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各种政治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加强，图经得到大力发展，取代地记而行使其历史使命。到了宋朝，方志基本定型，内容日益充实，体例不断完善，无论从修志的普遍性还是成书的数量上，都呈现史无前例的特点，唐宋地方志的发展，影响了我国后来方志的类型、体例。系统地总结和梳理唐宋时期我国方志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其发展的规律、特征。
[关键字] 唐宋 方志 发展状况 特征
1 引 言
我国方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关于其起源的历史，众说纷分坛纷纭，有以宋司马光、清章学诚为代表的《周官》说，以唐贾耽、元朱思本为代表的《禹贡》说，以及《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除了这些看法以外，还有方志的多源说，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黄苇，他在《方志渊源考辨》中多次强调：方志源头众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九丘》之书和古舆地图，等等，这个观点在其著作《方志学》中也有详细论述。但此观点受到了方志学家仓修良等的强烈反对：“文章说的十分肯却，以为所论都是“确凿的事实”为根据，自然应该是深信不疑了。看来恐怕并非如此。”[1]而从现存资料来看，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出现的记载郡国及畿辅诸事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等，于一方山川、都邑、道里、物产、户口、人物、民情、风俗均有所记录[2]，这应该就是我国方志学的发端时期。自东汉至北宋的千余年间，出现了地记、地志、图经、图志等地方志书，形式多样、数量众多。据粗略统计，地记在两汉时期就有14种，两晋时期有43种、南北朝时就有50多种。而地志一度不断增多，出现了方志的雏形。到了南宋时期，地方志书进入了全盛的时期，由北宋盛行的图经向方志过渡之后，方志逐渐定型，不仅内容宏富，而且体例完备。
2 唐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2.1 隋唐时期地志、地记、图经的发展状况
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衰减，东晋以来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选举制度与修史制度的变化，促使了方志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图经的盛行。《隋书•经籍》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第一次出现了国家修志的诏令。据不完全统计，有隋一朝30余年，各地共修图经7种（包括与其名称略异的图志一种《隋区域图志》），已经超过以往历代修撰图经之总和（以往图经有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巴蜀太守但望即在其奏疏中所提及的“谨案《巴蜀图经 》，清人章宗源所认为的东汉时《广陵图经》，西晋挚虞撰《畿服经》”）。“自隋文帝受周禅，至开皇三年，罢天下郡，其县乃隶州而已。九年，平陈以后，四海一家。大业三年，罢州为郡，四年大簿，反郡国一百八十三，而图经于是乎作”有《隋州郡图经》、《雍州图经》、《陈州图经》、《上谷图经》、《固安图经》、《江都图经》、《东都图经》、《冀州图经》、《弘农郡图经》、《历杨县郡图经》、《河南图经》，有全国性图志和图经各一部，即《隋区域图志》和《隋诸州图经集》。特别是《诸州图经集》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有组织的官修志书的大规模的兴起。然以上图经，除了朗蔚《隋州郡图经》和《雍州图经》佚文辑录于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之外，其余全部佚失，无从考证，作者和内容也就不得而知，《雍州图经》也只是有其目录，没有佚文。
到了唐代，政治更加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地记、地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极盛一时和增多，逐渐衰退，全国各地普遍修编图经，图经的编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设立专门的官吏管理此项工作，并明确编修的期限和办法。“唐制，令诸州作图，三年一造，送职方司以备稽考。”[3]《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堠、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即由原来的三年一修，复古为五年一修，出现了当时总和各地的如《汇编十道图》、《十道录》的地志书等。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统治，消弱藩镇势力，唐朝统治者除了提出要修志的要求以外，还要求一些显赫贵族也要修志，作为政治、军事重要参考资料的方志，又突显出了它的重要性，也更加促进了方志的发展。出现的比较著名的方志有《蛮书》、《括地志》、《元和郡县图》等。
总之，隋唐以来，地方志主要从原来的地记、地志等发展到图经，图经逐渐以解说的经为主，以图为辅，地记、地志已经转趋衰落，不再是地方志书的主要表现形式。图经内容宏富、体例完备，逐渐步入政坛，从外部条件上为地方志的发展创造了动力，为以后方志的定型和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奠定了方志完备体例发展的基础。
2.2宋朝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地记、地志、图经发展到宋代，逐渐转微，地方志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宋代地方志书的发展，在地方志的形成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其体例结构趋于定型完备，无论是数量、体例、内容，还是外部发展形态，都跟以往的方志有所不同，完成了地方志基础要素的构建。
2.2.1北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宋代很多统治者都注重对地方志的修撰工作，宋太祖、太宗、真宗、徽宗诸朝也做了一些工作，出现了高峰时期。政府设置专门史官，分别撰修宝录、国史、会要。设编修院掌修国史，起居院掌修起居注，日历所主撰日历，又有时政记，由中书省、枢密院分撰。[1] “开宝四年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 卢多逊出使江南(南唐)，派人对国主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南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李煜马上让人校雠抄写，送与之，"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宋史•宋准传》记载，开宝八年，宋准又“受招修定诸道图经”。宋朝的修志工作特别普遍，遍及全国各地，郡县都有自己的志书，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志书，或者修志工作不积极，将会被后人议论，也会被看作地方官吏的一种失职。社会议论和政治制度都给他们带来修志的主动性。作为州县官吏，修志成为他们的一种职责。可见，修志之普遍、次数之多，成为北宋地方志书发展的主要特征。
北宋方志的撰修，大多数是在朝廷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是时代的产物、军事的产物，是内抚诸州、外控四夷的需要，特别是宋夏战争频繁，出于为皇帝、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地理历史建制的具体情况提供参考辅佐资料，由朝臣借籍朝廷的力量来完成[4]。
总而言之，北宋是图经盛行的时代，是逐渐向方志过渡的时代。正式的方志也曾经出现过，但是仍然让位于图经的盛行。方志在数量上还远远少于图经，普遍程度也不如图经，在其体例结构、内容上，只是少数的个别显示出方志的特征，绝大多数内容还较简单，不够充实，难以占据主要的地位。
2.2.2南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到了南宋时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加之南方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活跃，地方志已经完全进入到定型阶段。原本在北宋盛行的图经，这时却有所衰落。宋代学者博物洽闻、躬身实践、格物穷理的文化追求与学术自觉意识的提高以及乡邦意识的加强是地志编纂繁荣的内在原因[5]。“头可断，身不可去”，这可以看出北宋方志修撰者周淙一代的拳拳爱国之心；“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识典章，非直为记事设也。”[1]这些，展现出他们治学的严谨。据说，以后元、明几朝的地方志虽然较宋朝繁荣，但是在严谨程度上，都难以跟南宋相比。
方志到南宋的定型，可以从《严州图经》改名《新定志》看出。《严州图经》第一次修纂是在北宋时期，初名叫做《（严州）旧经》；第二次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修的《祥符（严州）图经》；第三次为南宋绍兴年间董?淳熙年间陈公亮修、刘文富纂的《严州图经》；四次为陈公亮和刘文富书在第三次董?书的基础上重修而成，初名仍然为《严州图经》；第五次是南宋景定年间郑瑶和方仁荣纂的《新定续志》。《新定续志》的出现，表明我国图经发展到南宋，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志书的过渡，图经与图志并称。
3 唐宋时期地方志的特点
唐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成熟阶段，社会文化、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按照佛家一切流转相，分生、住、异、灭，“思潮之流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变期（异）；四、衰落期（灭）……”[6]而我国地方文献发展到这时，应当说是进入了生、住的交替时期。经历了漫长启蒙期的积累之后，地方志无论在数量、结构上，都有了新的特征，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进入到全盛时期，形成彻底完备的地方志体系。
唐宋时期，初步形成定期修志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不仅出现专门的地方志修书部门，而且基本上定期修志。隋大业年间，国家普诏天下诸郡修志，此后便有定期修志的习惯。唐朝有制度规定，令诸州作图，三年一造，送职方司以备稽考。
唐宋方志理论发展中表现的一个要旨，就是强调编纂方志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服务。李吉甫认为，版图地理是“成为今之务，树将来之势”的切要之举，必须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隋唐时期，出现了官修志书。图经盛行，体例开始变化，国家明令修志，出现了官修志书，巨帙地理总志，相继问世。《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出现，特别是《括地志》，由唐太宗四子李泰主修，成为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
方志内容和体例日趋完善，已经初步出现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三种体例形式。平目体如北宋朱长文编纂的《吴郡图经续记》上下卷公列了28个类目；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共列40个类目；还有南宋杨潜的《云间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等。纲目体如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梁克家的《三山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纪传体如南宋周应合的《景定健康志》等。记载的内容从以前的主要记载山川、地形、疆域沿革等地理内容转向地理、人文、历史兼备，形成了具备地理、历史、人文的多重作用的文献资料，为以后我国地方志朝综合的资治、教化、史料累积的多元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其内容形式。
总之，唐代方志家在方志理论方面开创使方志出现雏形，经过宋代志家的继续努力探索，开掘得更深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充实了方志编纂学的内容。所以，唐宋时期方志的发展，对后来方志学的形成事实上起了先驱的作用。唐宋时期方志的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最直接的根源，则在于唐宋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开展。没有这种广泛的修志实践，便积累不了修志的经验，正如马国栋在《方志学原理•序》中指出的：“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用于实践，理论之树如果不能扎根于实践的土壤，终归是要衰败枯萎的。”
参考文献：
[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
[2]周铭,马志宇.方志学讲义[M].昆明：云南大学档案系印,1996.
[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郑利锋.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J].史学史研究，2009（2）：101-110
[5]马强.宋代地志学兴盛初探[J].中国地方志，2004（11）：54-58.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7]黄苇.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包广宽，男，1985年生，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