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举吉林乾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青年理论、评论家班学员。先后在《散文海外版》《作家》《散文选刊》等四十多种刊物上发表各类文字近百万。曾获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全国电力系统优秀著作奖等，代表作《玉米大地》。
在所有的事物里，只有粮食让我不敢俯视，只有粮食如流动的水一样，在时间的河床里承载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以及我们寻而不得的道。
那些真正的粮食生产者并没有闲情逸致和你讲这些空而又空玄之又玄的道理。他们沉默而又执着，如一批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年年涉过北极冰水的驯鹿，在岁月和生活的洪流里把握着自己那把握不定的命运。
土地，是上帝与人类的一份契约，而粮食则是那份契约中最主要的文字和内容。一切规约并不是没有注明，只是没有显现。凭借人类的心力，我们只看到了许诺，却看不到许诺背后的条件及罚约。
倬彼甫田，
岁取十千。
我取其陈，
食我农人。
自古有年。
今适南亩，
或耘或耔，
黍稷??。
……
――《诗经?甫田》
比诗经更加古老的粮食，总是在大地上留下青葱而富有活力的踪迹。
春天以来，我一直寻着那些绿色的线索，远离城市，远离自己早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行走在乡间、田野，与那些庄稼以及与庄稼一样的农民结伴、为伍。从种子落地到漫山遍野的浓绿如染，我已经涉足了大半个中国的广大农村，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河北、内蒙古……询问并思索着粮食。
这是北方的八月。
我在吉林省一个叫做乾安的小县停了下来。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是我生命的家园。在这里，我和庄稼一同在土地上生长，了解每一棵庄稼的生长过程，就如我了解我们自己的成长历程一样。
熬过了一个短暂的春旱之后，大片大片的玉米早已经开始疯长，不知道在哪一天，它们已经把自己的高度拔得超过了那些伺弄它们的农民。一望无际的松嫩大平原上，到处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姿。绿油油的叶片和紫红色的雄缨，随风舞动，在雨后的蓝天白云之下，酝酿出一派拟人的情韵。
有时，它们极像农人们满身力气茁壮成长的儿女；有时它们又像大地的手臂，意味深长地向天空举起。很多的时候，它们与那些葳蕤的蔓生植物以及早已经长高的树木们联合起来，把零散分布的村庄、村庄里的农舍，团团环抱。那姿态很像一个满怀深情的妇人紧紧地用手臂护住自己的孩子。
这情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现在的居住地，那些裸露着的楼群，那个在多雾的天空下显得形影孤单、突兀嶙峋的城市，它的生硬、冷峻与眼前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多年之后，当我再一次关注我们曾经不以为然的粮食时，我走访了很多与粮食有着直接关系的人们，包括省、部、市、县、乡、村的各级领导，包括那些每天与庄稼或粮食形影相随、忧戚相关的农民和工商界人士。我查阅了古今中外各种身份的人对于粮食的理解、认知和论述，又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终于发现，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们，原来对粮食竟然是如此的浅薄，如此的无知。
我的脚，在行过了千万里路程之后，又重新站在了人生最初的起点。
作家阿来在他的《大地的语言》里说得好：“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当然，人也不能够靠吃钢铁、汽车、轮船、航母或飞机大炮而活着。当人们坐不上汽车时，也许哪里也去不了，但当人们没有粮食（说粮食不如说食物，因为很多人已经不再把粮食和食物在直觉上等同起来，他们会认为他们吃的是鸡腿、饼干、三明治而不是粮食）时，却是哪里也不需要再去了。
事实上，庄稼与庄稼，粮食与粮食本身也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质，它们都是那种具有永恒性的事物。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过头来才发现，尽管地上的庄稼没有一棵移动了自己的脚步，但庄稼能够走到的地方我急切的脚步仍然永远无法抵达，庄稼所走过的里程仍然多于我所能够行走的千倍万倍。虽然它们已习惯于沉默无语，虽然它们习惯于静虚守恒，但它们却能够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和声势，迅速地将广大的时空占领。它们的叶片一直沿伸至地极；它们的根须一直触及人类最深远的历史。
在所有的事物里，只有粮食让我不敢俯视，只有粮食如流动的水一样，在时间的河床里承载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以及我们寻而不得的道。
然而，那些真正的粮食生产者并没有闲情逸致和你讲这些空而又空玄之又玄的道理。他们沉默而又执着，如一批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年年涉过北极冰水的驯鹿，在岁月和生活的洪流里把握着自己那把握不定的命运。
短暂与永恒
当我在老家早已经改变了旧有界线的农田里找到本家四叔的时候，他正拄着一柄锄头站在那块素有“西南山”之称的沙岗地边，穿一件深蓝色但颜色却褪得已不像蓝色的汗衫，定定地望着远方发呆。
四叔老了。
唐朝的贺知章老先生曾有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写阔别后回乡的沧桑感慨，读了很多年，一直觉得自然真实。但当那天我见到了四叔后，就便觉得贺老先生的诗有着主观臆想的成分，或太过自恋。故乡久别，面对那么令人震撼的变化哪有工夫和心情先打量自己一番，再者说，你又没有随身带着镜子，怎么就一下子就“见”到了自己的两鬓白发？我见四叔的时候，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沧桑紧紧抓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办法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一刻，我仿佛被岁月吸附、融化，有一些清澈单纯的情感突然被他突兀的衰老击碎，如一滴水在一块坚硬的石上飞溅成雾――
我的思绪不能不回到从前，回到四叔和父亲都年轻的那个从前。那时，四叔和父亲一样，活得如那片土地上最茁壮的庄稼。在每一年的春种秋收之间，他们的身体和力气似乎都会和他们手下的庄稼一同生长。到了秋天，他们的庄稼则纷纷倒在他们的手上，而他们自己却毛发无伤。俚语里有“不是冤家不聚首”的说法，我觉得农民与庄稼之间难舍难分的缘分，让他们成为天然的配伍，就像隔着物种的血亲一样，相互依存，又相互伤害，爱与恨胶着于一处，难以剥离。每一天，他们做着难以回避的较量。每一年，庄稼们在经历了与人的身体及情感的碰撞之后，被它们的对手放倒；每一代，农民们在经历了许多次春种秋收的轮回之后，又倒在了庄稼曾经倒下的地方。
其实，从本质上说，人类在所有的天造之物当中，并不具有超越生命规则的特殊性。我们原本来自于泥土，迟早有一天也要如庄稼一样被那看不见的手所收割，也要回到泥土之中。
四叔年轻时是一个可以用英俊一词来形容的农民。卧蚕眉浓密剑直，丹凤眼清澈锐利，红红的脸膛在阳光的暴晒下长年保持着近于紫铜的赤色，如果再加一把飘飘长髯，一定就是《三国演义》里关云长的形象。其实，在土地上，他就是手执一柄锄头、一把镰刀所向披靡的英雄。年轻时的四叔饭量大，如果有饭可吃，一顿能吃四个玉米面饼，外加一大碗高粱米水饭，吃起饭来虎虎有声。如果赶上四婶生气或心思不顺，一定就会在一旁向四叔甩过一句气愤的抱怨：“像是在吃冤家”。那时候农村赤贫，就连一个种地的人放开肚皮吃顿饱饭都是件奢侈和过分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清楚这句话的本意。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似乎更加贴近农民与粮食之间的本质关系，他吃进的东西，就是他的冤家。在农村，在土地上，庄稼就那么一年年地种，粮食就那么一年年地收，当粮食破碎人口葬身人腹时，虽万死不辞，却灵魂不散，以滴水穿石之功温柔地向人一日日讨要着他所欠下的命债。
许多年就这样悄然过去。在四叔脚下枯黄又仆倒了几十次的庄稼仍然如多年前一样青青葱葱地挺立着，四叔却一点点弯下了自己的腰。四叔那曾经锋利飞快的牙齿，如今也在那么柔软的粮食面前望而却步，他已经能够感觉到那些粮食对他胃口的反抗和抵触，他已经不敢、不能够一顿吃下四个玉米饼了。
我问四叔这么大岁数是否还能干得了农活时，四叔微微地笑了一下，微笑里不经意地流露出几分羞赧。这转瞬即逝的羞郝里隐藏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是不是战场上的将军在垂暮之年也同样会有的一种情感？人老了，虽然不再与敌手对阵，虽然不再有刀光剑影的考量和一决雌雄的催逼，但却在长久的闲置和沉寂之后，毫无疑议、无声无息地败了，败给了时间，败给了岁月，被时光的化骨绵掌打成了不中用的废人，如一把生出了绿锈和霉斑的剑，如一把卷了刃锛出豁口的镰刀。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庄稼和粮食就是他的岁月。与其说老了的四叔败给了岁月，还不如说他败给了他的庄稼与粮食。
这一切，也许并不在四叔的思想体系之内。命运或事实，更多的时候并不是用来思考和议论的，而是用来供人们无声地接受。作为一个农民，已经习惯于简单地生活，简单地交流，简捷地回答问题。四叔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了我自以为很沉重的询问。
四叔说这些年种地不用花什么力气，他还行，砍一砍大草什么的还将就。然而，紧接着，他就悠地叹了一口气说：“不行了，老了”。在一个老了的农民无懈可击的简单中，这前后的心口不一，是一个很大的缺口，从这个缺口中，流露出四叔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时，一阵风吹过，他脚下的庄稼连同他身上的旧汗衫轻轻地泛动，起了不易察觉的涟漪。我不知道那些庄稼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灵性，如果有，我们就有理由把它们叶片的轻舞看成某种顽皮得意的窃笑。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四叔在扛着锄头引我向家走时，又端出他说了差不多一辈子的成语，但他的神情很显然与往常并不一样，我能感觉出他语调的沉郁与哀伤。
“你大姑父去年已经没了，我这辈子看样子也就快到头儿了，有血肉的人到底是熬不过这些不喘气的东西呀”。我知道，四叔所说不喘气的东西是指那些庄稼。四叔小时候念过一些书，所以就有别于家乡的一般农民，说话时总像是有很深的感触，也总是要用一些准确或不太准确的文词儿，比如，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许多年，我一直搞不清这句话从四叔口里说出时，它脱离了具体语义的情绪指向是什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摇摆不定难以把握。但简单一点地概括，差不多也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在年轻时说这话，大约总有一点得意于自己生命的长久，进而反衬出那些庄稼那些草本植物生命的短暂；而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年事已高的时候说这话，大约就流露出一个老人对生命流逝的无奈与悲观，感叹自己这一生其实并不比那些短命的庄稼强许多。
然而，我能够看到的事实也许要更加残酷一些。那些短命的庄稼势必要在大地上站立坚守到四叔彻底倒下，并且就算又一个四叔在地上生出并最终倒下，它们仍将站立，它们会一直坚持到永远，一直笑到最后。
几乎在突然之间，四叔就谈起了死亡。
他说：“人这一辈子，就是那么大‘疙瘩’事儿，到头来两眼一闭两腿一蹬，落个清净。”入家门之前，他特意带我拐向房山的另一侧，指一指苇草下那摞厚厚的红松板材，对我说：“你看，我把后事都准备好了，做棺材够用吧？。”我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愣愣地看了看他，猜想着他的用意和心情。
一个七十岁的老农民，一边扛锄去田里铲地，一边准备着自己的后事，应该叫勇敢还是叫达观呢？想来想去，或许最应该的是叫无奈吧。然而此时的四叔，脸上却没有一点无奈或不愉快的神情。
就如我猜不透他的心思一样，他也猜不透我的表情。于是他还是沿着自己的思路接着说：“农村人就这样，到了年岁，随时就得准备撒开这个手，北屯的老周头儿都七十五了，活兔一样，天天去田里干活儿，十天前突然就没了。头天晚还吃了三个馒头，谁想，第二天早晨就没起来。”
“死了，死了，一埋了之。一死，拉到炼人炉一炼，回来装棺往坟地一埋，这一辈子就算到头儿了。现在农村不像过去。现在死了人不让土葬，谁要是不炼，从棺材里挖出来，也得回炉重炼，才让装棺立坟……”
四叔的话语如一阵冷飕飕的风，吹过了我的心头，也吹过院前园子中各种挺立、蔓生或正开着花的植物。眼前的蓬勃与生动如一场热闹的戏剧，让我想起了许多退到后台或消失在泥土之下的人和事物。
静止与流动
与四叔回村的路上，遇到了一辆来村里收粮的汽车。如今的粮贩子变得“文明”、文雅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敲一只铜锣，扯开嗓子满街喊，收粮哎，收粮哎。他们换了方式，在汽车的横栏上支一个条幅，上书“收玉米每斤一元零二分”，然后在当街（就是村里宽阔显要的路边）停下来，守株待兔。表面的平静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胃口。我向四叔询问，这个季节怎么还有粮可收，四叔只懊丧地哼了一声。一会儿的功夫，就有人肩扛手拎大袋小袋地从各个看不见的角落里聚拢来。
四叔的玉米早在去年秋粮刚下来时就卖净了。四叔说：“这老农，除了种粮，什么都不知道，不但庄稼能不能丰收不知道，就连粮食能卖多少钱也无法知道。眼看着苞米从去秋的四毛七涨到现在的一块多，只能干瞅着”。
四叔说话时脸上有浓重的阴郁：“我和粮食打了一辈子交道，到老也没把这粮食上的事儿整明白”。
正在这时，四叔的小儿子赶着十几只羊从外边回来。四叔告诉我：“这就是你在长春的那个大哥，这是你老弟，叫三子就行”。还没等四叔介绍完，三子就接上了话茬，连说知道知道。看样子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我似的。其实，我离开农村时他还没有出生，离乡后没再回去过，又没有和四叔有过音信往来，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相互关联的信息。显然，三子的出现，让四叔打开的话匣子立即关上了闸门。中间有好一会儿的冷场。这期间我就在三子的身上寻找我们家族的印记，或者与四叔有关的生命信息。但是什么也没有，除了姓和名字，在三子身上找不到一点儿与四叔相像的东西，更不要说什么家族印记。
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三子，让四叔尝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挫败感。三子是一个与土地和庄稼毫无缘分的人，用四叔的话说“种啥啥瞎，栽啥啥死”。鬼精鬼灵的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种成过一垄地。和四叔一起种地，他种出来的庄稼就是不打粮，用农村的话说：“邪性”。没办法，他只好放下锄头去放羊，忙时帮四叔铲铲地，秋收时割地打场卖卖力。三子说起庄稼时，比他爹说他时还要气愤。三子说：“那该死的东西，别看它们不走不挪，耍起来比会跑会跳的牲口还驴，我倒霉，就是逮不着那四处乱窜的玩意儿。”
三子说那年刚分地，抓阄抓到了西下洼子，本想那个十年九旱的地方，抓了一块洼地就如废铜滥铁堆里的“狗头金”，结果，就那年水大，雨一场接着一场地下，一个夏天下来，那片地就变成了涝洼溏，春天下种时连做梦都想的好收成，活活地泡汤了，哪还有粮食可收，那些粮食都顺雨水渗到地垄下面的土里，让土给吃了。
那年，听说美国的苞米种子能打粮食，三子现从南屯老李家花高价匀（从别人手里转买）来，倒是好，别人种的苞米长到了齐腰深，他种的苞米就长得过了人，以为那年算是“掏”上了，结果上了秋，还是不打粮，三子的苞米只长杆儿不长穗儿，杆儿长到了天上，想象中的粮食却仍在土里没上来。
那年……三子不停地说，像文革时开谁的控诉会，苦大仇深的情绪，控诉着土地和庄稼，数落着它们对他的种种不够意思。后来又说起了闹蝗虫，他说，他的粮食都随蝗虫逃走了；说起那年大旱，他说，他的粮食都化成了汽，升到天上去了。他正说得起劲儿，四叔便在忍无可忍中狠狠地戳了他的痛处：“你从来就没有在土地和庄稼上用过心，还想在土地上得到好处，那不是痴心妄想”。“光用心能当个屁！南屯刘二毛子对他媳妇用心，怀里搂着怕挤着，嘴里含着怕化掉，干了一天活儿回来不但没饭吃还得给她洗脚，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跟收粮的老客儿跑了。再者说，你倒是会种庄稼能打粮食，又能当什么用，不是卖不出粮，就是卖不出钱，到了，还不是一样的受苦受累受穷！一个农村人能看多远，有啥能耐，咋整能整出个名堂，咋整能整过那个穷命！”
争吵中的三子，像斗鸡场里的小公鸡一样，面色赤红，斗志昂扬。言语中完全没有农民的老实木讷，看起来倒很有几分在台上演讲挣讲课费的教授的气派。也许正是这长期的失败打击，让他变得比一般的农民对命运更加敏感，更加警醒。虽然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四叔那样对土地有着更多情感的农民，但却不得不赞同三子对土地和粮食的冷静审视和对农民自身局限的反思。
北方的八月，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放眼望去满目都是庄稼的翠绿，但这也是农事中最不确切的季节，毕竟，庄稼并不等于粮食。这时的粮食就如落在枝头的鸟儿，可去可留，随时都可能飞走。即使是到了秋天，粮食已经落入了你的口袋，它们也不一定老老实实地呆在你的仓里。粮食并不是死物，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比庄稼更灵动更难以把握，能够使它飞走或流动的力量更大，因素更多。
榆树县黑林子乡的老胡，人民公社时当过几年的队长，一生与粮食打交道。虽然到了晚年仍然放不下手中的锄头，但对粮食的难以把握却感触良多。我们去采访时，他几乎是一见面就脱口而出：“种粮不如养狗”。问其缘由，老胡解释说，养条狗，不管穷富它都会跟定你，你高兴时它对你摇尾巴，你生气时打它都不走。可这粮食，谁有钱谁有势它就听谁的，跟着谁的心思走，粮食不成全种粮食的人呐。
老胡说，说起过去农村的那些事情都能把人“憋屈”死。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生产队年年都打粮，好年景打的粮食都能堆成山，可就是不让吃，农民要按国家要求把粮食交上去。眼看着整车整车的粮食被拉到别处，就是吃不到自己的嘴里，最后还得挨饿，饿得不行时，就把苞米叶子和苞米瓤子磨成粉当粮食吃。吃完了拉不下屎，人人脸上都浮肿，没劲儿，干不了活儿。晚上做梦，火车的轮子就在头顶转呵，轰隆隆，轰隆隆，车上拉的全是黄澄澄的粮食，没完没了地往远处运。心里不舒坦能找谁说去，谁让咱是农民。后来，总算盼到承包到户，粮食够吃够用了，可卖粮又成了问题。你需要它走的时候，它又走不动了，眼看着金灿灿的粮食堆在那里变不成钱，并且在一点点地起斑发霉。
老胡的这些想法和情绪我能理解，毕竟，他是一个一生都没有走出乡村几次的底层农民，论见识、论觉悟、论气量，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约也就说得过去了。老胡的困惑，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农民自身的局限，知识、视野、文化…… 在粮食流转的大江大河里，榆树那样的小地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水沟。如果把观察粮食的时间结点放开，站在人类历史上看粮食，把观察粮食的视界放开，站在世界的高度看粮食，看粮食在人类发展进程里掀起过的惊涛骇浪，看粮食在世界各国经济及政治舞台上引发的剧烈风暴，看粮食所过之处的财富积累、水土流失和隐形战争，恐怕老胡就得倒吸一口凉气了。
是的，从古到今，粮食很少能够处于静止状态。粮食的相对静态是一种理想，就像我们所向往的田园牧歌一样，更多的时候存在于梦境与想象之中。但粮食也不应该过分地动，粮食的过分流动或炒作往往给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带来错觉或错误的信息，最后将致使粮食因缺而过多，又因多而过少，忽高忽低，波动异常，不但不给我们带来益处，反而在一定的时候造成祸患。
只有那些风平浪稳或微波不兴的流动才是粮食应处的最好状态，只可惜，历史上这样的状态并不常见。这种相对的静态或小动、文动，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也只有那么明确的几次，是洪水未至或洪水过后的短暂间歇。那也都是被人命过了名的，一般被史学家称做什么什么之治。至于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历史，不知道后来的人会不会也给我们一个什么命名。但历史永远是对后来人才有一点或有或无的意义，对于我们，怎么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现实之中，我们很难靠“说法”而存在。
显现与隐藏
父亲在世时，曾经讲过东屯谢大娘的故事。
农村人过日子仔细惯了，穷时省吃俭用，好一些时候也仍然是一分钱掰两半儿花，一块肉咬开分两次咽。谢大娘年轻时过了很多的苦日子，老了见一点儿强，日子渐渐地有点模样，要米可以有米，要肉也可以有肉，但几个儿女从小让谢大娘带得比他们的娘还会过百倍，有钱攒着大用，有鸡留着下蛋，仍然坚持过粗茶淡饭没油没水的日子。偏偏这谢大娘老来添彩，胃口变坏，吃不了玉米面的饼子和粥，一吃就吐酸水，胃“贼”疼。几个孩子张罗说媳妇的拉开架式要说媳妇，张罗盖房的铆足了劲要盖房，没人有闲心过问谢大娘的身体。一个穷人家，有一点钱八百六十个用场，哪有精力管那小小的胃酸呢。就这样，谢大娘就一天天萎靡消瘦下去，人变得阴沉又恍惚。忽一日，谢大娘从床上爬起二话没说，到鸡窝就抓出一只母鸡剁掉?了，自己吃。儿子过来问，妈，下蛋的母鸡好好的怎么杀了吃？谢大娘说，这些天连着做一个梦，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在梦里对我说，我前世是棵苞米，这辈子不能老吃苞米，那是作孽呢。所以我不能再吃苞米了，得吃肉，饮食要避开粮食。儿子也没说什么，转身走了。过两天，谢大娘又杀鸡了。再过两天又杀了一只……家里二十几只鸡最后让她杀得只剩不到十只。大儿子坐不住了，过来对谢大娘说，妈，我昨天也梦到那个白胡子老头儿了。他让我告诉你，咱家的那些鸡因为吃苞米长大，都被苞米附了体，吃鸡相当于吃苞米，也作孽，他让你以后吃高粱和白菜。谢大娘听了，号啕大哭：“儿啊，你不知道吗，那高粱和白菜都是苞米的亲兄弟呀，更吃不得，你这不是不让娘活吗？”
我每想起这个故事，都会对农民的际遇与命运有很深的感慨，但捧腹之余，仔细想想，谢大娘母子所说的话里还真蕴含一些鲜为人知的道理。
蔬菜和水果不是粮食，但蔬菜和水果可以直接入口，充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它们可以直接取代或实现粮食的功用。并且种蔬菜、水果的土地都可以用来种粮食，如果那片土地上不生蔬菜和水果的话一定会生出粮食。反过来说，如果种粮食的土地上种上了蔬菜、水果，应该出产的粮食就得相应地减少，因为这世界什么都有可能膨胀，只有地球的大小不会膨胀，其上的土地面积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我们在山东省采访徐士亮老汉。我问他的地里种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自己的土地。结果他并没有按照我的思路回答问题，而是站在麦草垛边给我算起了他家的账。他说他原来种粮，现在种果儿。种粮时每年能收两茬庄稼，每亩地大约收九百到一千斤玉米，六百斤小麦。如果按玉米九角一斤，小麦一元一斤算，每亩的收入大约也就是一千六百元，农业直补，只有麦田有，一百多元钱。那就加上直补一百元，去掉成本，纯收入应该在一千二百元左右。原来他家里有八亩地，四亩果园，四亩粮田。后来发现种粮田不赚钱，就把另外三亩粮田也改成了果园。果园效益可观。一般的年景，一亩毛收入一万元钱，两亩净剩一万五。三亩粮田改造的果园将来会更好一些，每亩能出果一万五六千斤，平均价格两元左右。这样的账摆在我面前，我还用问为什么他要放弃粮食而种苹果吗？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算自己的账，什么能赚钱就种什么嘛。在中国，像他这样的农民到处都是，从一些中央及地方媒体的报道看，这类农民因为自己找到了挣钱的路子，不让国家操心，应该代表了一种先进方向。当我们在山东的其他地方，烟台、新河、昌邑、淮坊、寿光看到的也到处是果林和菜棚。沿着山东的环岛高速公路，一望无际的果林，正在没完没了地沿着海岸向望不到尽头的远方延伸，苹果、桃子、樱桃以及分不清种类的各种果树遍布山野。而在寿光，在那个称作全国最大菜篮子的地方，我们则看到一眼望不到边，一个挨着一个的塑料大棚，以及按果菜品种和行政区划而确定的各类蔬菜批发市场。用媒体语言说，山东省已经实现了农业经济的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
不仅仅是山东，陕西、河北、宁夏、甘肃以及南方各省的很多农民都开始放弃基本粮食品种的种植，纷纷搞起了蔬菜、水果，原本长着庄稼或应该长着庄稼的地方，长满了果子和蔬菜。每一个省、每一段公路两边都分布着各种各样的瓜摊、果摊和采摘园。
陕西省周至县，是八百里秦川的中心地带，是中原的中原，自古以来都处于中国农耕文化的中心。我们采访的翠峰乡丁家凹就坐落于昌公塬的北缘上。虽然叫凹，却在塬上。丁家凹的村委会主任丁炜平是陕西省小有名气的乡村作家。他毕业于陕西省农业学校，是这个县唯一一个具有大专文凭的村干部，不仅对农村和农民的情况了如指掌，且对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有着较深入的思考。这是一个不仅会种地而且还会思考的农业工作者。据丁炜平介绍，他们这个村，一共一千四百多口人，平均每人一亩半左右的地。而他自己拥有着一亩半粮田和三亩杏树园。他这个粮食和果园的比例差不多就代表了这个县的粮菜比例。据初步统计，周至县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改种水果了。公路两边如海洋一样的猕猴桃，让很多农民当年致富，而那些仍然在种粮食的人却还在温饱线上徘徊。
还好，一切还都不算糟糕，这些东西终究还没有偏离人们的基本生命需求，并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需求层次。如果按照当下的时尚来命名，叫做农业产品的多元化，我可以再给它加上一层，叫做粮食形态的多样化。
在丁家凹的那次采访即将结束时，丁炜平突然有一点神秘兮兮地问我，你说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满世界都是水果和蔬菜呢？我笑笑，没有回答，因为他比我更加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农村工作导向。我想，也许永远都不会；也许，现在正在往那一天靠近。
是的，森林也不能算作粮食。但不“退耕还林”森林面积就不会恢复，以中国为例，至2010年实施生态退耕，包括退耕还草、退田还湖等途径，全国总的退耕面积要达到三百四十七点八万公顷的规模，这比《1997-2003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二百一一点七万公顷有了更大的增长。也就是说，届时就会有相当一部分粮食消失或隐藏在湖水、树木当中。
中国吉林却有另一种景象：当地政府正在把目光投向西部多达一千多万亩沙化、碱化的“不毛之地”，实施土地整理和粮食增产措施。未来五年吉林省将围绕荒地开发展开十大工程共计二十九个项目的建设，包括灌区改造、全程农业机械化、良种研发、生态保障等，总投资将达二百六十亿元人民币，形成新增一百亿斤粮食的目标。
当然，那些鸡、鸭、猪、牛、鱼也不是粮食，但据专家们统计，世界上每出现一斤供应市场的肉类平均就有五至七斤粮食被消耗掉，其中每生产一斤牛肉最多可消耗七斤粮食。那些动物，原来竟然是体积更加巨大的粮食。所以有人很形象地形容，小鸡，不过是长着羽毛的大豆。以此类推，我们完全可以说，牛是会哞哞叫的大豆；鱼是会游泳的玉米……
一杯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摆在我们面前，那棕黑的颜色，那泛着泡沫的形态以及说不出什么感觉的味道和口感，能够让我们想到它与粮食有什么干系吗？对于这些疯行市场上的可乐，我们只知道到处是它们的广告，到处是装它们的瓶子，却很少知道它们的主要成份――HFCS，即一种经过复杂处理而得到的高糖玉米汁。它的加工过程是这样的：通过一个叫做湿磨制(Wet Milling)的程序，玉米先被晒干、分类，硫磺酸中浸泡；种子中的细菌被杀死，然后是冲洗、过滤、脱水，再在弱盐酸里加热，最后制成玉米汁。这时，净化和处理后的混合物的甜度相当于糖的四分之三。要提高甜度，可以在混合液体中加入酶。使之发生化学反应，以提高果糖含量，然后，通过蒸馏和浓缩。把甜度提高到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同时，含量为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果糖被稀释，即达到了HFCS中百分之五十五果糖含量的工业标准。之后加上水、赖氨酸、柠檬酸等各种添加济之后便制成了某某可乐。总之，不管怎样折腾，它终究还是身经百变的玉米。
至于医药、淀粉、酒精、乙醇汽油等等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就更不需要一一列举了。
无处不在的粮食，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细密地分布在我们的生态及生命系统内外。如果有那么一架特殊的透镜，成够滤掉世界上的一切明处或暗处的手，一切力量和物象，只看粮食的消长与波动，那么呈现于我们眼前的，肯定是一个海洋或一个纷繁复杂的水系。它的潮起潮落，它的此长彼消，它的忽隐忽现，一定比我们身上的血液循环系统还复杂，比我们的神经系统还丰富、敏感。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 则恒无欲也，名可于小。万物归焉而弗知主，则恒无名也，可名为大”。这是《道德经》里的话，纵然是如此难于理解的道理，也只能解释粮食的表层问题。但凭我浅薄的阅历和见识，也总是能够感到我们的国家这个领域里的声音太杂太乱。很多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各执一词，却没有谁能够真正地说得明白。我们所面临的粮食，真的需要有更高深的论道者，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理论家。
祝福与诅咒
现在，我站在一片有“蒙荒”之称的原野之上。
这一片在几个世纪里断续收留过很多北方民族的土地上，如今已经遍布人迹。一望无际的农田和农田间遥相呼应的泡沼以及沼泽周边半碱化的草原，豁然地铺展开来。雪白的流云，在天空里变幻着各种形态，仿佛在涂抹，也仿佛在叙述着这荒野的历史。
在这样开阔的天地之间，一个世纪，也许只是悠然的一瞬，相当于某个安恬的中午一个困倦的农人坐在他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小盹儿。
然而，只有在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一幕发生之后，这片土地的故事才算有了真正的开始。那以前，这片土地一直被称作处女地。
锋利的铧犁就那么突兀地插入了黑色的泥土。
这是一个开端，这是一个仪式，一个请求，一个叩问，一个怀有某种美好愿望的入侵；是落在一页白纸上的第一个字。当第一条田垄被划开时，这一片亘古沉睡的荒原，便敞开了自己的胸怀。黝黑油亮的新土、芬芳浓郁的气息，汹涌澎湃地占领了人们的视线和嗅觉，使他们的生命及灵魂被感动充满，一双双企盼和寻求的眼睛一下子流溢出了泪水……
一个世纪以前，我爷爷那辈子的人，第一批来到这片土地上垦荒的先民们,一定会清晰地记住这难忘的情景。他们不会不知道，他们眼前的一切意味着什么。那是人与大地的对话。那翻开的泥土就意味着茂盛的庄稼，就意味着金色的粮食。那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安慰、承诺和祝福。
那是慷慨的接纳。母亲般慈祥，情人般温柔。于是那些旷日持久行走在流浪途中的脚步，结束了无休止的奔波，在土地上停歇下来。从此他们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把这片土地叫做自己的田，自己的家；他们可以把积了半辈子的抱怨、失意、愁苦、愤懑从自己的肩上卸下来，随意堆放在土地上任意一个角落。
当然，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拥有着独立意志。他们可以躺下来指责天空的过失，抱怨过少的雨水或过早的冰霜，他们可以像找到了失散已久的母亲的宠儿般在土地上做下蛮横、放肆的事情，他们甚至可以在不高兴时毫无顾忌地流露出人类所固有的劣根性，考虑背叛和离弃大地，因为他们在拥有了土地的同时也就拥有了背叛的资本。
然而，土地始终会保持着它的沉默。
土地，是上帝与人类的一份契约，而粮食则是那份契约中最主要的文字和内容。一切规约并不是没有注明，只是没有显现。凭借人类的心力，我们只看到了许诺，却看不到许诺背后的条件及罚约。人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忘记了，祝福的背面印着诅咒。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首先看到的却是最初的富足与繁荣。第一批垦荒者，在春天把汗水种进黑土后，果然在秋天到来时收获了遍地金色的惊喜。那时的土地，如奶水丰沛的少妇，只要你一张口，摆出一个吮吸的姿态，就得到流不尽的乳和蜜。大片的沃土良田，几千年的地力积蓄，根本不用忧虑收成，只愁人手不足，只愁力气不够。只要有人肯在这片土地上躬下身来，付出你应该付出的劳苦，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雇主或雇工，都会得到大地的恩赐。那年年得见的金灿灿的粮食可以作证。
据说，那时能够种得起两户（每户十顷）田地的承租人，赶上好的年成，不但可以保证自家及雇工的口粮年用有余，而且还能够加两匹马，拴一挂车，腾出余钱给儿子说一房媳妇。但那时并没有谁可以不下田劳作，那些农民出身的土地租种人，见到了土地就如中了咒语一样，不让他们下田劳动他会觉得很可耻。
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大地仍然保持着它原有的沉默，而粮食则一会儿如天使，一会儿如魔鬼，在人与大地间神出鬼没，执行着奖励与惩罚，祝福和诅咒的双重职责。似乎也只有粮食没有忘记人与上帝之间的那份合同，那份在人们的眼里变得越来份量越轻的合同。在一个世纪的指标变化中，忽隐忽现的粮食已经作为某种文字，已经在这份合同上分别记下警告、教训、惩罚、诅咒、解除合同等不同级别的惩戒。而这些惩戒的承受者和执行者大都通过人类自身来实现，除了粮食，我们看不到另外一只更加严厉的手。
爷爷在世时，经常讲起发生在故乡土地上的各种灾荒和祸患。
爷爷讲故事时习惯于直接讲到结局。他说，最早的那批圈地者，最终只得个地主的虚名，不但不拥有一寸土地，而且每天要接受着另一群曾受过剥削，一无所有的人们的管制和批斗。我曾经无知地问过爷爷其中的缘由，爷爷的回答很简单：谁让他们拿土地去盘剥别人了。
这是一个问题。如果站在人的立场上去想这个问题，那些人那么做也许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强者嘛，在人类的逻辑中，强者就意味着比弱者拥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只要站在土地的立场上去想，他们就犯了难以饶恕的过错。因为大地是公义和公平的，大地的本意是要平等地养育其上的一切生灵。大地不允许一个物种以大地为借口去剥削另一个物种，不允许一群人以大地为借口去盘剥另一群人。任何一种形式的剥削，显然都是以公义为要约而行不义，是对大地的曲解和亵渎，定然要遭到大地的责罚。
爷爷曾不止一次地说起那些土地上的“新主人”。那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事情。爷爷说，那些自称为土地的主人的人，其实没一个真正拿土地当回事儿，大家心知肚明，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所以就没有人老老实实地面对土地、侍奉土地，而是越过土地把心思和目光转移到支配权的角逐上。斗争，斗争，再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受到了轻漫的土地上不再出产粮食，而出产仇恨与饥饿。
爷爷所讲的事情显然十分局限，因为他只能看到身边，看到本村的那一点事情，他无法知道人类在土地和粮食的问题上究竟有多少过错，不知道人类到底受过多少惩罚。其实不止是他，大多数的人都不清楚，都没有在意过和认真地反思过这件事情。我翻过孟昭华先生编著的《中国灾荒史记》，在一千来页的书上，密密麻麻地印满了我们国家从古至今所受的灾祸。其实那也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更多的都已经被忽略和遗忘。就算是全部，那也只是中国的事情，如果把整个世界所受的惩罚都实录下来，怕是再加上五十倍的文字量也无法记全。我们说的这些也只是历史，如果把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都写下来呢，那就更加难以想象了。面对这浩如烟海的灾祸记录，面对这些难以计数的惩罚，谁敢站出来为人类辩护，大声说人类是无辜的？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合同的甲方，你的乙方有着那么厚一摞的违约记录，你还会和他继续签约吗？我想，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你一定会果断地中止和部分中止你们的合同。
如果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审视土地问题，那么，我们又如何去理解我们耕地面积的减少呢？我们是不是正在不断地做着与上帝部分中止合同的事情呢？
这时，我的眼前突然映现出榆树市委书记李国强的表情，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能够准确地对其进行表达，那应该叫做：痛惜。
那时，我正在榆树采访。当他对我介绍他的那些招商引资项目时，说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项目本身，而是那些项目所占用的土地。他说：“当我看到掘土机挖开那些黑土的时候，我的心是疼的，我真想把那些油黑的土移走铺到另外的地方，再种上庄稼。”我知道那只能是他的一个愿望，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他一个人，单薄的身体里所蕴含的能量远远地逊色于推土机以及推土机背后那些超级能量。但这个市委书记却着实让我感动了很长时间。尽管在汹涌的经济狂潮里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尽管他这种不合时宜的伤感对他的仕途毫无裨益，但最起码他保持着某种朴素的情感与良知。在考虑土地这个问题时，他没有从个人或局部的利益出发，没有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这就决定了他的心意和情感暗合着自然的心意。
这个夏天，当我在农村里到处奔跑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够多看到一些这样的表情。但遗憾的是，我只是看到了大片大片长着庄稼的土地或没长庄稼的土地被卖掉、送掉或占掉，取而代之的是开发区，是楼盘，是高尔夫球场，是各种名目的合法及非法占地，是大片大片的工厂，是各种各样的钢筋水泥建筑。这些年，各地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名，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招商引资，似乎每一个当事人都因为成功地进行了某项招商引资而洋洋得意，因为只要有人把工厂建到了自己的辖区，不管有没有投资收益，不管有没有税收，不管那个工厂能在这里捞几年钱，什么时候转身逃走，只要近期的GDP能上来，自己的政绩就上来了，其他的都可以以后再说。
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又一次与榆树市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李国强上任之初，他就给各乡镇下了命令，一概不准他们招商引资，他们要做的就是面对农民做好服务，想方设法把庄稼种好。这是一个领导者难得的理智与节操，就算我们再缺钱，财政再困难，我们也不应该疯狂到让一些不知道企业为何物的农民去办企业，也不能让一些没有任何商业知识和经验的乡村干部去招商引资，更不能为了一些蝇头小利随意交出越来越珍贵的土地资源，那样做无异于赶鸭子上架，无异于拿肉包子打狗，更无异于不惜卖血卖肾换取一顿酒喝。
在采访过程中，我还看到了大片土地沙化、盐碱化，看到了有一些土地被撂荒。如果说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隐患，有一天都可能演变成可怕的诅咒；那么这些诅咒可能都不是最深最重的。最深重的诅咒不是让土地沙化、碱化或撂荒，而是让土地上长出钢筋水泥的建筑，永远地失去生长庄稼的能力。是的，最重的诅咒并不是死得难看，而是自掘坟墓。
我的姑奶奶，就是我爷爷的亲妹妹，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能有一百岁开外。她是一个心里装着很多故事的人。记得我小时候，只要见到她，她就会给我讲故事。
“孙子呵，过来，奶奶给你讲个故事”。
于是我就悄悄地坐在她的身边，像一只中了魔法后而变得安静的猫。
现在，让我讲一个我姑奶给我讲过的故事。
从前的一个孤岛上，住着五个没爹没妈的小孩儿，吃不上穿不上，过着悲惨的生活，眼看就要饿死了。这时，天上的一个神仙路过那里看到了他们，便发了悲悯之心。给了他们每人一个聚宝盆，但那是几个很小很小的聚宝盆，不能要什么有什么，每一只盆子只能生出一样东西来。神仙说，你们每一个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选择，往后能不能活，能不能活得好，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说完那神仙老头儿就回到天上去了。接过了聚宝盆之后，这五个小孩儿就开始琢磨，眼下正是饿的时候，按理说应该向聚宝盆要些吃的，可是又一想，如果要吃的，就是堆成了山能值几个钱呵，如果向聚宝盆要金子的话，只用一小点就能从别人那里换回吃的，接下来不就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吗？于是，他们每一个都忍住饥饿要了金子。可是，当他们打算拿着自己的金子去其他小孩儿那里换食物的时候，才发现每一个人手里都只有金子，那也不能吃啊，最后五个小孩儿就守着金子活活饿死了……
我并不想用这个带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影射人类最终的结局，我也不想让诅咒最后落到人类的头上，但人类的目光短浅、见利忘义、贪婪和得寸进尺，又常常把人类自己一步步引向迷途，让人们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丢失了最终的目标，又回不到最初的起点。漫长的人类生存经验已经无数次表明，藐视或忽略了生命最基本需求的一切活动，比如孤注一掷地“寻宝”“求财”，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等等的一切活动，都是十分危险的，最终又必被那些基本需求所制约，或被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物所击倒。所以老子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是谓盗竽，盗竽非道也哉！”
“出门在外，进山寻宝要带足干粮”老爷爷又一次在岁月深处发出了叮嘱的声音。他提醒我们，不管你要去哪里或干什么，只有必须随身携带着的“干粮”才是头等大事，也许也只有那“干粮”才是人们最初的起点、最后的目标和不断前行的力量。
那声音一经发出，便如远古的钟声一样，穿透我们的心灵，激起经久不息的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