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历史连续性看，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原生态，可以上溯至日本幕末维新期。胜海舟所主倡的“三国同盟论”，应该说与其具有相似的思想特质。该论说的主要内容包括：提倡东亚三国联合对抗西方列强；主张共建强大的海军；互通有无及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等。今天看来，“三国同盟论”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幕末维新期；“三国同盟论”；胜海舟
近十年来“东亚共同体”构建一直是东亚各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然而，无论从实际收效来看，还是从东亚学者共同研究的相关成果而言，自说自话、有神无髓的特点仍暴露无遗。究其实质，症结出在到底谁更具有资格主宰这一共同体等问题上。作为“东亚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源头，幕末维新期的“三国同盟论”是其原生态的一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考究“三国同盟论”诞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夭折的历史要因，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三国同盟论”的历史前提
进入21世纪以来，构建“东亚共同体”成为地域文明建设的新动向。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是“东亚共同体”的倡导者，而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将这一构想推向国际关系层面。从最初的想法来看，东亚是中日韩三国的代名词，但几经演绎外延不断扩大，甚至有人主张将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大洋洲以及南亚国家吸纳进来。然而，无论是以统一货币为主旨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抑或是以汉字文化代表的具有共同价值理念的“东亚知识共同体”，都是人为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带有与欧共体比肩的意义。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日本幕末?期欧美列强武力迫近东亚的侵略活动，为与之对抗的共同体设想――“三国同盟论”的出台提供了历史前提。
在幕末，首先提倡“三国同盟论”的人是思想家胜海舟。该论说不仅在幕末维新?期得到发展，此后对整个近代日本的影响也很大。“三国同盟论”的产生源于思想家们对国内外环境的认知。幕末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迫使日本思想家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三个：其一，如何认知原有的东亚国际秩序、能否将这一秩序再生下去?如果难以再生的话，日本将如何找寻自己的国际位置?其二，“锁国与开国”、“尊王与攘夷”的问题；其三，“脱亚”与“兴亚”的问题。很显然，三个问题密切相关，第一个关乎东亚国际秩序“破”与“立”的问题；“锁国与开国”是应对外来势力以求自强的方式抉择问题，这一问题又与“谁更有资格成为日本外交主体(即天皇抑或将军谁更能代表日本)的主旨发生了关联”，即“尊王”与“攘夷”被嫁接；“脱亚”与“兴亚”直接牵涉的是在欧美强势力量所带来的冲击下，如何梳理日本与亚洲的关系问题。实际涉及的是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挑战之际，日本是从亚洲游离出去还是继续参与重建亚洲秩序的问题。
从第一个层面来讲，近代以前东亚国际关系的原型与范式，是被普遍认可的华夷秩序与朝贡体系，在此无需赘言。但是，当与这一体系完全异质的外来硬势力与软势力逐渐靠近或骚扰该体系之?，便带来了该体系的主体成员国原有地位的松动，甚至原有关系的瓦解。这样一来，体系内部的成员国追求对等的欲望与外来势力迫近所提供的契机，便很容易结合起来。易言之，以1648年欧洲各国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代表的“条约体系”，在19世纪伴随着“血”与“火”的战争被强行纳入东亚的那一刻，华夷秩序便被打开了缺口，朝贡体系发生动摇。敏感的幕末思想家们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并在付诸思想诉求?，纷纷提出各种论说以应对?局。
从第二个层面来看，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了，“开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归趋。然而，天皇和将军谁更能代表开国后的国家并成为外交主体，是幕末维新期的日本思想家们反复论证并纠缠不休的难题。当?日本国内的“尊王”呼声甚嚣尘上，澎湃成潮，与“攘夷”对接后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尊王攘夷”运动。“尊王”容易理解，通俗意义上的“尊天皇”就是“尊王”。但是，“攘夷”的内涵界定却出现了问题，“攘谁”才叫“攘夷”?在以亚洲为主体对抗欧洲的意识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可以认为排斥欧美列强叫“攘夷”；但如果单纯地以日本为独立个体，将其他国家都视为“夷狄”的话，那么排斥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叫“攘夷”。
因此，界定“攘夷”概念出现的歧义，为第三个层面的“脱亚”与“兴亚”提供了思想基础。“脱亚”论者以“日本乃独立个体”为理解前提，提出这一个体可以模仿欧美国家向亚洲近邻扩张的思想。“兴亚”论者则以“日本乃亚洲整体中之一员”为思想根基，对抗欧美列强。因此，“兴亚”论者可能沿着“兴亚”或“亚洲联合”的路线前行，并以再生或恢复东亚国际秩序为目标。
然而，在幕末特殊的历史?段，东亚的“朝鲜”成为思想家们思考的重点。实际上，近世以来的东亚国际关系，曾在“与朝鲜琉球通信，与中国荷兰通商，其他国家一律却之”的指导下展开。换言之，明清鼎革之际，江户幕府暂?从华夷秩序中游离出来，和清政府维系的只是通商关系。而锁国大门被打开后，幕府也曾想恢复和清政府的关系，并于1862年将使节团派往上海，结果无功而返。明治维新后，两国才为达成“中日提携”，在1871年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缔结了“对等同盟条约”。至于日朝关系，仍旧维持着朝贡体系内部的对等关系。之后围绕朝鲜使臣的接待问题，日本暴露出优位意识及侵略野心。1853年培理来航后，经过1858年的安政五国条约，日本步中国后尘被拉入欧美的“条约体系”之中，东亚的朝贡体系走向解体。文久(1861－1864)年问，各阶层对朝鲜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有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带有“小中华主义的征韩论”，并在明治初期一度带来了政局的变动；还有木户孝允主张的以“《万国公法》为准则的朝鲜开国论”和梗本武扬的“战略的朝鲜进出论”。尤其是1861年发生的俄国强占对马岛事件，将对马岛在东亚海域中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胜海舟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的促使下，提出了与木户孝允、棱本武扬的主张截然相反的“三国同盟论”。可以认为，“三国同盟论”是众多论说中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其特殊性在于，与以“日本的‘亚洲主义’对抗强敌”所不同的是，胜海舟主张以“亚洲的‘亚洲主义’来抵抗侵略”，即其构想意在联合东亚以对抗欧美列强。
二、“三国同盟论”的主要内容
认为“三国同盟论”在幕末维新期具有特殊性，主要是与其他思想比较而言，其中包含的全局意识与东亚整体意识在当?是无法比拟的。今天看来，这种特殊性又被重新提起或重新演绎着。在思想特质上，虽然“三国同盟论”与近年来的“东亚共同体”有相似之处，但是从出现的?间上看，它却比“东亚共同体”早了150多年。幕府重臣胜海舟的思想主张构成了幕末维新期“三国同盟论”的核心内容。
胜海舟1823年出生于江户的一个旗本家庭，幕末与明治?期的政治家。1846年接受佐久间象山的建议学习西洋兵学。1853年培理来航后，海舟于7月撰写了《海防意见书》，1854年向幕府提出后受到重视，后进入长崎海军传习所。1860年与福泽谕吉等人乘坐咸临丸远渡美国。1862年担任军舰奉行。1864年在神户设立海军操练所，担任总理职务。1868年3月14日，他以陆军总裁身份代 表幕府与西乡隆盛谈判，使得江户无血开城。1899年因脑溢血发作去世。
“三国同盟论”的思想主张形成于1853年黑船来航后，成熟于创建神户海军操练所?期。这种思想断断续续散见于胜海舟的书简、意见书与日记中。关于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海防”是“三国同盟论”最本质的内容。胜海舟对东亚国际关系带有现代意义的思考，主要集中在1853年(嘉永六年)至1864年(元治元年)的十余年里。不言而喻，1853年的黑船事件给他以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带来的结果是1853年《海防意见书》的出台。可见，“海防”这一内容自然与《海防意见书》具有一脉相承性。
然而，“海防意见”也好，海防论也罢，并非单纯的一国防守问题，涉及的层面很广。例如，林子平在《海国兵谈》中提及的“水战”问题，即“海国之武备在海边，海边之兵法在水战，水战之关键在大炮，此乃海国自然兵制”的思想，针对的是北部劲敌俄罗斯，是集防备、战争与武器装备于一体的海防思想。因林子平的民间思想家身份，还不能将其思想归为海防政策。但是，1792年拉格斯曼来航要求通商的事件给幕府以震动，“海防”始被纳入幕府层面来加以考虑。可以认为，日本的海防论，经历了类似江户幕府由锁国走向开国的模式转变过程。尤其是1853年以后，幕府采取的广泛征集海防意见的政策，为胜海舟的崭露头角提供了契机。即是说，胜海舟以“录用人材、以海外通商贸易建设海防、加固江户的防守、救济贫穷的旗本、改建西洋式兵制、在江户等地创建教练学校、制造用于火药的硝石”等意见，而受到幕府的重用。很显然，“海防”思想有足够理由成为“三国同盟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二，“海防自救”与“清俄朝联合”思想的对接，成为“三国同盟论”的基本内容。胜海舟提倡的海防思想并没有停留在一国防守上，在意识到东亚各国的命运具有同病相怜的特质后，便将“海防自救”的主张与东亚各国联合抗敌的思想对接起来。这里最初的“东亚”概念包含在远东具有一定实力的俄罗斯。
1853年胜海舟曾在《海防意见书》中强调指出：“制造坚船，速定商法。以杂谷杂货运往与清国、俄罗斯濒临之国境以及朝鲜，交换其各种上等物品，以开贸易。”其平实的语言表现出的思想精华在于：胜海舟主张在商法的前提下，日本与中国、俄罗斯以及朝鲜半岛展开贸易，以求达到“海防”的实际目的。与主张侵略亚洲的论调相比，无疑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以军事力量进行海外侵略的构想，而包含着试图寻找与日本地缘上接近的远东地区、东亚地区的国家进行协调或合作的内涵。笔者理解，这是胜海舟“三国同盟论”的思想前提。也可以认为，此?的“海防自救”+“东亚各国联合”+俄罗斯才是海舟联合构想的主旨所在。
第三，将俄罗斯从构想中排除，强调“中日朝”三国联合，成为“三国同盟论”的核心内容。由原先设计的远东地区、东亚三国的协调合作构想中，将俄罗斯这一国际因素剔除掉，是在1861年2月俄罗斯军舰强占对马岛事件后。该事件使胜海舟认识到对马岛之于日本的重要性。因此，当他在积极联合英国公使规劝俄罗斯撤离对马之际，其“三国同盟论”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1862年8月，胜海舟提出下述建议，以应付日本的对外关系。“之于我对马，英法乃有恳望之意。此乃压制俄罗斯自西进犯之大策。宜立即将此岛奉为上地、开辟良港，以为贸易之地。当此之际，大开与朝鲜、中国之往来贸易，同?大开海军壮大之端倪”。在国际形势的威逼下，胜海舟的外交谋略可以用“以彼制彼”加以概括，即用英法制服俄罗斯。同?，他还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在增强东亚三国贸易往来的前提下，防御列强的侵略才有可能。因此，在此后的实践中，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思想逐渐得以完善。
第四，“共建海军、研究学术”是实现“三国同盟论”的有效途径。“三国同盟论”的思想一经形成，如何将想法付诸行动，胜海舟提出了共同开发与研究的建议。在1863年4月27日的日记中，他将构建“三国同盟论”的有效途径明确下来：
今晨，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对马藩大岛友之允同道而来，论及朝鲜之议。吾策观之，当今亚洲能与欧罗巴抗衡者无。原因概在于：亚洲者规模狭小，远不及欧洲者方策之远大。令宜由我邦驶出舰船，广泛于亚洲各主干国游说，使之合纵联合、共建强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以求免遭彼等之蹂躏。首先，自说服邻国朝鲜始；后及于支那。在座无不赞同。
这样，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思想被胜海舟活用到带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意味的东亚地域中来。
第五，“海军局”的成立是践行“三国同盟论”的发端，同?它还标志着“三国同盟论”思想的成熟。一旦“三国同盟论”的主体意识确立下来，胜海舟便着手将其付诸实践。他选择的方式是向幕府提议建设“海军局”。“为进行海军演习，欲往支那、朝鲜地方渡航。宜事先于神户设立海军局，集合此辈(志向相投者)以从事船舶之实地运转。远至上海、天津、朝鲜地方，观察其地理，洞察其人事。幸有土州人坂本龙马入我私塾，可完成此举，以激励众徒。邦内有志之辈多有赞同”。1864年5月成立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可谓是“三国同盟论”的最大成果。
从“三国同盟论”与建设海军局(神户海军操练所)的关系来看，前者是思想理论，后者是实践活动。也可以认为，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关于这一点，胜海舟在书简《解难录》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文久之初，攘夷论盛行，摄海守卫之说甚嚣尘上。予谏言曰：“宜扩大规模、扩充海军，将兵营置于兵库、对马。可将其一置于朝鲜，终及支那，三国合纵连横以抗西洋。”
对此，朝廷赞赏予之谏言，昭德公(14代将军德川家茂)予以嘉纳。三年癸亥四月(1863年4月)，公乘坐蒸汽船，巡视大坂至播州之海滨，自兵库登陆，至神户小野浜，亲自指画海军兵营所之建筑用地。恐其床几遗迹之淹没，予不顾才疏学浅，遂记文于石碑。其文如下：
“大君驾火轮船，巡览摄播海滨。至神户察看地形，命臣义邦，使作海军兵营之基。夫吾邦方今之急务，莫急于海军，将以此兵营为始。英国士风振作概在于此。可谓当?之宏图，千载之鸿基也。唯大君指画建筑之地，恐其久而淹没也。臣义邦谨刻于石碑，以传永世。
元治元年岁次甲子冬十月八日
军舰奉行安房守胜物部义邦撰”
从胜海舟的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实现“三国同盟论”是创建神户海军操练所的目的所在。而神户海军操练所是以神户为中心、以对马、朝鲜、中国为其外围的“一大共有之海局”，带有构筑“中日朝三国联合舰队”的实质意义。
三、“三国同盟论”夭折的原因
客观地讲，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是以对等关系为前提、以东亚合作为目标，在“亚洲一一欧洲”的对抗模式中，寻求东亚各国的生存之道。然而，该思想没有被付诸实践，其真正的原因何在?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说“三国同盟论”以设立神户海军操练所为其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那么在短短的一年?间里，神户海军操练所被强行关闭则意味着“三国同盟论”只能停留在论说的层面。要想厘清“三国同盟论”夭折的原因，似乎从探讨神户海军操练所被关闭的缘由出发更能迫近问题的本质。 神户海军操练所，是1864年5月由幕府在神户设立的培养海军官兵的机构。其参与成员大多是尊王攘夷志士，以土佐藩和长州藩居多。因1863年的“8月18日政变”，长州藩志士及部分公卿被流放，长州藩志士遂于1864年8月发起带有报复色彩的“禁门之变”。因之，长州藩的志士被追究责任，与长州藩关系密切的胜海舟则被罢免了军舰奉行职务。这样一来，原本幕府建立的海军操练所却表现出一定的反幕府倾向，故于1865年被幕府关闭。
以上的概述只能说明“三国同盟论”夭折的直接原因，实际上背后还有复杂的客观原因，可以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来考虑。
从国内角度观之，“三国同盟论”的践行活动遭遇的最大障碍是攘夷派。攘夷派要轰轰烈烈地执行“攘夷”，“夷”的目标指向与“三国同盟论”的合纵连横构想便发生了冲突。即是说，“三国同盟论”直面的主要问题，乃是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或再生问题，提倡的是三国之间要对等地进行合作。而攘夷论的“夷”的目标指向之一是朝鲜，这样便需要胜海舟和攘夷派志士进行协调。尤其是，代表幕府的胜海舟与代表对马藩的大岛友之允，就“征朝(韩)”问题所达成的妥协颇有意味。胜海舟为了将日益高涨的攘夷情绪转移至海外，表面上同意了大岛友之允的“征韩”计划，实际上与朝鲜进行贸易才是胜海舟的真实意图，亦即他自己所宣称的“武装的经商”。即表面上支持攘夷派的武力“征韩”，使得武士们的能量消耗找到了方向。这样，既满足了攘夷派武士们试图发动战争的野性需要，又能收到交往获利的实际效益。
但是，1861年2月俄国强占对马岛事件发生后，对马的防卫问题与对朝政策成为幕府面临的紧迫课题。对此，1864年幕府派遣幕僚前往对马以求对朝政策之际，大岛友之允便于10月26日提出了《对朝关系意见书》，主要内容有：“第一策，改革两国交际规则；第二策，致力于征服对方民心；第三策，破除两国之禁；第四策，开发彼我之物产；第五策，展示神州之威武勇气；第六策，开通北京(清国)之商路；第七策，大兴海军。”由此观之，胜海舟表面上接受了大岛友之允的征韩计划，作为交换，大岛友之允在“开发物产、与清国通商以及大兴海军”等方面接受了胜海舟思想。然而，大岛友之允的实际目的在于，通商是控制朝鲜乃至中国的手段。在此，如果说胜海舟将“征韩论”视为转移视线、进行对等贸易手段的话，那么大岛友之允则将“三国同盟论”策略化了，即他实际想要达到的目的仍然是“以三国交易之盈利所得发展海军，再以强大的海军制服彼等(朝鲜、清国)”。
从国际角度观之，“三国同盟论”的提议虽然很好，但谁更有资格成为同盟的“盟主”问题马上浮出水面。尤其是，1865年丁韪良译本《万国公法》被幕府翻刻后，由《万国公法》所代表的“条约体系”逐渐取代了朝贡体系之际，“三国同盟论”的主张如何才能得到中国和朝鲜的信任，便成为又一问题。
很显然，从胜海舟构想的“三国同盟论”及其实践活动看，神户是创建三国同盟的海军大本营，然后兵营的建设沿着兵库、对马、朝鲜以及中国等次第展开。不言而喻，日本是盟主。然而，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华夷秩序的主宰，是朝贡体系的核心，是东亚国际关系的灵魂。因此，在中国，无论之于情感，抑或之于颜面，一?间还难以接受在以日本为盟主的前提下构建东亚联盟的主张。朝鲜的情况有所不同，曾经与日本同为华夷秩序的一员，同为朝贡国，在地位上是对等的，具有接受三国同盟论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万国公法》传入日本后，带来了日本外交理念的变革。即在寻找日本的未来出路?，“脱亚论”、“征韩论”等舆论高涨。“脱亚论”是明治维新后由福泽谕吉提出的，而“征韩论”在幕末就已出现。所以，在“文明一野蛮”的对立模式中，日本跻身于文明行列的欲望，促使其走向了脱离“野蛮亚洲”的道路，并由此加快了向亚洲侵略的步伐。因此，幕末的“征韩论”，在攘夷志士们的宣传鼓噪下，最终获得了幕府的认同。而胜海舟在1864年被免职，预示了“三国同盟论”的夭折命运。
不过，从一国外交思想的普遍规律看，“三国同盟论”的夭折具有必然性。“外交思想一般是指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家的思想，它具有比一般的政治思想大得多的现实可行性，它更加直接地代表这个国家的占主导地位的意图和这个国家的‘总体利益’，在涉及主权、领土之类的民族权益等问题上，外交思想并不具有明显的‘阶级特色’，外交思想具有较大的连续性”。胜海舟被免职，说明他失去了执政地位，因而“三国同盟论”的可行性被弱化。与之相对，“征韩论”被明治政府继承并付诸实践，恰好说明了外交思想的连续性特征。也就是说，《万国公法》深化了日本人对“力量”的认识，同?为日本人带来了将力量的发挥纳入到公法原则中去的可能性。这样，《万国公法》便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工具。不仅使明治政府的“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志向有了法理依据，而且和前述的大岛友之允提出的“展示神州之威武勇气”产生了共鸣。可见，明治年间的攻打朝鲜、挑起甲午战争的思想祸根在幕末就已经存在了。
可悲的是，当福泽谕吉在“文明对野蛮”开战的思想范式中思考甲午战争之际，胜海舟虽以“不义之战”对战争大加批判，但他的“三国同盟论”没有拯救过日本，也没有拯救过东亚。
四、结语
归纳起来，“三国同盟论”与“征韩论”、“东洋盟主论”、“脱亚论”、“大东合邦论”、二战期间的“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以及近年来的“东亚共同体”等，都可以在“亚洲主义”范畴中找到共性。
既然“亚洲主义”包含的内容纷繁复杂，就不能一概而论将其性质评价为进步或落后、侵略或联合等，只能将其带入?代的话语语境之中进行具体分析。在评价与把握“三国同盟论”的?候也应该如此。说“三国同盟论”具有进步意义，还存在着胜海舟在“武力”与“道德”的选择上倾向于后者的缘故，即他将“三国同盟论”置于东亚儒教中“和为贵”的道德观念下进行说教与宣传。在华夷秩序为主体的东亚国际关系走向解体过程中，其理念是试图对其进行完善乃至再生的应对措施。
然而，带有进步意义的“三国同盟论”，在明治政府开展的侵略计划中被消解得干干净净。具体说来，在整个明治?代的东亚国际关系中，中日两国围绕着朝鲜问题发生了对立，日俄两国则围绕朝鲜及满洲问题发生了对立。明治的日本想要维护所谓的“主权线与利益线”，而清政府奉行的则是“宗主权的再编与强化路线”。这成为双方矛盾不断深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遭遇欧美列强的侵略后，随着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1875年制造“江华岛事件”入侵朝鲜、1879年出兵占领琉球以及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等，日本模仿欧美列强将殖民枷锁套在了东亚其他国家的头上。这也是日本一味追随《万国公法》代表的条约体系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个结果，彻底摧毁了构建同盟所需的“诚信”。
今天看来，重新提起幕末维新期的“三国同盟论”，能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东亚”在多大程度或意义上才能一体化?追求一体化首先要克服的障碍是历史问题与民族主义问题，历史上东亚三国存在的特殊关系及侵略一被侵略的实际存在，给中韩两国留下的阴影并非短?间内会消解掉。这一切，都会延缓东亚一体化进程。另外，能否找到有效排除民族主义情绪干扰的确实可行之路，也是左右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第二，“东亚共同体”也好，“东亚经济共同体”或“知识共同体”也罢，是否已经构建起彼此可资信赖的“诚信”机制?构建“诚信”机制，要有广阔的胸怀与度量；要有共同的心理认同感与文化遗产；要有能够取代人民币、日元、韩元的“东亚元”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很难彼此取得“诚信”；第三，如果这种诚信机制还难以确立的话，除了“东亚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具有实质性外，“东亚共同体”或“东亚知识共同体”是否只有学理上的意义?抑或它们只能被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我以为，这些问题对理解当前的东亚国际关系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宋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