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千百年来，无数家长、老师这样教育孩子。可是怎样学做人?又免不了搞“二元制”。大几书本都是教人君子之道，强调为人要正直；而私底下，家长们又觉得社会复杂，怕孩子单纯会吃亏，难免又要传授一些圆滑应变之术。于是成年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在君子之道、小人之术间徘徊，活得很累。其实不光是现代人，自古君子就稀少，小人也不会太多，最多的是介于君子、小人之间的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人(赵树理先生描绘的“中间人物”)。
明朝的解缙是个才子，他一生最大的亮点是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成名之前，解缙是个简单正直的人。在杀人如麻的朱元璋手底下为臣，其他人战战兢兢，时刻担心性命不保，解缙却活得很平安，还仗着朱元璋对自己有好感，屡屡直言犯上。或许在朱元璋眼里，解缙只是个小孩子，所以残暴的他没有砍下解缙的脑袋，更没有诛他的九族，只是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意思是说解缙还太嫩，尚不能在复杂的朝廷里站稳脚跟，还需要历练。
建文四年(1401年)，解缙再次被召回京师，可刚一到任，建文帝就倒台了。此时的解缙已经不是当年“一根筋”的傻小子了，经过几年冷却的他似乎悟出了处世之道，变得“成熟”起来。
首先，解缙学会了审时度势。建文帝即将倒台之际，几个同榜好友密谈何去何从。解缙陈说大义，似乎要和“叛贼”朱棣不共戴天。可是谈话结束后，解缙就连夜收拾包袱，率先跑到南京城外投降了朱棣。
接着，解缙学会了抓住机遇，识时务者为俊杰。朱棣准备登基前，请方孝孺草拟《登极诏》，结果被方孝孺骂得狗血淋头，方孝孺因此被诛十族。解缙却不惜名节，欣然接过这笔“业务”，从此平步青云。朱棣即位之后，解缙马上从翰林待诏升任翰林院侍读，之后受命入直文渊阁，成为朱棣的心腹成员。《明史》记载：有时深夜了，解缙还能进宫，朱棣在上床睡觉前，还给解缙赐座，让他坐在自己床前，共同商议国家大事。
按说蜕变后的解缙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大几年轻时曾经是君子的，骨子里很难彻底小人化，自我改变的结果往往是“半生不熟”，在别人眼里是个需要提防的“狠角色”，实质上又不具备小人的“核心战斗力”。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召解缙入宫，不知道是第几次磋商立太子之事。这次朱棣流露出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的意思，解缙一句“好圣孙”，让朱棣想起了自己最宠爱的孙子朱瞻基(长子朱高炽的儿子)，于是朱高炽的太子之位保住了。此时的解缙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智慧，似乎看到了太子即位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可是他没有意识到，在朱棣印象中，他已经是一个需要重点提防的人。大凡皇帝，尤其是独裁欲极强的君主，往往最不能容忍身边有人在皇权继承、归属问题上耍小聪明。
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其时朱棣北征未归，解缙拜见完太子朱高炽就回地方去了。朱高煦趁机向朱棣进言：“伺上出，私现太子，径归，无人臣礼!”解缙因此下狱，最后惨死。
君子难当，这是人所共识；小人也难当，却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想保留一点正直人的底线，又想像小人一样活得“滋润”，最终往往“博二兔，不得一兔。”
从“术”的角度看，君子难与小人斗。不过当小人需要有“别才”，假如你内心善根太深，“资质”上并不具备小人之“才”，就不要“东施效颦”，免得落得不伦不类的下场。
现代社会之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某些很纯粹的老实人，虽然他们可能一直被人瞧不起，但人到中年之后，许多可以按部就班地当上中层干部。而某些始终在折腾的“聪明人”，有的一生起起伏伏，境遇还不如那些“无用”的老实人：
民国报纸的那些绝妙标题 刘继兴
“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好一半文”，读者打开报纸，要看什么，先看什么，取决于标题。旧中国的老报人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有不少神来之笔。
上世纪30年代，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一年清明节去岳麓山扫墓。官方要求各报须及时配发新闻，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纷纷涨价。《新民报》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
1947年5月8日，《文汇报》把国民党政府查禁《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四川省府购买《伟大的蒋主席》一书配发给公职人员这两条消息合在一起编发，加了这样的标题：“《袁世凯》要查禁《蒋主席》必须读”。
解放战争时期，湘鄂的国民党报纸常刊登贺龙被活捉枪毙的消息。一天，某报又受命刊登这一“新闻”，原标题为“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结果，出报时，变成“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
在标题制作方面最有成就的当属老报人张友鸾。《新民报》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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