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 儿 1968年生于天津，原名李铁军，另有笔名无花果。1991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1998年写诗，出版诗集《沉默于喧哗的世界》、《大海与花园》(自印)。诗歌作品入选《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被遗忘的经典诗歌》（伊沙主编）、《明天》（谭克修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女诗人访谈录》（黄礼孩主编）、《大河风-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评》（高春林主编）、《狂想的旅程-新女性新诗歌》（黄礼孩主编）、《现场-网络先锋诗歌风暴》（马铃薯兄弟主编）等诗歌选本。另有作品刊于《大家》、《特区文学》、《葵》、《诗参考》、《中国诗人》、《诗潮》、《诗歌月刊》、《诗选刊》、《中西诗歌》等诗歌刊物。
大诗人波德莱尔站在白马饮水的孔雀河边。问圣玛利亚和蝉：
“告诉我。
你都看到些什么？”
――陈衍强《流浪之书》
我敢说，如果陈衍强把他的才华都用在“刀刃”上，20多年的诗歌创作，他应该早已是不争自成的“真大师”。这个彝良汉子，写口语诗歌，爱调侃、诙谐和幽默，所有能让人开怀一笑的本事他几乎全数俱备，并施之于诗歌，所以，他的写作“源于生活，低于人民”，所以他“经常穿便衣，把枪藏在背后”，在那些出奇不意的铺陈中，让你感觉即使血泪也可以“调笑”，这之后，你感觉到的是诗歌的“抚慰作用”与“亲和力”，感觉到做一个汉语诗人，其珠圆玉润又掘地三尺的上下契合。说到底，再怎么把“艺术”、“不朽”、“一流”、“先锋”挂在嘴上的人，也要凭真本事吃饭，陈衍强早料到这一手，所以他承认自己只是个“穿西装的农民”，写“远离书斋”和“不求上进”的诗歌。
这种诚实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对于诗歌。对于那些“知识”加上“分子”组合而成的“中国特色”，我从来不相信单纯的知识能拯救祖国和祖国的语言与文化，但我相信，能够把知识转化为血液，能够用真的知识与良心思考国计与民生，思考我们自身所负载的文明，并用这些“混和液”写诗的手，才会创作出血气之作，一种叫“真诗”的东西而非“花瓶”。我想这一点，应该是衍强诗歌的应有之意。他写故乡、母亲的那些诗，无不属于此列。
在馆子门口抓潲水里的饭菜吃的聂老者
到单位收旧书旧报每斤赚5分钱的王
大娘
爹妈死后蹲在街边给人擦皮鞋的李小燕
为了养活全家午夜还在守着水果摊的
赵大贵
每天挑着蜂窝煤往各单元的楼层爬的
张二娃
烈日下锄草流的汗珠比收的玉米还多
的我母亲
天不亮就上学晚上10点钟还在做作业
的我儿子
进城卖鸡蛋被小偷摸走12块钱的我三婶
被村长踢下身四处上访被治安员拦截
的马德华
为给公公治病只要有人出30块钱就脱
裤子的刘玉兰
――陈衍强《感动我的中国2005年度人物》
相比来说，这首是陈衍强比较“严肃”的诗作。在这首诗中，他没用“错位”、“对接”、“拼装”、“拆解”、“叙事”、“抒情”、“讲道理”、“发议论”、“装门面”、“搞派系”，现代与后现代的种种技巧、所谓的“诗人”与“诗人团伙”的种种宣言与主张，陈衍强居然一个也没有用上，用上的倒只是一双凡人的“肉眼”，此情此境，谁会说在生活中没有迎面碰上，但是如此“简单排列”之后，他组成的竟然是“感动我的中国2005年度人物”，反讽的力量于此露出端倪。想笑的人可能笑到一半几乎都得收回。因为它们太“日常”了，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恍兮惚兮。
诗歌原不需高喊什么方针与主义，关注与支持，只要用心，诗眼又何处而不在。也只有那些“宫体诗人”与那些“永远的感伤主义者”、“大诗与纯诗主义者”恐怕才只看到了那些满眼的浮华与个人的小才与小慧，只看到了自我营造的庙堂之高，而见不到一个活人与真人该有的苦与乐，那个叫民间的真实、汪洋、浊浪翻涌、可恨可仇又好玩好笑的大海。
在这个不盛产“美声”与“西洋歌剧”的国度，“本土唱法”似乎成了诗人们无可奈何的选择，把本土唱出特色的，有“诗三百”的佚名作者们，有楚国的老屈，有汉魏的乐府，有大唐的李杜，然后就是江河日下，除了苏东坡集一下大成，终于不再出现力挽狂澜的人。也许正因为此，我们响应鲁迅的号召，去“拿来”，哦，此一拿来，似乎又太多了，俄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瑞典的，西班牙的，希腊的，非洲与美洲的，水泥板上的与莎草纸上的……什么时候在这大师泛滥的拿来洪潮中，我们真正清醒了自己胃口的半斤与八两？
而我所喜欢的诗人，比如于坚，比如李亚伟，比如阿坚，比如伊沙，比如唐欣、徐江、李伟、沈浩波……无不是因为根系深扎汉语而诗有所成的大家与准大家。让中华民族的“本土歌谣”代代传唱，五千年之上，这是汉语写作的诗人们多么浪漫、温馨又美好的梦！
黄代本是昭通的法官
写了一大堆
不违背民主与法制的散文
其中一篇涉及大关
说张庆棠带他进馆子
发现只有回锅肉
就与店小二吵架
店小二跳着脚
骂张庆棠
“我二姑爹的同学的妹夫
在高桥乡计生办
当临时工
我怕你狗日的整哪样
――《在大关提起黄代本的散文》
一首令人忍俊不禁的小诗，道出的却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基本国情。我不是完全欣赏陈衍强方言入诗的套路，但在这首诗中，似乎也无关大局。陈衍强还有一首《一份讲稿》，因为太长，不便引用，用的全是官腔和工作报告述语，乐得人肚子疼。所有这些本应“怒骂”的严肃题材，陈氏衍强同志皆“嬉笑”处理之，这一点，像极了“天上人”李亚伟，这个诗歌天才，最擅长于诙谐中抵消掉所谓的意义，留下的反而是一份更深入的思考，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
看来这些“坏孩子”的诗歌总是不乏薪传，古代我发现过一个李白，一个唐伯虎，现代我发现了上述那些优秀的诗人们。他们感染我的力量从来不是什么“八面来风”，而是专心一意的“我说我话”。用自己的“身、口、意”讲出自己的眼见、亲历、悟证与心得。好诗人应该只相信这个，相信自己的经书要自己来写，自己的梵呗要自己来诵。
经历了汉文化学徒，经历了朦胧诗的尾巴，经历了第三代口语诗歌，经过了终于与国际接上点轨的今日之中国民间“新口语诗”，这个引号中的概念也是陈衍强的自我诗歌命名，陈衍强表示他要用“平民精神”将这一切继续照耀而“发扬光大”。
“平民精神”一直为人所乐道，因它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因它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连成了一片，而且又与日日出入楼堂馆所的人所代表的某些精神拉开了真正的距离。但具体到诗歌写作，我倒觉得提倡一点“贵族精神”也没什么不好。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诗人发展到今天仍然穷得“只剩下诗歌”，至少还有骨子里的倔强与骄傲与之同在，否则可就真的什么也不剩下了。而好诗毕竟可遇难求，而好诗毕竟要在有所坚持下才能锻造而出。
所以，衍强诗中那些“插科打混”、“命题讴歌”或过于随性之作，我认为不写也罢。好钢用在刃上，大才不可小用，此之谓也。
陈衍强写了不少“红色摇滚”的“政治白描诗”，这里不想触电，所以估且不论。比如其诗集《英雄美人》中的那些。
衍强传给我的一大撂诗稿中，除了开篇引的那个长篇组诗《流浪之书》，还有写于九十年代的不多几首“抒情诗”，颇能打动人心。比如一首叫《大理》的诗中这样结尾：
只剩火焰
这行进在冷兵器上的旗帜
只剩苍山
这用雪水也擦不亮的王座
如果我所猜不错，衍强应该是“探索”过种种诗艺可能才最终走上自己认定方向的人。当“拒绝抒情”成为一句时髦辞令，那种罕见的抒情品质反而成为“物以稀为贵”的珍品。倒不是说这几句诗有多好，而是说那隐藏在“抒情”与“拒绝抒情”背后的大关怀、大沧桑大无奈与大决绝，才是真正打动人心之处啊。这一点，恐怕是要求每一个好诗人必备的品质，正因为如此，诗歌才成为一种真正的“炼金术”，往炉里抛进铜铁灰沙，甚至破布烂网，但出来的却要是那绵绵流长的咏言与咏唱。它饱含了诗歌的存在理由，它孕育诗歌再造与再生的力量。
这个时代真的不需要诗歌了吗？真正关注诗歌发展的人应该到“民间”走走，看看有多少人在认真地写着，有多少人自己掏腰包出着一本又一本的诗歌集子，有多少人苦心策划、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把诗歌搬上朗诵会的舞台，有多少人为发现一首好诗拍案而起、恨不得斗室之外就有一个“现成”的耳朵和他一起共此惊奇，而在小小的彝良，陈衍强主编的《彝良文学》每期都要浓墨重彩地发表“采自”国内最好的诗歌。
那一年我正和茨维塔耶娃
或者阿赫玛托娃
在莫斯科的冰块上磨刀子
那一年我对现实不满
眼睛盯着自己的皮鞋
那一年我的诗歌后面
跟着十月革命和克格勃
那一年我不把领袖放在眼里
我的祖国
是高尔基和塔斯社的祖国
那一年我拴不住心中的马匹
那一年我不愿爬纸糊的楼梯
那一年我渴望驾着三套车
去乡村杀牛 写小说 种土豆
那一年有的人什么都不懂
有的人又懂得太多
那一年铁路还没有爬到昭通
我无家可归 生活在别处
那一年我不叫帕斯捷尔纳克
那一年我是日瓦戈医生
那一年一个单位就是一个联邦
我的同事一个盯着一个
谁也不放过谁
那一年的风打着我的耳光
我被祖国寒冷的俄语
刺穿骨头
――《帕斯捷尔纳克》
见得多了那些以“外国大师”说事的诗歌业内人士后，你就会觉得陈衍强这首更真实、更强烈，更不事虚荣，更不装腔作势。什么时候大师回复到人，而不是被人用来抵挡心虚，什么时候一个写手就可以肩负点什么上路了。而对于陈衍强来说，他也就不必再乎他这条坚硬的“狗鞭”是不是可以“插/进/《朦胧诗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后朦胧诗全集》/《中间代诗全集》”了。
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