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提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许多不读诗的人不读诗的理由就是诗与现实脱节，但他们不读诗又怎么知道诗与现实脱节呢?事实就是，他们虽然不读诗，但是他们处在这样一种认为诗与现实脱节的心理氛围中。它就像一个流言，传播开来，却比事实真相更让人“相信”。一旦阅读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会形成自己的阅读判断，而且，就算有很好的反映现实的诗摆在他面前，也不会纠正他的判断。他仍然坚信：当代诗歌是与现实脱节的。
面对当代读者对诗歌的指责，诗人将如何应对?对于多数诗人而言，不理会现实，只是埋头写诗恰好是不现实的，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诗歌里触及现实，但诗人们真正具有诗学意义的转变不是在自己写作中开始处理现实题材，而是体现在他们题材的方式的变化，他们变得更注重细节，并在细节的描述中获得诗对现实的理解与敞开。对细节的注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为诗歌带来的一种新的气象与生机，它似乎重新开启了一条诗歌关注现实的道路。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也反映在雷平阳的诗中，比如叶延滨对他的诗歌的评价： “雷平阳是一位逼近生活细节的诗人，比贴近更逼近自己生存的空间。因此，细节放大了诗人对生存状况的感悟，同时也让我们在阅读中逼近了雷平阳的诗意世界，唤起我们对世界的诗意关注。虽然，这个世界从没有失去过诗意。”在诗歌的细节中呈现出来的世界带着大量的现实世界的信息，它试图把阅读者重新感召到诗歌的旗帜之下。比如他的《战栗》，在细节的方式呈现了一个“乡下的穷亲戚”在工地的艰辛生活，当她在历经辛苦后拿到工钱时，诗歌把她战栗的手和战栗的心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并让读者和诗歌中的“她”一起战栗。还比如他的《杀狗的过程》，对一只狗被杀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而冷峻的描写，一次未杀死，狗跑开，又跑回来，如是5次，在诗的末尾，诗歌提到了围观的人： “许多围观的人／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在这样的描述里，谁还可以说诗歌没有生活，没有现实?
……谁都不能声称自己已经握有“现实”的真理。人声称握有的对于现实的认识，不过是在他心中生成的“现实感”。阅读者有现实感，诗人也同样有现实感。所不同的是，一般的阅读者以他们未经反省的现成的“现实感”为标准来要求诗歌。以前，当阅读者的自我认同不再与诗歌相关，他们就只不过是从诗歌外部强加给诗歌以他们的要求与指责。而作为诗人来说，他们的现实感不是现成的，他们必须通过诗歌的写作，在诗歌内部生成现实和诗歌的动态关系。他们首先能做的，就是纯化自己从习俗生活中获得的粗糙的“现实感”。在诗歌中他们表现为一种“退却的方式”。也就是从日常的“现实”中退身而出，在习惯的“现实感”层层剥落，从而回到一种在诗人看来更为真实的现实中。比如雷平阳的《亲人》，就表现了这样一种退却的诗歌技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这样的现实，不再是谁从外部强加给诗的“现实”，而是从诗歌内部重新调适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重新获得诗对现实生活的发言权。这样一种退却的技艺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我们自身的现实经验的纯化与深化，伴随这种现实的纯化与深化的是诗歌技艺自身的纯化与深化，同时也是诗人在这一过程中对自身灵魂的自我看护与教养。通过这种退却的技艺，雷平阳在“诗歌与现实”这一古老问题的新的处境中给出了一种更为有力的回应。
二、诗歌中的地域经验
在雷平阳的诗歌创作中，地域经验占有一个显眼的位置。在华语传媒文学诗歌奖授奖同中也提到了他“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在雷平阳获华文青年诗人奖时所作的一个片段感言里，他自己也突出地描述了“乡愁”在他诗歌中的核心位置： “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空中搬来石头，梦中背着泥土，我建造了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它们代表着父亲结疤的骨头，母亲开花的泪，村庄疼痛而又虚无的断代史……”，同时，他还强调了诗歌在面对土地时应该变得柔软： “我想强调的是，无论经卷，还是诗歌，它一旦触及土地的肌肤、情感的骨头，它就该软下去，立即软下去，而且必须带着整个世界软下去!”在2004年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者座谈中他还说到： “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像我这种有疼痛感的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诚实、简单地去表现自己的土地，、”
“乡愁”、 “土地”、 “村庄”，都突出的表现了雷平阳对地域经验的重视。首先，这种地域性经验对他诗歌的影响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选择上。《雷平阳诗选》中，至少有20首诗歌直接地和他所在的生活地理版图有关。像《怀念德宏州》《水富县》《怒江》《早安，昆明》《布郎山之颠》《乌蒙山素描》等，而特别引人注目的他那首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在对澜沧江的三十三条支流的不动声色不厌其烦的岁列里，展示出的恰恰是诗人深埋心底的对于大地及其生动的地理版图的热爱。其次，这种地域性经验带给他诗歌的影响也突出的表现在一种诗歌的风格选择上。我们阅读雷平阳的诗，常常能够在其不动声色的细节与场景描述中，感到一种语词的亮丽色调。比如他的《记忆》： “我还能如此清晰地记起从前／这真是奇迹：一个姓张的瞎子，在河流上／练习飞翔；一个姓李的木匠，在屋顶上／摹仿狼哭：一个货郎，姓刘，摇着手鼓／在一个新寡的妇人屋后吞金自尽／他们一齐埋伏在我的记忆之中／这真是奇迹，我的时间为他们倒流／我的身躯因他们而裂开。那是从前／我的寨子：云南，昭通，石头生崽／处处都弥漫着生命的尘埃”。记忆在穿越时光与生命的尘埃的同时，语词的色调并不是灰色的，尽管它说的是记忆中沉重的时光。和这首《记忆》一样，他的许多诗的色调正好都与他的高原相匹配：有着高原的厚实与沉重，但又有着异常明朗的阳光：有峡谷之中穿行的晦暗时光，又有高山之上的清明的云彩。作为云南山川的一个行者，面对它的陌生、迷失与神秘，最后都一一化作诗歌中的梦幻与温暖。我们可以说，是云贵高原那片神奇的土地所赋予了雷平阳的诗歌独特的底色。
作为诗歌的题材与风格，并不必然地和诗人的“地域性”发生关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精神视野的“地域经验”才是诗人不得不必然面对的诗歌命题。在作为精神视野的“地域经验”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评判一个诗人在处理他的“地域性”时所展现出来的诗歌技艺的高下。事实上，在雷平阳对于地域经验的体验中，他首先是作为生命的内在视野出现的。从小时候跟着唱书的瞎子走村串乡开始，一种关于故乡的经验就在心灵中生长。而当他在诗中面对自己的地域经验时，他绝不会把它们当作诗歌的一种外在的修饰，更多的，诗人把这些经验作为他的诗歌展开的精神背景。他所观察到的大量生活细节，最后都汇合到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与视野中并获得它们的秩序。也就是说，是这种地域经验整合了他的生活经验，让他的散乱的生活获得新的精神秩序，从而也为他的诗歌带来更为开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