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学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文艺学一直存在关于诗学的争论。尤其在大众传媒主导话语权的现实生活中，媒介影响到了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面对新的文学形势，我们急需新的文学理论支撑文学的发展。论文主要论述了处于先锋位置的“媒介诗学”建构上的缘起、诉求等问题，以呼吁对媒介诗学的召唤。
关键词：诗学 媒介诗学
诗学是当今文学非常值得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古代，诗学本是以 《诗经》为研究对象的一个经学的分支，后来其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杨义先生认为诗学有两种含义，狭义的诗学是研究诗的学问，研究人的诗性智慧；广义的诗学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学理论。[1]史忠义先生认为诗学一词的内涵现在一般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讲相当于文艺学中研究文本的部分，从广义上讲大致为现代文（学）艺理论，包括文本外涉的部分，例如创作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作家本身的修养和态度等，也有学者将其与美学的概念通用。不管学者对诗学的定义和看法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诗学已经成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概念在不断泛化。近些年文艺学中诗学概念不断涌出，例如治疗诗学、历史诗学、性别诗学乃至疼痛诗学等，大多是采取以某类作品的某一特征为切入点进行共性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探讨诗性智慧的内质和原理，创造性的提出了散文诗学、诗的诗学、小说诗学等概念。从单一经学到公认的文学理论，对诗学的理解泛化的同时，客观上也引起了学科间相互交叉研究的新景观。
诗学一词的广泛应用和研究是文学理论开放性的表现，只有开放包容的文学理论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进而发展文学理论。面对不断涌出的新的文化现象，如何在新生态的环境下归纳整理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是文学理论的现实召唤和理性选择。媒介是社会中主要的活跃因素，当媒介的话语权利不扩张并不断塑造特有的媒介文化的现实中，张邦卫先生创造性的提出了媒介诗学的概念，他认为媒介诗学所关注的是“媒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作为文学生态环境之一的媒介之上的媒介文学的文本、现象与活动。[2]这种媒介形态的文艺学，旨在突出文学的媒介性，从传播学上讲，文学本身能够传播信息独立成为媒介，又作为传播者的思想被传播到读者。媒介诗学作为一个新型的文学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得到丰富和验证，但是我们能够看出的是有关媒介化环境中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已经上升到了完整的理论建构当中。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中介桥梁，更代表了一种思维文化方式，有人称之为媒介文化，这种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具有广泛的交叉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以往的研究现状来看，媒介与文学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较多的成果，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本体论等方面对媒介与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这些成果虽然整体上难成体系，但是却客观上为媒介诗学的构建提供了扎实理论基础。张邦卫先生走向媒介诗学的提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徐岱教授称：“这是探讨文学在新形态下与新格局中的一种可能，从而为走向媒介诗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推动媒介形态的文艺理论重构，开拓了在一种极具创新的思想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当代中国文艺学界填补了一项空白。”
为什么走向媒介诗学？按照张邦卫的观点，诗学走向媒介诗学具有迫切性。简单讲一是诗学本身。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绝对的要素的集合，诗学的研究也需要在引向深入。诗学是发展的诗学，诗学应从自适性向实用性转换。徐岱先生认为当代中国的文论界，需要的不是包打天下的批评理论，而是面对文学实践能够从容相待的应用诗学[3]。所谓应用诗学顾名思义为诗学更应该关注文学现阶段的发展需要。二是文学的需要。今天的文学就是一部当代的文学史，文学无时无刻的都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学现象、新的文体方式，新的主题体裁。我们必须正视文学产生的每一个现象和争论，即使它像流星转瞬即逝，但是在整个文学历史中却是独一无二。所以研究者必须把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做出适时的调整。三是现实需要。大众传媒的发展使美的范畴扩展到日常生活，3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生活，解决了衣食住行等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发展，我们又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新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的扩展，我们时刻都会面对着新的事物，也会使物质和精神上的矛盾更加激烈，诸如道德失范等大量的社会负面问题暴露出来。文艺工作者就需要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去消解消费主义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提倡一种诗意的的，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研究。
媒介诗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文学媒介化现象，可以说文学媒介化是当今文学非常现实的一种存在状态，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它所反映的是中国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浪潮中文学研究的视角。这个研究在一定程度来讲脱离不了文化的范围，所以在媒介诗学的建构中能够看到对文化诗学的延续和发展。美国新历史注意理论家格林布拉特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强调通过考察不同的文化实践一级相互之间的关系，把文学文本的研究扩展到文化研究的宏大领域中来，研究者不仅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也需要致力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等广泛的社会领域。童庆炳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走向文化诗学”的口号，童先生认为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和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庸俗的、丑恶的、不知廉耻和反文化的东西。这两者都与媒介诗学有共通之处，媒介作为社会学中工具理性的代表，深刻的影响文学的方方面面，新媒介会孕育新的文学的产生。所以无论是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出发还是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而论，都对媒介诗学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即从外在媒介环境出发抵达文学内部研究、诗性研究。即使张邦卫未曾对媒介诗学的诉求有过明确的结论，但是他曾对“媒介时代的文学危机”做了单独的论述，他提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现代传媒有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并使文学话语的权力凋零――所带来的后果是残酷的，那就是实行的文学退化为感兴的文化产品……创作主体的‘诗性精神’沦落了。”[4]“正是如此，现代传媒依仗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所攫取的文化权利和文化垄断、文化主导地位，正日复一日地消解与颠覆着文学，使文学成为异己的‘另类’并沦落为现代传媒的‘奴仆’。”[5] 从这一点讲，媒介诗学的责任之一在于使文学回归诗性。但是并不否认媒介对文学影响过程中出现的新文体，媒介使文学的概念更加暧昧，文学性不仅仅只是文学的特有，在一些其他文化形式上依旧能看到文学性，文艺学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不清。在媒介化环境中，文学创作变得感性肤浅，我们应带有责任意识的促进文学的诗性回归。但是面对新的媒介文学形式也需要给予正确看待。
媒介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更新快速，一句话、一件事乃至某个人的某个动作和表情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爆火。例如每年都会流行许多网络流行语，每个言语的流行都会反射出人们生存和生活状态，而文学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作家完全可以通过对新言语的运用作为表达手段增强作品的现实感，抑或赋予作品某种意义。这需要文学与媒介两个系统是否能做到很好的沟通，实现媒介与文学良性互动。总之，媒介诗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关注文学的发展，以更好的把握未来可能的文学，丰富文学批评，走向媒介诗学也应是现实的召唤。
参考文献:
[1]杨义.说诗学.诗刊，2007（13）
[2]张邦卫.媒介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77
[3]徐岱.批评美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8
[4]张邦卫.媒介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3
[5]张邦卫.媒介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6
作者简介：李海全，（1986.09―），男，汉族，河北唐山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