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底，我在拍摄李少红导演的《红西服》，有一天先生下班后去片场陪我拍片，拍完回家已经凌晨l点多了。冬寒刺骨，而我们一推开公寓的楼门，一股热风扑面而来。当时，北京大多数居民楼的走廊里都是冰冷的，我们买的这个公寓设施却很完善，楼道里也有暖气。
一进家门，他连衣服也没脱，径直走向沙发，躺倒在上面默默地流眼泪。
我问他：“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黄涛(先生的前妻)，我太幸福了，可是她太可怜了。家里原本三口人，我先走了，又把女儿也接走了，就剩她一个人，这会，不知道家里多冷。”
他一动情，我的眼泪也落下来。我被他的善良所触动，不由得想，他们的婚姻，比10年更长，他的前妻，比我年长。如果我对她心狠而冷酷，他会觉得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全都被否定了。
我还想起我自己的前夫，他也会在自己幸福的时刻想到我们娘儿俩吗?
我疼过，所以知道别人有多疼。
在我家二楼的楼梯拐角，一个摆放着我们生活照的中式柜子上，有黄涛和女儿的合影，也有英达和巴图的合影。我们这个再婚家庭有两个理念：第一是彼此相爱，第二是血缘是不能忘记的。先生经常和黄涛一起讨论女儿的事，有关女儿的想法我也一定会和他们商量，我深知她的孤独，也深知她不能忍受女儿与自己断了情感上的关联。
我和黄涛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几乎无话不说。我们之间的玩笑总开得没深没浅：“咱俩能处成今天这样，那得说是我人太好了。”“得了吧，你抢了我老公，还成好人了?要不是我不跟你计较……”“行了，你老公又不是我从你身边抢走的，是你自己没看住，他跟别人跑了。当然，‘别人’不要他了，我看他可怜。再说我这么大的腕……”
最后两人都哈哈大笑。
1998年，女儿去英国留学，8岁的巴图把自己全部的压岁钱――1400元，兑换成100英镑寄给了姐姐，还写了一段话：“姐姐你随便花吧，反正我也不会花。”女儿假期里回国，给她妈妈买了一件衣服，却送给我一个她自己做的搔首弄姿的泥塑，相当难看。
我心里不平衡了：凭什么只给你妈妈买，不给我买?大概，我脸上的怨气被她看出来了，她就开始哭：“呜……我看你那么有钱，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我妈穷，我给我妈买点什么她都高兴，呜……我以为你就喜欢精神上的，我就给你弄点精神上的，呜……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更有意义，呜……”
我的孩子气也上来了，跟她比着哭：“呜……凭什么呀，我精神物质都要!”
“那好吧，那我下次给你物质还不行吗?”
说着说着，我们就抽抽搭搭地抱到一起去了。
几年前，黄涛也结了婚。她嫁给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那个人对她宠爱备至。她也拥有了新的工作，每天都开开心心，完全找到了自我的位置。她自己说：“过去跟老赵，我是从将军到奴隶，现在我又从奴隶变将军了。哈哈，不过我估计现在赵大将军又变回奴隶了吧!”
她说得没错，先生常笑呵呵地说自己是个“快活的奴隶”。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女儿的话就更有意思了。她在国外留学时总向别人这样介绍她的家庭：“我的继父是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我的继母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演员，但没我父母什么事!”
我总在感谢命运的恩典，让我遇到一个最好的先生，他的前妻是最简单最可爱的女人，他的女儿是最善良最清澈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