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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走了故居死了】 弘一大师名句

时间:2019-01-26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这片废墟,是一个耻辱的标记,是一块中国古建筑保护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明史上的墓碑。”   一片狼藉!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如今已经是一堆残垣乱瓦。一排蓝色的铁皮板,隔开了匆匆经过的路人的目光。只有一棵歪着身子、枝丫光秃的马樱花树,还孤零零地站在废墟里。
  这片废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无奈与荒诞。
  这儿曾是中国古建研究奠基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住所。七十多年前,这对夫妻在这里整理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资料。也正因为此,这处住所被比作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母体与摇篮”。
  然而,在2011年11月,这个早在数年前就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院子,却被一个名为华润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拆毁。
  以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筑为毕生事业的大师,死后却保不住自己的故居。消息传开,舆论哗然。有媒体这样评论道:“这片废墟,其实也是一个耻辱的标记,是一块中国古建筑保护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明史上的墓碑。”
  往来无白丁的太太客厅
  这片废墟,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记忆。
  1930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下了临近北平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3号。随后,梁思成结束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授课工作,回到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一个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担任法式部主任。
  他们的好友,美国人费蔚梅,曾在书中描述过这对年轻夫妇“新的事业”开始的地方:
  “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
  1932年,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出生在这里。略长大些后,梁从诫常会爬上那棵还并不算高的马樱花树玩耍。
  起居室里放着木质家具,书桌上摆满中英文书籍。梁林两人常常坐在书房的案头,分析成摞的资料,研究草图上那些贴切而生动的“蚂蚱头”和“三福云”。
  但他们待在院子里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在那以后近7年的时间里,这座美丽的四合院,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野外考察的中转站。他们的足迹,遍布京郊、河北、山西、山东、浙江、河南、陕西……根据野外考察的资料,他们在这座院落里,整理出无数珍贵的调查手稿、古建筑图纸和照片。为日后撰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这处院落,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太太客厅”。
  这里曾经是北平城最为著名的文化沙龙之一。常常来访的客人,包括诗人徐志摩、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年轻作家沈从文和萧乾。聚会的话题,涉及文学、建筑、历史、中外文化以及访问趣事,几乎无所不谈。
  无数民国知识分子,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逸闻趣事。
  曾疯狂追求过林徽因的徐志摩,将金岳霖引荐到客厅的谈话中。此后,金岳霖索性搬了过来,成为这间院子的一分子。“星期六碰头会”上,这位单身汉会按照要求,做出特定浓度的咖啡和冰淇淋,招待客人们。
  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里,总是传出阵阵笑声。每到周末的闲暇时刻,北总布胡同的墙根儿,往往会“排着一溜洋车”。
  “这种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后世意义重大,特别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显得弥足珍贵。”有文化学者对此评价道,“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就诞生在类似的聚会交谈之间。”
  但随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梁林夫妇一直试图营造的、远离政治的生活状态,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打破了。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一家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院,经天津辗转,南下长沙,到大后方继续他们的中国古建筑研究。
  一直到死,他们也再没能回来住过。北总布胡同3号的命运
  北总布胡同3号的命运,逐渐随着时代的变迁,碎得七零八落。
  日伪时期,北总布胡同一度迁入大量的日军官员。直至今日,诸多院落里的花砖地面、屋内的推拉门家具,仍保留着日式风格。抗战胜利后,又居住过一些国民党要员及亲属。
  根据北京档案馆的记载,在1947年的北京户籍登记表中,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所有者,为一户于姓人家。随后不久,原住2号院的田家,搬入了此地。
  田家重新修筑了这个院落,稍微改动了原有的结构。后院也分离了出去。再后来,前院里的五间前房,住进另一家住户,原本的三进院落,成为二进院。
  上世纪60年代初,周贵生随父母搬进了2号院,与田家为邻。这个现年64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事情。
  他回忆,田姓房主是位高中物理老师,文质彬彬,待人和气。他的妻子操持家务,长得很漂亮,画得一手水墨画,四个女儿都很文静。算上田老师的父母,他们一家8口,住在这座漂亮的院子里。
  马樱花树还在,每到春天,便开起粉色的、毛茸茸的花,院子里还种着一片竹子;周围是开着白色的、喇叭状花的夜来香,以及色彩多样的牡丹;正房两米多宽的前廊对面,立着紫色的藤萝架和葡萄架;正院的东西房各有三间,廊子稍窄,也有一步多宽。周贵生是院子里的常客,追着这位忘年之交学围棋。
  “夏天雨季,我们就坐在北房前廊下,听着雨、闻着花香对弈。”一次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田老师告诉他:“这儿曾住过建筑学家梁思成。”
  此时的梁思成,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名满天下的一代建筑学宗师。但在新政权的管理下,他似乎过得并不快乐。
  他提出的“保护紫禁城”、“限制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在城西建造行政中心”等建议,并未被采纳,相反,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告诉他:“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在梁思成的另一个提议中,老北京的城墙,
  “顶部可变为公园、门楼可以成为博物馆”。他多次上书,反对将北京城墙拆毁。但两年之后,城墙还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轰然倒塌。梁思成为此落泪:“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满怀遗憾地逝世,终年70岁。早在17年前,他的妻子林徽因也因肺结核而离世。
  大师们就这样告别了时代,时代同样抛弃了大师。
  差不多同一时期,北总布胡同3号的新主人,也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文革”期间,因为有位亲戚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田家被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周贵生记得,一天早上,红卫兵冲进了3号院,田老师的妻子和老父亲,就在院子里被打死了。
  一年之后,一家生产羽绒服的街道服装 厂入驻了这里。主院里的房子,墙都被打通,隔断也被拆掉,成了厂房。院子清空了,上面盖了一个巨大的顶棚,捂得严严实实,再看不清里面的模样。
  只有院子里那棵马缨花树,还在孤零零地开着花。
  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故居
  田家回到这处院子,是在7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落实归还房产政策,服装厂搬走了。田家领回房产和被抄走的物资,回到了这里。他们与两家新的邻居相处得很融洽。
  又过了几年,1984年,老2号院的原址上,动工盖起了北京市文联的宿舍楼,周贵生搬进了胡同30号的楼房里。但他时常会找到田老师,切磋棋艺,只是那段悲伤的历史,很少再提起。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邻近胡同要修建台湾饭店,为安置当地的一部分居民,3号院内建起了一座归属于某部委名下的三层小楼。田老师一家,则迁到了别处。
  “老3号院最后变成了12号、24号和26号院。”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王来顺描述道,“四合院就这么变成了大杂院了。”
  从1997年开始,他在这儿工作了9年。这段时间里,一些屋子灰色的墙倒了,重新砌上后再刷成红色。而里面,则和大部分四合院一般,搭起了车棚或隔断房,拥挤起来。带着外地口音的住户越来越多。院外西侧的那三间面铺房,不断易主,成了小饭馆和发廊,第三间的国营副食店,也变为私人承包。
  2003年,街道举办了“总布胡同展”,王来顺希望以此唤醒“居民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他们还制作了砂岩底儿铜牌,写着梁思成和金岳霖故居的介绍,想挂在各自的院门前。可里面的居民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还想搬迁呢!你一挂,我们就走不了了!”对方口音带着唐山味儿,“我可没听说这是谁的故居!”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家那座精致的四合院,那个“往来无白丁”的“太太客厅”,似乎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再也找不到什么痕迹。
  就连梁家的后人,都险些认不出这里了。
  2002年8月,作家陈光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打来的。
  半个月前,陈光中正在写《北京名人与故居》丛书的第五本,想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作为收尾。他前后六次来到北总布胡同,都未能找到。最让他伤心的是,被询问的几位居民,没人知道“梁思成是谁”。
  梁从诫得知此事,便自告奋勇,要带着陈光中前去寻找。
  到了北总布胡同3号旧址,老人停下来。“就是这里。”他指着那座三层小楼,气愤地说,“真是丑陋无比!”
  陈光中曾经查过不少资料,面对眼前的场景,他也觉得很疑惑。资料中记载的游廊和垂花门不见了,而大门的位置也不对。
  此行之后,梁从诫找出了当年林徽因的一封书信。在信中,林徽因曾详细画下了3号院的布局。在这张由红蓝铅笔绘制的平面图上,详细到了连餐厅圆桌周围的凳子。根据此图,陈光中制作了一张梁林故居复原的立体图,如今在网上广为流传。
  2009年,老3号院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几乎也是在同一时刻,这片区域被划进了开发商的拆迁范围里。
  两年多后的2011年11月28日,3号院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几个拆迁的工人先是爬上了房顶,掀开瓦片往下扔。随后,房梁和木架被敲了下来,运进路边的卡车。所有的院墙,都在工人们呼喊的口令声中,被用力地推倒了。
  两个月后的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被拆”的消息被人发现,经由媒体披露,引起公众哗然,开发商对此作出“维修性拆除”的解释。2月9日,北京市文物部门明确表态,对开发单位处以50万元的罚款,并责令按照“梁林故居原状”,进行恢复重建。
  可重建后的故居,还能算是真正的故居吗?
  2月初的一个早晨,胡同里的居民们突然发现,在3号院的废墟周围,入住了一群保安。他们负责管理现场,进行重建前的清理工作。
  他们时刻警惕着那些爬上对面民房屋顶、端着相机的拍摄者,以及看似随意、实为套话的记者们。一个电视台摄制组,意图绕到北面的入口,被阻止后,只得悻悻地在外面取景。
  “本来可以回家过春节的。”一位守在门口的年轻保安,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道,“而现在,我们24小时守在这里,晚上也会有人溜进来拍照。”
  元宵节这天晚上,北总布胡同整夜响着鞭炮。绚烂的烟花,把这片废墟照得清清楚楚。在残砖碎瓦之间,只有那棵见证了一切的老马缨花树,歪着身子,孤立在寒风中,大半截树根露在外面。在去年夏天有人拍摄的一张照片里,它还笔直挺立着,开着粉色的花,树冠像一张绿色的大伞,遮住了附近的几间旧屋。(原载《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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