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可否以消费促进社会化分工去寻找一个三地合作共赢的突破口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京津冀或称之为以首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老生常谈。尽管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环首都经济圈、首都经济圈等等概念换了无数个，北京周边的一些河北县市也以电话区号统一的形式，向外界显示出合作正在进行中，但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拥有两个直辖市的“金三角”，所谓的合作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
合作流于形式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不乏北京、天津谁应该是“经济老大”的争论，也不乏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难以双向流动的固有原因，但在世界经济疲软、中国经济转向内需的契机下，开展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是否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可否以消费促进社会化分工去寻找一个三地合作共赢的突破口。
合作亟待新思路
京津冀区域合作设想由来已久，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就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确定京津冀都市圈是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囊括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和唐山八个地级城市。此后，国家层面在设计三省市的合作中，为更好地体现与相关省市的现有规划衔接，最终确定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市纳入规划范畴。
正当人们以为一个跨省市的区域性战略即将形成之时，出于种种原因的制约，国家层面却意外宣布“京津冀都市圈”战略夭折。对于夭折的原因，当时曾有国内相关专家如此表示，主要在于过度强调了三地的“平等地位”，导致合作缺乏轴心，尤其是北京、天津这两大直辖市之间的关系与功能互补，协调起来的难度相当大。
但这并未阻止相关省市的合作脚步，在“京津冀都市圈”战略夭折之后，河北省提出了“环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设想，旨在环伺北京周边的十余个市县，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现代物流园区等四种“特区”，环北京形成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有机蔬菜、宜居生活等六个产业基地，以此构成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
由于涉及环绕北京的涿州市等13个县市，在华北地区甚至河北省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尚存在大面积贫困，“环首都经济圈”的提出，河北省的本意是希望承载北京的一些资源转移，形成这些区域新的竞争力，但合作到底能为北京带来什么，却没有过多考虑，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结局早已经注定了失败。
2011年初，由于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提出，“首都经济圈”终于从多年的概念性争论进入到规划制定阶段，首次亮相并再次被上升为国家战略考虑范畴。同年三月，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
但时至今日，虽然多个方案层出不穷，关于“首都经济圈”空间范围、合作方向等的界定仍然没有最终确定。“首都经济圈”迟迟无法落地，原因无外乎三个：一是行政区划的障碍，二是合作利益的处理，三是龙头地位和核心地位的争论。
所谓首都经济圈实质上是特大城市经济圈，也可称为都市圈。世界上有些国家的经济圈与首都紧密结合，像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也有些城市主要沿特大城市的城市功能而扩散，与首都并无直接关系，如美国纽约、芝加哥等，但不管是哪一种，其特点都是通过特大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展的边际效应向周围相邻区域扩散，这要求特大城市必须要具有产业、人口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而国家战略迟迟不能出台，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一个战略制定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围绕首都的三地合作之复杂性。而以北京为中心，到底京津冀三地应该如何合作，能不能合作，如何在合作中求得共赢？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铁曾指出，特大城市向周边区域辐射扩散，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行扩散。
遵循这一理念，在国家层面对合作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更需要从三地能够合作或者已经合作的领域中去创造经验并剖析合作的可行性，为战略的出台提供重要支撑。
消费能成为合作的切入点吗？
既然合作是围绕“首都”而开展，我们便应该分析北京到底有哪些其他省市不可替代的资源禀赋。
对于北京的关注，人们往往将目光聚焦在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再展开一点可能就是全国的金融资产管理中心，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隐藏在这些“中心”背后的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但往往为人所忽视的这一点，恰恰可以成为促进三地合作的突破点。
因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源于社会需要，在社会需要中，消费需要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消费促进合作，不仅能够决定生产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而说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并非没有根据，早在2009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贵族”报告中就曾指出，以每年至少要消费8299万元为标准，中国新贵富豪共有5.1万人，富豪人数最多的城市是北京，千万富豪有14.3万人，亿万富豪有8800人，比第二名上海高出1/4，比杭州、深圳等地高出近四倍，年消费能力最强的也是北京富豪，消费额为8700万元，其次为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和沈阳。
还有一个数据也足以证明北京拥有全国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消费潜力，据首都机场公布的数据显示，首都机场年度旅客吞吐量已超过8000万人次。再加上北京2000万的常住人口，沉淀在数千万人群背后的消费能力足以产生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在巨大的消费市场面前，北京的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乃至中国的消费需求从总体上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人们的基本的物质消费需要在得到满足之后，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等方面的消费越来越多地成为消费的主流。
而不同人群的消费态度和消费偏好也不尽相同。据国际知名咨询机构麦肯锡的研究表明，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城市，“时尚奢华型”和“苛求完美型”的消费能力占到了总体消费的70%，他们更热衷于对消费品牌、品质、文化等方面的重视。
在这种趋势下，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否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事实证明，虽然北京的服务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了绝对比重，但要满足北京不同人群不同层次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显然还有些力不从心，这也是北京在“十二五”期间提出要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初衷。
让市场去配置资源，北京巨大的消费需求恰恰可以为成周边省份与北京配套服务的切入点，若能从这一点进行破题，不仅能够丰富支撑北京城市功能的完善，还能促进在消费引领下的各区域在产业发展方面形成新的社会化分工。
以消费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以消费促动经济的交流合作，自然要基于不同区域的发展现实。
在京津冀中，北京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则处于工业化中期，不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各方在发展中的互补性，也是三地区域合作的首要条件。
其实，早在1776年，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讲到中国国内市场时就提出，中国和欧洲不一样，欧洲国家小，所以要更加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国国家大，不仅要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更要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以此支撑巨大产业的发展。
在这里，亚当?斯密为中国描绘的是一幅发展内需的大国模式景象，但我们从中不难感觉到：产业的支撑源于人们的消费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产业差异正意味着区域合作和贸易往来的机会。
那么，北京消费新增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11月，北京市已连续三年成为国内最大的消费城市，在“十一五”末，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了6229.3亿元，是“十五”末的2.1倍。“十二五”时期，北京提出要将零售额目标提高到1万亿元，力求达到世界城市消费规模。
作为京津冀地区当然的消费中心，从北京每百户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除汽车外，空调、电视、手机、洗衣机等商品的普及率都已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多。但这并不是说北京大额的消费已经饱和，北京居民大部分从事第三产业，收入高，消费水平也很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性消费加快增长，北京居民花钱买享受、买时尚、买轻松、买健康的服务性消费已占27.6%，以此为特征智能服务、旅游度假、休闲体验、文化创意等也成为快速增长的新型消费，而这些消费的市场却不仅仅局限在北京，甚至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恰好给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周边城市服务配套北京，发展新兴产业的一次重要机会。
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如何在消费引导下以此为中心进行社会化分工协调合作呢？
一般来讲，产业结构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去优化产业结构，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具体到京津冀三个省市，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无疑也是全国的消费中心，北京服务业占有绝对比重的事实也证明了北京消费能力的巨大，但在75%的服务业中，北京的产业结构依然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以精神层面、享受层面的高端需求为例，北京目前在这方面的场所设施尚存有较大的差距。
事实上北京市已经为此在进行服务产业的结构优化，比如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出在中轴路建设130多个剧场群，但隐藏在背后的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承载北京消费增长的空间有限，高端需求的增长，一方面因服务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北京的工业制造业逐步向更高端的现代制造去发展，另一方面一些中低端的消费需求逐步被排挤出来，亟需找到新的承载区域进行发展。
承载北京消费需求产生的经济外溢，正是天津、河北等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事实上，天津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轻纺、国防科技八大优势产业已经支撑起了一个北方的制造业中心。而天津制造业的快速兴起，不仅可以为北京疏解的工业产业找到新的承载区，也能为北京发展高端消费需求所需的产业生产制造提供相应的配套。
而河北省多年的发展事实表明，其已经成为服务京津的重要原材料支撑地，据此发展起来的交流物流、能源、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如在这方面加以政策扶持，这不仅可以和北京、天津的产业构成互补、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还可以成为带动河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实际上，要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经济圈，采用行政的强制手段显然并非一种上策，而用市场化自然演变的方式，依据消费的需求规律形成自发的互补，政府再出台相应的政策加以引导，才会真正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态势和格局。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