极人臣的封疆大吏――河南巡抚。
四、注重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
雍正是一个务实的皇帝，经常反复告诫百官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切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也就是鼓励下属官员要在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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