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新装与“说真话的孩子” 对于类似安徒生童话里“说真话的孩子”质疑的质疑，可以说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童话时代。 在《皇帝的新装》中，安徒生写到勇敢的孩子说出真话后，戛然而止，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现代读者大多会关心“说真话的孩子”是否会受到群臣的责难，因为警惕公权力侵犯个体的利益正是现代政治的热门议题。也有好事者写了续篇，讲述童话之后的童话：“说真话的孩子”受到民众的悉心呵护，并在民意的期待中一如既往地“说真话”。日积月累，当反秩序的行为成了一种新的秩序，“说真话的孩子”也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新皇”。某一天，“新皇”走在大街上，又一个“说真话的孩子”及时出场，并且喊出：“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写呀!”虽然麦田并没有喊出这句话，但并不影响他扮演后童话时代中“说真话的孩子”的角色。
2012年1月15日，麦田在博客中发表《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质疑韩寒的文章是由其父韩仁均和好友路金波代笔，韩寒的形象是2人包装出来的。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韩寒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如今，在后童话时代语境中，麦田――又一个“勇敢的孩子”站了出来，指出韩寒是个没穿衣服的“皇帝”。麦田在博文里说，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时，让韩寒一举成名的《杯中窥人》，出题评委李其纲是韩仁均的同学，韩寒出名其实是“拼爹”的结果。麦田还说，《三重门》之后，路金波是韩寒的背后推手，让韩寒不断骂人，从“骂教育”到“骂文化”，再到“骂社会”，把韩寒包装成为一个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麦田对韩寒博客做了统计，指出韩寒博客2008年“突然转型”，从骂陈凯歌、陆天明、余秋雨等文化名人转而批评社会时政话题。他甚至列出图表，指韩寒在紧张的专业赛车期间，仍然发布了许多批判性的博客文章。从而质疑这些文章是由他人代笔，韩寒背后有一个团队，“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昔日“说真话的孩子”，如今却被当成虚伪的“皇帝”遭到另一个“孩子”的解构。韩寒怒了，被麦田激怒了，他认为这是“有罪推定”。“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他在1月16日的博文中说，“我是一个特别看重职业操守的人，这已经触犯我作为写字人可以容忍的底线……我不说清楚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读者”。于是他采取了一个他认为“幼稚的方法来说事”――悬赏2000万请人来证明他的文章是由他人捉刀的。就在这一天，韩仁均、路金波也在网上回应了麦田。同时，诸多网友卷入论战，事件呈扩大化趋势。
2012年1月18日，麦田致歉后退场，“事了拂衣去”。但事情并未告一段落，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方舟子登场了――这也是一个“说真话的孩子”，而且是专业的。
2012年1月18日至今，方舟子在自己的微博上连续发表《造谣者韩寒》、《天才韩寒的文史水平》、《韩寒的悬赏闹剧》、《论战事件“天才”韩寒的写作能力》、《“天才”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之谜》、《“天才”韩寒创作之谜》、《“天才”韩寒作品分析》等文章，并转发和评论若干他人文章，明确指出韩寒作品“代笔”、“水军”、“包装”。对此，韩寒自行整理了1997―2000年间的手稿、通信、素材本等资料合计约1000页，“我写下的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韩寒认为，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包括《求医》、《书店》、《杯中窥人》、《三重门》等均为自己独立创作，但这些并没有止住论战的脚步，越来越多的网友卷入论战。随着事态的发展超过预期，韩寒决定起诉方舟子，告其侵害名誉权和作品署名权。韩寒好友路金波明确说：“鉴于方舟子在质疑过程中，多次使用明显歪曲的事实，多次进行误导的推理，得出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结论，并大肆传播。造成对韩寒名誉权和财产权利的严重侵犯，韩寒向上海主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开更正、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方舟子论战韩寒事件，其中是非曲直，各有各说。网络调查中，支持方舟子的网友数量与力挺韩寒的网友数量不分上下。事件至此，似乎离落幕尚远，最终的较量胜负难料，但事件本身从一场学术对话演变成一起民事诉讼案件、一场大众积极参与的公共讨论，却是在意料之中。
法庭辩论与公共讨论
众所周知，童话时代有着明确的道德判断。在《皇帝的新装》中，皇帝昏庸，群臣愚蠢，而“讲真话的孩子”则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后童话时代，法律成为替代道德和界定是非的工具或武器。
无论是麦田，还是方舟子，都主张韩寒的文章另有捉刀人，这是在质疑韩寒作为一个“公共人物”程序上的合法性。既然在程序上都是非法的，那么实质本身是否合法都无关紧要。换句话说，如果连这些文章都不是韩寒写的，那么文章里写得再好，也是枉然。这对韩寒来说，“感觉是躺在地窖里中枪”。无故中枪后，当然要反击，韩寒的应对是拿出1000页誊写手稿，来证明这些作品是自己独立创作的，并于2012年2月3日向上海市普陀区法院递交起诉材料，诉方舟子、刘明泽侵害“名誉权”和“作品署名权”。显然，双方的证据都缺乏足够的力度。麦田和方舟子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结论，从法理上来说，这不是直接证据。韩寒所提供的手稿，虽属于直接证据的范畴，但只能证明这些手稿是他写的，而无法证实这些文章是他独创的。
当然，从这个案件来看，属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范畴。韩寒犯不着“开腹验凉粉”。但韩寒作为公众人物，他在法律上必须比一般人向公众舆论让渡更多权利，在案件中承当更多的举证责任。这是保证公众事务的辩论广泛公开、富有活力的需要。包括方舟子在内的任何人都有权对韩寒进行质疑和批评，哪怕存在个别细节的失实，从而有损韩寒本人的名誉，“因为真理传播需要这种生存空间”(美国大法官布伦南)，但这并不意味着方舟子对韩寒的言论没有界限，带有主观恶意的诽谤并不受法律保护。
按照韩寒现有的诉讼思路，这是一场注定令法院为难的官司。法学教授乔新生认为，尽管双方都试图通过法院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法院无法对一个人的思想做出司法裁判。如果法院贸然对韩寒的创作能力做出判断，将会超越法律的权限。如果法院要求方舟子停止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又会损害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便最后法院“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判韩寒赢，也无法终止一部分人不接受判决结果，继续相信韩寒是“人造”的。他们甚至可以继续发表质疑的言论，但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都是公众的权利。韩寒无权干涉哪怕是已经公认的荒谬言论，法律只会提供其言论保障。反过来，如果法庭判决方舟子没有侵权，也并不意味着韩寒的作品有他人代笔。法院只能判断方舟子的言行有没有构成法律上的侵权。 由此看来，这场官司无论方舟子还是韩寒，获得完胜的机会都是零。那么韩寒为什么还要去进行一场难以获胜的官司?在后童话时代，法律对道德的褫夺，致使道德隐退，并非完全消逝。当韩寒发现法律失效的情况下，便开始寻求潜在的道德自证。
韩寒回应麦田的质疑时，曾经打出2000万的“悬赏广告”。这一“悬赏广告”的性质，与其说是一份合同、一个契约，不如说是一种自证清白的手段。这种自证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就像日常生活中，情人之间经常用“我若负你，不得好死”来表忠贞一样。所以，“悬赏广告”才会出现在博客这种非司法场域中。同样，韩寒宣布要起诉方舟子，也可视为一种“证明”手段。不论其最终结果如何，这一姿态本身旨在告诉公众：我是站得住脚的，我愿意接受司法过程的检验。由此可知，韩寒并非真的想“法办”方舟子。事实亦如此，2012年2月13日韩寒又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宏大背景下，人们往往喜欢用经由普法而进入日常语言的法律术语来规整和表述公共事件，而忽视了法庭辩论与公共讨论之间的差异。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认为，“韩寒受到质疑的名誉，主要不是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学声名，而是作为一位‘青年偶像’的符号性资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法律能捍卫韩寒的文学声誉(作品署名权)，但无法维护韩寒作为一个“青年偶像”的形象(名誉权)，因为这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在公共领域，法律规范之外还存在着道德判断。“青年偶像”这个符号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杯中窥人》、《三重门》、《长安乱》等文学作品，“应试教育挑战者”、“体制批评者”、“直言不讳者”和“赛车手”等各种形象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当韩寒这个名字具有了这种符号意义之后，他便因其公共影响力而成为一个“公共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公共利益。作为青年偶像，韩寒的形象无论多么完美，哪怕完美得令人不忍怀疑，甚至不能容忍丝毫怀疑，都不能在合法性上自证。所以，对他那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之路”进行分析和质疑，完全符合公共利益。通俗点说，即韩寒的“成功之路”会不会对大众产生误导。毕竟，这与大众的利益，尤其是身处叛逆期的青少年成长休戚相关。
显然，麦田和方舟子的质疑韩寒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正是法庭辩论与公共讨论的不同之处。
偶像的崩塌与自我救赎 “上帝死了!”如果仅仅从无神论的角度来理解尼采这句“疯话”，显然不得要领，这分明是后童话时代的伦理叙事：启蒙之后，偶像步入黄昏。
作为一个“说真话的孩子”的韩寒，最大贡献在于敢说“真话”。吊诡的是，如今却遭遇到了另外的“说真话的孩子”的“真话”。用韩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还远未结束，2012年2月6日，方舟子被孙海峰指责剽窃他人的作品，“打假斗士”被别人“打假”。很快，方舟子便从“说真话的孩子”的角色跳转到“皇帝”。在后童话时代，“真话”成了一个符号，在喊与被喊中，“皇帝”和“孩子”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有些模糊，而谈论偶像变成一件荒唐的事情――偶像的标准，谁能说得准呢? “那个获誉无数的公民韩寒，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被社会和大众特别是被知识界精英幻化出的一个精神偶像”，有网友这么说。但在“皇帝新装”的围困中，更多的人是希望有一个孩子出现，希望这个孩子喊出他想喊却不敢喊的声音，韩寒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所谓“公知韩寒”、“公民韩寒”，身上聚焦着大众期待的目光。问题在于，韩寒是否承担得起这份期待?以韩寒的知识储备和理性思辨，是否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内为大众提供一份份正确的答卷?韩寒骂教育、骂文坛、骂社会，其愤世嫉俗的行为，的确引发了转型社会反叛大众的共鸣，但韩寒并没有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仅仅是站在预设的道德制高点上，以形象去引领大众，而非以专业和思辨去征服大众，这种道德预设恰恰是对道德的僭越，于是，在一种相似的道德语境中，韩寒“关公战秦琼”似地遇到了方舟子。
当然，韩寒有破而不立的权利，但韩寒的尴尬却不能反证方舟子的无辜。现在的方舟子就是几年前的韩寒，他们的成名之路有很多相似性。如果说韩寒是前一任“说真话的孩子”，那么方舟子则是后一任“说真话的孩子”。韩寒是前一任“皇帝”，方舟子就是后一任“皇帝”。韩寒的叛逆附和了大众的质疑精神，方舟子的固执激发了大众解构的冲动。这一刻，庄周为蝶，蝶为庄周。当社会中只有一两个“方舟子”，大家应该将其视为英雄。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方舟子”，以“莫须有”的方式，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口吻解构他人或自身被解构时，民众就应该对其保持警惕。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些或许有着言论自由的考量，却未必都符合道德。个人行为的正直与否，不能只看是否合法，任何法律，只要看上去有损于道德，便会产生宪法问题。再者，“永劫复返”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并不能完成救赎。
偶像的标准还是在于“真”。只是，这种“真”不只是一种姿态，而且是客观事实。比如说，一个出色的赛车手积极参与一场关于赛车经验的演说，而对政治、哲学这一个业余爱好则保持沉默；一个优秀的作家进行大量阅读、思考深邃和批判性的创作，而与大众则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低调不是退让，而是最起码的自持与超脱，是一种智慧的力量与人格的自省与规避。
韩方之战后，韩寒作为“青年偶像”这一身份的号召力肯定会不如从前。个中缘由，在于韩寒自身的实力与名气之间产生了张力，张力形成裂痕，裂痕在媒体力捧与大众期待的拉扯下，逐渐扩大，最后在方舟子的助攻下，崩塌了。但韩寒应该高兴，因为偶像崩塌后，他可以结束内心的挣扎，做回“说真话的孩子”。而韩寒的追随者们，也结束了内心的纠结，做出疏远或继续关注韩寒的选择。这对于后童话时代的韩方之战双方及公众来说，恰恰完成了一种自我救赎。
应该说，韩方之战是对民众基本道德底线和判断力的一种常识性考验甚至嘲讽，而回归理性、质疑与反质疑良性公共生态的形成，则是这场战争退潮后的真正社会性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