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诏书是古代皇帝布告天下臣民的一种下行公文，是皇帝专用的公文文体。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五位皇帝留下了大量的诏书，其内容涉及国家大事、礼仪制度、法规戒律、求言选贤、劝农耕桑、祭祀祈福、赈灾救济等诸多方面。从诏书所反映的历史史实看，关注民生的诏书占很大比重，体现了汉初皇帝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汉初；诏书；民生问题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2
诏书是皇帝布告天下臣民的一种下行公文。其历史悠久，在周代，君臣上下都可以用“诏”字，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之后，对国家制度进行了改革创新。在公文方面，秦始皇改命为制，令为诏，至此诏书便成为皇帝的专用公文。《文心雕龙》诏策第十九中提到：“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①诏书是皇帝专用的公文文体，关系国家大事、国计民生，也体现了皇帝的一言一行。
汉初五位皇帝，从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由于少帝时吕后专政，未将其包括在内）他们的诏书大都记录在《汉书》、《居延汉简》、《史记》和《全汉文》里，还有几篇名篇收录在清代吴楚材和吴调侯的《古文观止》里。五位皇帝在位期间共颁布128篇诏书。汉代没有专设“代言”之官，王言作命，除高祖才识稍逊外，其他几位基本上都是自己亲手所作，特别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的诏书不用代言，其中不乏文采飞扬、光彩夺目之作，令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通过研读，仔细品味其中的韵味，对于今天我们了解历史史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汉是继秦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央集权国家，汉高祖通过楚汉战争建立汉朝，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创新。汉朝初期，关于民生问题的诏书占很大一部分比重，每位皇帝在位时几乎每年都要颁布几封关于民生方面的诏书。这其实相当于今天我们党中央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说起“民生”一词，大约最早见于《左转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②，《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汉初如此重视民生，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从前朝来看，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采取了严厉的刑罚和高额沉重的赋税，导致民不聊生，最终揭竿而起，导致了其灭亡。汉初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在充分肯定秦朝的郡县制的基础上，认为秦亡不在于制而在于失民心，即肯定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认为酷刑苦役暴政导致灭亡。汉皇从农民起义中真实地体会到了人民的力量，得出人民的支持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因此采取一些惠民利民等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减轻刑罚的制度。其次，楚汉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当时城垣败颓，经济倒退，国力衰微。据说连皇帝出行用的马匹都凑不齐，大臣只能坐牛车。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第三，民生凋敝。由于战乱的影响，生灵涂炭，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加上天灾，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由此可知当时社会已经萧条至极，百废待兴。第四，汉初社会上流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高祖顺应民意，与民休息，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采取了董仲舒的儒家仁爱思想，对人民更是关爱有加。不管是实行黄老思想也好，还是实行儒家仁爱的思想也好，从这些诏书中都可以看出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民生政策。通过归纳总结，将诏书中的民生问题分为以下几类：
（一）劝农耕桑轻徭薄赋
《诗经》中提到“同我妇子，?彼南亩，田?至喜”③。农业历来就受到帝王的重视。如汉文帝的《劝农诏》：“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令二千石修辞诏》提到“朕亲耕，后亲桑”，（《汉书?景纪》）汉武帝的《力农诏》“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而且他们身体力行，更难能可贵的是“朕亲耕，后亲桑”，也就是皇帝亲自种植庄稼，皇后养蚕织布。身为一国之君、万民之主都亲自带头，何况是黎民百姓呢。诏书中经常涉及到轻徭薄赋政策。汉皇实行惠农政策，如实行休养生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等，文帝和景帝在位时，大力发展农业，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文景之治”。文帝的《劝农诏》这样提到“其赐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其除田之租税”。（《汉书?文纪》）武帝在《减内使稻田租挈》里“今内史稻田租挈重，其议减”，《增封泰山诏》里说，“所幸毋出今年租赋”。从这些减免赋税的诏书中，可以看到汉皇们十分关注农民收入问题，通过减赋免税等举措来惠民、富民，赢得了民心，国家昌盛，此举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抚恤赈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状况的影响，如果该年五风十雨，那么庄稼就长势良好，粮食丰收，人民富足。若遇到天灾，如干旱、蝗灾、水灾等，农业就会遭受打击，粮食作物就会减产，农民就会出现生存危机，甚至出现灾民流离失所、路有饿殍的惨景。而这时作为一国之君，心系万民，必须有所行动，及时采取政策进行救济。汉武帝的《振流民诏》：“江南火耕水潦，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以振之。”（《汉书》）又如《遣博士循行振饥诏》里提到“今水潦移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扼者，具告以闻”，以上均体现了对皇帝颁发诏书对百姓的抚恤赈济。
每个人都有年老疾病的时候，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因此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扶弱济贫等优良风气很有必要，这就需要国家的大力提倡和切实施行，汉皇体恤人民，十分关注鳏寡孤独贫病者，采取了顺乎民意的政策。文帝《振贷诏》：“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忧，将何如？其议所振贷之。”《劝农诏》：“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景帝《颂养老诏》：“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汉书?刑法志》）武帝《复高年子孙诏》：“民年九十，已有《受鬻法》。”（《汉书?武纪》）以上诏书都反映和说明了汉皇对鳏寡孤独的关心和救助，使得老年人安享晚年，幼小者得到教育和关爱，贫病交加者得到官府的资助，使他们感到皇恩的浩大和温暖，整个社会一片安定和谐、安居乐业的景象。
（三）除刑赦免
秦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法制的政策，对作奸犯科者处以极刑，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虽然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效果，但是过度的刑罚，却成了秦亡的因素之一。汉皇从黄老思想和儒家仁爱思想出发，用相反的方式来惩罚作奸犯科者，于是经常用赦免和减刑的方式来惩治犯人。文帝的《除肉刑诏》里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其除肉刑。”（《汉书?刑法志》）汉景帝《减笞诏》：“加笞者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减之。”以上均可看出其减刑除刑力度之大，从人道主义出发，以教育为主，轻罚为辅，突出了教化的作用，也是爱民思想在律令方面的一种体现。赦诏随处可见，在皇帝登基的时候，大赦天下。文帝《即位赦诏》：“朕初即位，其赦天下。”（《汉书?文纪》）如果出现奇异天象或离奇事物时，皇帝也有可能赦免有罪之人。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在一次郊游的时候，看见一群白鹤在他身边聚集而不肯飞去，汉武帝以为此事预示着不祥，心想或许有冤情，于是大赦天下。其《赦诏》曰：“朕郊见上帝，见群鹤留止，光景并见。其赦免天下。”④ 通过减刑、除刑、大赦天下这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得到人民的认可和称赞，不仅能保全人民肢体及性命，而且减少了鳏寡孤独的人数，更间接地增加了农业劳动者的人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此乃一举三得之举。这也是汉皇的明智之举，人民感恩戴德，由此赢得了民心。
（四）选贤任能
历代帝王都比较重视选贤任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皇帝亲民爱民的表现，因此可视为民生的范围。汉初都比较重视贤才，有《求贤诏》、《重廉士诏》、《举博士诏》、《选贤诏》、《举贤诏》等等。汉高祖刘邦于十一年三月颁布《求贤诏》：“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变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以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汉书?高纪》） 诏书首先以先贤优待贤士而成名流芳的事情开篇，说明创业需要人才，守业更需要人才，维持大汉家业，创造大汉辉煌，光靠皇帝一人是做不到的，必须依靠有才能的贤者，然后叙述了求贤的目的、方法、具体标准。这些问句表达了汉高祖求贤若渴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武帝在位期间更是爱才惜才，内抑诸侯，外攘四夷，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其服务。他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取其长处，颇有王者风范，所以他善于任用贤才为其服务。其《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其察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纪》）“茂材异等”足见其求贤心切，不拘一格选拨人才的宽阔胸怀。汉武帝选拔人才不拘小节，如田秋千在做官以前，整日到处游荡，生活困顿，地位十分低下，经常受到别人的嘲笑，后来被人发现推荐给汉武帝，结果千秋在一年的时间里屡次升迁。为国人熟悉的抗击匈奴的功臣卫青，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成名之前也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其实他是别人的私生子，那个时候人们很看重出身的，出身名门就会受到追捧，否则会被他人看不起的。可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武帝慧眼是英才，卫青很荣幸地当了一名武将，在抗击匈奴骚扰中，屡战屡胜，立下汗马功劳，官至大将军，位列三公，封万户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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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4.
②郑天挺.左传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324.
③王力.古代汉语［M］（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495.
④班固.汉书［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