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贫穷的人穿上新装！ 让贫穷的人穿上新装，却让他们失去工作！ 外力介入贫困社区引发的蝴蝶效应告诉我们：愿望总是美好和简单的，践行却往往复杂而艰难。
童话故事《渔夫与金鱼》不仅告诉我们过度贪欲的结果将是一无所获，它还反映了贫困的根本问题：穷人缺的并不仅是基本的生活资源，单纯的物质捐赠并不能赋予其尊严和持续生存的能力。
对于很多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企业而言，如何能让穷人在得到短期生活物资的同时，又获得改善长期生活条件的能力，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命题。
和TOMS一起“买一捐一”
2006年初夏，美国人布雷克?麦考斯基（Blake Mycoskie）来到阿根廷。在那里，麦考斯基发现由于极端贫困，孩子们长期光脚走在二氧化硅过量的土地上，患上了种种脚部疾病。一天，他在路上偶遇一批都市游客正发放为农村孩子募捐来的旧鞋，但很多旧鞋的尺码并不合适。
是年，麦考斯基用30万美元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圣莫尼卡创立了一家名为TOMS的社会企业（Toms Shoes），缔造了著名的买一捐一“BOGO模式”（buy one gives one）。
TOMS鞋提倡舒适度第一，采用环保材料，以阿根廷当地传统布鞋“Alpargata”作为设计来源，秉承极简设计思路，零售价在48美元到85美元不等。而消费者每买一双鞋，TOMS就向一个没有鞋的孩子捐出一双新鞋。
很快，《洛杉矶时报》生活版发现了麦考斯基的商业创意，头条报道给他带来了生意，登报当天就有900多张订单，咨询者把他的手机打到没电。短短四个月TOMS就卖出1万多双鞋，渐渐成为好莱坞明星们休闲装束中的最爱。
随着捐赠范围的扩大，TOMS公司成立了一个叫“TOMS之友”的部门，负责在全球各地寻找筛选当地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帮助他们找到需要鞋的孩子。与他们合作的组织还包括世界宣明会、柬埔寨儿童基金、世界村等。这些组织为TOMS提供孩子们的鞋码，并在收到鞋子后把孩子们拿到鞋子的照片和活动过程提供给TOMS，再由TOMS的博客发布。由于孩子们的脚长得很快，TOMS会每隔半年到一年给孩子们提供一双新鞋，一直陪伴他们度过童年。
2010年，TOMS布鞋在全球拥有超过500家店面，卖出100余万双鞋子。
免费捐赠打击当地就业？
伴随着TOMS鞋的迅速蹿红，“买一捐一”模式也遭到了诸多质疑。部分人对消费慈善本身表示反感，他们讽刺TOMS鞋只是让那些发达国家里没多少钱又想穿品牌、跟上潮流的人花钱买了份良好的感觉而已，其实他们根本不在乎发展中国家的疾苦。
麦考斯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他强调TOMS是社会企业，是有持续性行善能力的盈利性组织。“赚钱和为世界做好事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想证明，社会企业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企业家也可以成为人性大使。”
但又有更多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选择有利于社区长远发展的捐赠模式，需要考虑捐赠成本和情感因素，一厢情愿的捐赠可能并不能解决当地社区最迫切的问题，反而会对当地制造业产生一定冲击。
免费鞋子可能会抢走当地制鞋企业的客户，造成当地更多的失业。研究者Garth Frazer发现，1981年~2000年间，非洲服装业产能下降40%，就业减少50%，这与大量海外捐赠的二手衣物充斥当地市场不无关系。
洲际运输在经济上也没有效率，洲际运费比鞋子本身的造价还高。TOMS布鞋在一些劳工权利尚未得到有效保障的地区建立的工厂，也很难摆脱美国“血汗工厂”的标签。
因此，有专家建议，TOMS还不如捐赠布料，在捐赠地组织妇女生产用于捐赠的鞋子，雇佣当地人、采用当地原料，这样的“造血式”社企能比“捐血式”的消费慈善更有效地支持贫困地区成长。
虽然这样的建议不可能让麦考斯基颠覆他赖以成名的“BOGO模式”，不过孟加拉一家名为“格莱珉优衣库”的社企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造血式”社企的实践模板。
用当地材，雇当地人
2010年10月，日本迅销集团优衣库与“穷人银行”格莱珉保健信托合作，在孟加拉国建立了社会企业“格莱珉优衣库”。合作双方希望采购当地原料，并利用优衣库设在孟加拉的合作工厂向孟加拉国内市场生产每件1美元左右的服装，通过格莱珉银行的网络招募员工及委托销售，以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机会。
格莱珉优衣库的销售目标是第一年10万件，三年后100万件，公司的盈利用于扩大再投资，计划2013年创造1500个就业岗位。负责格莱珉优衣库商品销售的是格莱珉当地妇女，这些来自贫困农村的女性从银行取得贷款，以自家为店铺，在附近的村庄走街串巷，细心讲解各种商品的特点。
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格莱珉银行总裁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与迅销集团合作推动的社会企业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形式――它能给当地人带来一份有尊严的工作，从源头上解决贫困，而不仅是短期的捐资济困。“将获得的利润用作社会企业新的资金，1美元将变成数倍的价值。”
看上去很好，但格莱珉优衣库的模式亦非全无争议。尤努斯曾向媒体称，“我们利用优衣库的技术，可以让更多苦于寒冷的人解决穿衣问题。”然而人们了解到的事实恰恰相反――格莱珉优衣库并不能解决穷人穿衣问题。
孟加拉国是全球最大的棉T恤出口国家、对欧盟的第二大套头衫和牛仔裤出口国、世界第三大针织服装出口国。2009－2010 财政年度，成衣业占孟加拉国出口总额的78％，成衣出口金额在2011年6月达到约 220 亿美元。
尽管格莱珉优衣库一再强调服装的结实、耐用、质优等优点，但其生产出来的衣服，售价比这个纺织业大国当地销售的成衣贵上两三成甚至更多。在孟加拉，1件T恤的市场价格在0.5美元左右，格莱珉优衣库的售价则是1美元。
因此，虽然格莱珉优衣库让穷人们自力更生，而不是简单的接受捐赠，但从大环境来看，在原本纺织业就很发达的孟加拉，真的需要增加一家制衣企业来促进就业吗，其对产业及市场的价值何在？
此时回过头来再看TOMS。那些认为TOMS应该在当地建厂的想法固然美好，但麦考斯基的犹豫亦不无道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当地建工厂，选择什么产业、建于什么位置等，受当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源结构、政策与市场环境、生产技术等众多因素影响，稍有不慎，就会沦为重复建设的鸡肋。
教穷人卖二手衣
那么，有没有一种既能让穷人穿上价廉物美的衣服，又能解决当地就业问题的社企模式？丹麦NGO组织DAPP在非洲的二手衣回收项目在向你招手微笑。
DAPP（Development Aid from People to People）是一家非营利国际网络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就开展了一系列反种族隔离运动，通过成人扫盲、改善生计、卫生和环境的综合治理改善并消除贫困，并以创办社会企业的模式，致力于促进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团结、合作及发展。
2011年4-10月，国际志愿者陈征宇参与了DAPP在非洲马拉维的二手衣物项目，将从欧美收集的二手衣分销到当地。
在马拉维，因生产成本的缘故，新衣服价格高昂，只有权贵阶层才消费得起。而二手衣物则是普通民众的主要消费市场，很多当地人从事二手衣买卖。
DAPP的二手衣项目模式是从欧洲和北美国家收集募捐的二手衣物，运往非洲，并将收到的衣服和鞋子按类别和质量进行排序，然后将它们称重，以批发价格卖给当地人进行分销。
该项目的目的有三：一是回收欧美地区二手衣物，减少浪费；二是给非洲当地提供就业机会以及高品质又能消费得起的衣服和鞋子；三是项目的盈利所得用于DAPP在非洲开展的农业支持项目、教育培训项目和艾滋、疟疾等疾病的救助。
在赞比亚，DAPP拥有30个零售商店，雇用超过140名工人。二手衣的销售以一个月为买卖周期。每个月的月末，衣服和鞋子会送往当地店铺，与此同时，上一轮剩下的存货将会降价清理以腾出位置。在第一周的周期，所有的商店维持原价，然后在第二周和第三周开始打折出售。月末最后一周，剩余的衣服会以非常低的价格清货，这样穷人也可以负担得起，同时让经济水平较好的人在第一周可以买下高品质且符合流行趋势的衣服。
这样的模式在当地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欧洲和北美每年有10万人捐赠二手衣物，仅2010年，就有4.22吨的衣服和140吨鞋售出。DAPP估算，每500吨的衣服可以让约5万个家庭和30万人从中受益。
天使还是魔鬼？
你也许想像不到，这样一家社企却在欧洲和美国遭到一些消费者的抵制。“打着‘慈善’旗号的二手衣物捐赠”――人们斥责。
对DAPP进行过半年观察的陈征宇也认为，二手衣物捐赠对于当地纺织业有不利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而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则仍需商榷。
Afrol News（非洲新闻）报道，尽管DAPP号称为非洲提供了超过4万个就业机会。但在马拉维，大量二手衣物导致当地数家纺织公司关闭，莫桑比克和肯尼亚也有此趋势。与此相对，在商业模式下运作的DAPP利润丰厚。
最近，挪威的主要贸易联盟表示反对捐赠旧衣，“马拉维最大的纺织企业不得不关闭，因为它无法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二手衣竞争。”莫桑比克、乌干达和赞比亚的纺织业已经破产，纺织工人组织罢工以应对威胁。
由于DAPP说服马拉维当局，二手衣的项目被归类为发展援助。因此，他们享受了丹麦海关部门的特殊待遇，只需要支付不到一半的纺织品进口税。NorWatch（挪威一家非政府组织“挪威观察”）的观察员认为斯堪的纳维亚旧衣公司“完全垄断”着马拉维的纺织品市场，服装的质量和卫生也存在隐患。仅在肯尼亚，每年就进口了总价值60亿欧元的旧衣服。根据挪威贸易联盟测算，二手衣是国家的第七大进口类别。随后肯尼亚的新兴纺织行业开始抵制二手衣。
不过，DAPP挪威办公室的Jesper Pedersen回应，这些所谓的问题是记者捏造的，“中国和土耳其生产的廉价衣服才是非洲纺织业最大的威胁。”
争议尚未平息。对DAPP这种二手衣模式的这些批评，似乎又回到了本文开头，2006年初夏，麦考斯基在阿根廷看到游客们分发二手鞋的那一幕。
社企不是救世主
各种不同模式所获得的赞扬及其所经受的批评告诉我们，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很难找到面面俱到、毫无瑕疵的社企模式。正在美国读商科博士的关注公益人士白羽认为，好的慈善模式一定是可循环的，而不是劫富济贫。从这点上说，TOMS不但做到了边盈利边慈善，还让消费者拥有参与感和自豪感，成为慈善行动的一分子。只要企业可以公开透明地让消费者了解捐赠环节，或是像TOMS一样邀请消费者一起去非洲参与志愿者活动，就可以解答那些质疑，进一步推广理念，实现良性循环。
陈征宇则表示，关于捐赠和二手衣物回收这样的话题，在国外有很多的探讨和争议，无论是用数据模型还是个案佐证，都不足以证明哪种模式更有效率。
一个社会企业只能为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生，而围绕这个问题所衍生的，包括了受助对象短期需求和长远需求的平衡，市场、政府多方利益博弈等问题。社会企业必须在众多选项当中作出抉择。无论是TOMS，格莱珉优衣库还是DAPP，都不可能成为全能的救世主，对他们的批评并不能否定它们存在的意义，只是指出他们对另一些问题的忽略。
正如纽约大学公共服务学院教授保罗?C?莱特所言，“社会企业家所承担的失败成本比商业企业家更高，毕竟，为支持一项理念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要付出放弃或延迟其他理念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