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起居饮食 袁世凯的总统府，最初在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前清外务部迎宾楼。1912年7月，又迁至铁狮子胡同1号。1913年春正式迁入中南海。同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南海便成为袁世凯的正式官邸，官称“总统府”。同时，北海及团城均划归为总统府范围，号称三海。但北海及团城主要是袁世凯的公子们居住、读书之地。
袁世凯自迁入中南海后，直至病逝的三年时间中，他仅出过三次中南海。一次是1913年10月10日，赴太和殿宣誓就任大总统；一次是1914年9月28日，赴孔庙祭孔；另一次是同年12月23日至天坛行祭天大礼。
袁世凯每次出总统府，仪銮警卫，与前清帝王并无二致。比如至天坛行祭天礼，自新华门至天坛沿途要“戒严净街”，用黄土垫道。袁世凯乘坐汽车，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肩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周围大队骑兵前呼后拥，威严十足！
袁世凯总统府的财政经费，按预算民国元年为113万元，民国二年为178万元，民国三年则增至234万元。而袁世凯的年俸，法定为36万元，这在当时居各共和国总统年薪之冠，比美国总统高一倍多（美国总统年俸美金7.5万元，折合银元15万元）。此外，袁世凯还每年领公费48万元，交际费36万元。然而，这仍然只是表面规定的数字，实际上他的法外收入要比年俸多得多。究竟有多少，大概只有他的总管袁乃宽知道。
不过，从下面的一个例子也可略见一斑。依照前清旧例，崇文门税监每年进献银10万两为袁世凯妻妾子女的“化妆费”。自袁世凯开其端，以后每届民国总统，除黎元洪外，照收不辞。
此外，总统府的特别费也无定额，袁世凯可以随时批条子到财政部、交通部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取款，而无须说明用途。大总统批的条子，申领几万、十几万，以至几十万，都是不足为奇的。
有这样一位大总统的父亲，袁家子女吃喝挥霍，自然从不计较钱财。1913年，袁世凯的家眷也陆续搬入中南海。
袁世凯正室于氏住福禄居，侧室住居仁堂后楼。长子袁克定住北海团城，次子袁克文住中南海流水音，三子袁克良住延庆楼。而袁世凯本人则在居仁堂办公、就寝。
袁世凯的饮食起居，一年四季都有一套刻板的规矩。他每天早上6时起床、洗漱，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7时“下去”（由于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楼、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得“梆、梆、梆”的声音，最后又听得他发出一声“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和会客。11时半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布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他吃鸭子的时候，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他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是异常熟练的。他还爱吃三姨太做的高丽白菜。袁从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给他吃的熏鱼，到了冬季还有上面所说的高丽白菜。至于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糁儿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的“糊糊”。
午饭后，袁世凯上楼午睡约1小时，下午2时起，又下楼办公和会客。5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以及未成年的儿女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时候也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
每逢袁世凯出来的时候，是要“净园”的。比如说，他要到瀛台去看看，那么，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1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的话，吹着哨子，沿途四处知会，叫人们事先“回避”。这是因为在总统府内办事的职员、杂役人数多，怕他们在无意中“惊了驾”而定的规矩。当袁世凯带着儿女们出了居仁堂的时候，只觉得满园静寂，悄无人声，各处都呈现出空荡荡的一派肃静气象。
袁世凯大约7时吃晚饭，春、秋、冬三季仍在居仁堂，夏天改在稻香村，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这里是一个能够放眼观赏中南海内景致的所在，房子上面铺着稻草，门口挂着葫芦，很有些乡野村风。冬天，有时也在这里吃烤肉赏雪。
星期日的晚饭，自然就不比平常日子了。这天晚饭是要袁家人一起吃的。正室于氏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着自做的拿手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小猪、烤鸭等等。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晚饭的时候，袁世凯的神情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人随意说笑，也和未成年的女儿们逗着玩。这时，公子们也都敢参与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的神态。
袁世凯每晚9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在中南海，除了于氏个人有厨房以外，袁世凯和所有姨太太、少奶奶们的饭食，都由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大厨房设置了几个转桶。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的“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然后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四菜一汤。
当各房的儿女们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条。所以，每当袁世凯看到饭桌上摆着饺子或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备有西餐厨房。但因为袁世凯根本不习惯吃西餐，所以极少用。倒是长子、次子请客时，还用得多些。
袁世凯不习惯吃西餐，也和他不信西医一样，他很少吃西药，顶多是苏打片之类的帮助消化的药。
他很信中药，中药是吃参茸等滋补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之类的放在嘴里嚼。袁世凯就是吃饭，也离不开参茸这类补品。他还雇有两个奶妈，他每天都要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
有一次，一位官员看见袁世凯吃饭，菜式简单：鲫鱼两尾，大馒头一个，米糊一碗。袁取调料撒入糊中，搅拌而食。这位官员说，大总统饭食简单，值得全国官员效法。
谁知旁座的知情人开口了。他说：你不要单看是鲫鱼两尾，那是洹河鲫，和黄河大鲤鱼齐名，都是河南的名产，肥鲜嫩滑。由河南远道运到京城，并不困难。但要保持色味不变，可就有绝招了。先在箱里装满未凝的猪油，将活鱼放入油中，鱼窒息了，猪油也凝结了。这样和外间空气隔绝，色味才不会变化，这才装运。至于袁世凯所食的调料，既不是胡椒粉，也不是姜末，而是东北上等鹿茸研成的细末。鹿茸调入米糊中，既是食补，也是药补，最为方便。袁世凯五十开外，靠它才内应列屋娇宠，外应国家大事，才能够龙精虎猛。
这位知情人这样一说，在座的各位才恍然大悟。
袁家的万贯家财
袁世凯宦海沉浮三十年，特别是做上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之后，权力一步步加强、膨胀，直至尊为一国之首，更是登峰造极。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也巧取豪夺，为袁氏家族积累下万贯家财。
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当时总统府清点他的主要遗产包括：现款、股票、房产、地产、贵重细软等几大宗。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财产析17股，分给每个儿子。每个儿子得一股，计12万元。袁克定因系长子，需代父主持家政，独分40万元。15个女儿，每个女儿分到嫁妆费8000元。仅此一项，计银元244万元。
其他姨太太各随自房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之类的，各房姨太太均分了一些。
袁世凯做了总统后，当时中国政局也是动荡不安，袁世凯也不可能不为自己留条后路。所以，曾在法国银行秘密存储200万法郎，以应临时急需。当时约定：他生前支取，除本人签字外，须有国务卿徐世昌、孙宝琦副署；身后，由长子袁克定签字支取。袁世凯死后，知道这回事的公子们，便问到这笔钱。结果问袁克定，他说不知道；问徐世昌、孙宝琦，他们也支吾其词。200万法郎就这样没了下文。
至于股票，主要是北京自来水公司、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三大家的。
北京自来水公司，是袁世凯命他的亲信周学熙创办的。周学熙原任长芦盐运使，家里富得不得了。他曾到日本考察洋务，认定办实业是很重要的一条道路。在华北先后创办了很多实业。其中，就有扩建的启新洋灰公司。
在华北，与袁世凯有关的最大企业莫过于开滦煤矿了。1875年，李鸿章兴办洋务，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到了1901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时候，开平矿务局怕落入日俄之手，想“招收洋股”，扩大、加深与英美的资方关系。不料，当时的总办张翼，因为受了洋人的贿赂，竟把开平矿务局盗卖给英国比墨公司了。日俄战争后，中国开始收回矿权运动。但终因开平矿务局与英方关系已太深，又有中英外交关系牵扯在内，无法收回。于是，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便命周学熙在距开平矿务局15公里处，创办了滦州煤矿公司，与开平竞争。
滦州煤矿公司于1907年5月正式成立，官督商办，集资300万两。其中，袁世凯一次性拨给官股50万两。袁世凯还以北洋大臣的政治实力，多方扶植，给予优惠，与开平进行业务上的竞争。双方互相压价，想方设法降低成本，竞争十分激烈。后来，双方都吃不消了。于是，1912年6月，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撮合，开平、滦州两矿正式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总局设在天津（即今天津市委大楼）。
开滦矿务总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即由袁克定出任。开滦总局、自来水公司、启新公司都曾以“报效”的形式，一次性拨给袁家大量的股票。这些便是袁家大量的股票来源。袁世凯身后，袁家诸子继续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除去分得的现款外，还有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就是靠这些大企业的股票收息，每年分得大量的花红。
不过家大业大，不劳而获，也难免坐吃山空。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袁家基本上靠典当祖先遗产为生，差不多算是败落了。
袁世凯生前，购置了大量房产。这些房产均由袁世凯所认的本家袁乃宽负责管理。
房产主要在北京、天津，安阳和唐山也有。
在北京主要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宝钞胡同一所、海淀挂甲屯一所；在天津主要有：胜利路大营门“袁家老宅”六栋大楼、河北区地纬路一所、原英租界10号路一所、成都道两宜里一所；在安阳主要有：洹上村养寿园宅邸、九府胡同一所。
除去房产，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购置大量田地。在彰德（今安阳）、汲县、辉县，袁世凯广置田产达四万余亩。加之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投资认股，在清末，袁世凯的私人财产已逾二千万元。
不过，这些大量的田地、房产，先后被没收过两次。第一次是著名将军冯玉祥督豫期间，基本上把袁家在河南的房产、地产没收充公了。第二次，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