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制导着文学写作的价值目标设定和价值实现方式，在价值理性引领着文学追求终极价值之时，工具理性也在悄然调整着文学的价值罗盘，将文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变为商业功利目标的期许，使本应成为人类精神宫阙的文学成了谋求商业功利的工具或手段。而工具理性社会转型期的扩张和普泛，使之比价值理性更具强势，更有影响，已经成为调控文学写作价值取向的主导力量。
一
工具理性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既被奉为追求效率的圭臬，也遭致强烈的文化批判。陶东风和金元浦认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对工具理性有不同的态度，经济领域认同的工具理性会在文学领域受到抵御。“在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人治的伦理传统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工具理性。经济活动中的契约、效率意识、科学理性的大大不足，市场成分的大大不足是我国的现实。因此，必须大力倡导现代经济意识与经济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相当的代价，甚至经历某种‘商品崇拜’的阶段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文学艺术家，人文理论家看来，人类在这个科技理性霸权的时代已被大大地异化，从而失去了人的自由的本性，他们更关注终极价值，关注对存在的追问，关注生活的深度、情感的深度、思维的深度，他们执著地寻找人类生存的‘诗意’。他们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面对市场经济的现实大声疾呼：‘道德沦丧了，人何以堪?’”这样的疾呼确实不绝于耳，无论疾呼者是否明确意识到工具理性的存在和影响，是否直接针对着工具理性或工具理性制导下的文学价值转向，他们的疾呼都表现出两种理性的离异和博弈，表现出价值理性的危机和工具理性的扩张。1990年代，文坛曾发生过一次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论争，这场文学论争的发生即被认为源于“人文精神”的提倡者对于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忧虑：“以超越的终极关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无疑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而‘世俗精神’大致上也可以归人工具理性。”“人文精神论者更多地看到了世俗社会中价值理性的危机(效率至上、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官僚机构、实用主义、可操作性等工具理性层面的取向是导致危机的主要的原因)，于是产生深刻的终极忧虑。他们面对工具理性的扩张，要求为价值理性与终极关怀留一片‘圣地’。”不过，代表价值理性的人文精神论并没有能够驱逐表征工具理性的世俗精神，那些充满了焦虑和激愤的文章留在了当代文学史上，却改变不了工具理性的扩张，也改变不了工具理性调控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的嬗变。19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当文化进入产业序列，文学创作被纳入文化产业的系统中，曾被回避或排斥的工具理性逐渐由暗到明，并以普泛之势挤压价值理性，成为调控文学写作的主导性力量。
价值理性被悬置架空，工具理性成为主导，迎合市场的功利性写作必然顺势而上。很多作家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方向，由高扬人文精神、表达终极关怀的“务虚”转向了追逐商业功利的“务实”。虽然人文精神这面旗帜依然还在远方的高处猎猎飘扬，但是现实利益还是让他们转向世俗文化。尽管这种降格以求必然遭致人文精神论者的道德批判。但是工具理性让他们相信，转向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要比这种苍白轻飘的道德批判实惠得多。所以他们自觉地像文化产品生产商一样关注消费潮流，研究市场需求，迎合大众趣味，谋划自己与出版商的双赢，将文学写作置于市场权力的调控体系中。当作家把市场的授意当做圣旨而不再将人文精神奉为圭臬，与出版商默契配合而与知识分子的职志疏离，那么无论他们是否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出现，尽管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那就是文学的思想萎缩、品格退位和价值降低。他们的内心或许仍然珍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标签，但是来自市场的压力和他们自身的趋利，还是让他们卸载了或部分地卸下知识分子的高尚责任和沉重职志，放弃了或部分地放下了提升精神、引领灵魂的文化使命。接过了迎合大众趣味、满足娱乐消费的商业任务。
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似乎还没有建立起价值理性，就在商业运作中被工具理性收编。尽管他们的青春文学显示了新生代的激情跃动，带来了新鲜气息，但是稀薄的人文精神和浓厚的实用主义，透露了工具理性对他们的操控。或许是因为他们初出茅庐就被市场捕捉并享受到高额回报的缘故，后来他们就在市场的操控下进行功利性写作，在巨大的发行量和高额的版税刺激下编造故事，让无拘无束的自由挥洒变成了刻意迎合出版商和笼络粉丝群的流水线制作，就连自己也交给出版商和大众传媒去包装，成为青春偶像、文化新贵。他们直面商业利益却回避文学使命，看重业绩和人气而不在意什么人文精神、终极关怀，不断揣摩如何迎合消费趋向、激发粉丝狂热而无意思考文学何以实现民族文化的提升和精神的引领。他们渴望像从教科书中认识的那些前辈作家一样拥有令人艳羡的作家身份，他们甚至拥有了前辈作家所没有的财富，但却没有前辈作家的文化自觉和感时忧国的情怀、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解剖、对民族文化和国民精神的引领，当然也没有前辈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丰厚积累。工具理性给他们带来非常实惠的利益，但也制造了青春文学的短板，折损了他们的艺术生命，使他们虽因营销策划和商业炒作而轰动一时，却难以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久远、更扎实。或许青春文学的作者中会有人认识到价值理性的不可或缺而进行自我调整，不过大部分人则因名利的“减收”而逐渐退出文学，转向其他满足生存、生活需求的职业，或者向文化产业的其他领域挺进，如具有作家、明星、文化经营者等多重身份的郭敬明、路金波等。他们埋头在大众文化市场里掘金，认真研究市场规则和游戏方法，却很少向文化高原的人文精神大旗?望。尽管郭敬明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取代贾平凹、张炜们成为中国文学的中流砥柱，我们现在也不能以他们的文学活动来判断中国文学的未来，但是他们确实具有典型和标杆的影响力，他们的创富成绩具有巨大的魅惑力。如果他们的工具理性、价值取向成为青年写作群体确立文学坐标的参照，如果青年一代魅惑于商业功利而缺失文化的自觉，如果被控于市场逻辑而不能担当文学的神圣使命，那么为中国文学的未来焦虑绝非杞人忧天。
二
工具理性的盛行推动了技术主义的张扬。当工具理性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支配着社会活动，那么技术主义即如流行文化一样渗透到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各个领域，令文学界也弥散着浓郁的技术主义气息。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传媒与文学关系的重构，使秉持着工具理性的作家对大众传媒及其媒介技术表现出高昂的热情。他们对媒介技术的赋魅以及文学的技术化倾向，清楚地透露了这种技术主义倾向。为此，有学者将具有鲜明的技术主义倾向的时代称为技术主义时代，并告诫：“我们现在已置身于工具理性盛行的技术主义的时代，技术主义时代对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张扬，对于严肃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其实，文学领域的技术主义倾向并非“新生事物”，它在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讨论中就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只不过彼时的技术主义主要是指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诉求，而此时的技术主义更多的是指对媒介技术的青睐。不同时期的技术主义指向不同，但都是将技术革新引入文学写作以提升文学的技术含量，从而使文学呈现技术化倾向。当年，马原等先锋小说作者在呼唤文学现代化的语境中，为彻底与“过去”决裂而率先脱下新时期文学的旧装，进行文学突破的形式探索。‘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小说’这个概念，他试图泯灭小说‘形式’和‘内容’间的区别，并正告我们小说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它是‘写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写’的。”“‘怎么写’是马原小说形式主义话语的核心，‘元虚构’、拼贴式结构、语言的自我指涉、神秘性和偶然性的风格等‘怎么写’的技术性因素得到空前的重视，提升为小说的主体，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开辟了一条另类的线索。”对于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的追求，我们不能简单地确认其为工具理性的产物，但他们的文学理念和技术实验却与工具理性的技术主义不谋而合。他们过分地注重“怎么写”，热衷于研究西方的文本操练方式，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进行本土化创新，希望藉此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其实真正的文学是在对时代深刻感悟和对生活深厚积淀中从内心深处流出的文字，而不是凭借多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技巧’弄出一些无病呻吟的技术性码字。”过于注重叙事技巧，企图通过技术引导文学回归本体，结果是叙述的技巧、码字的技术日显成熟，而文学的人文精神追求却没有与之俱进。
在数字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工具理性的技术主义找到了新的出口。文学与数字媒介技术的关系建立始于作家换笔，以新形态出现的技术主义就随着作家的换笔侵入文学。表面上看，换不换笔只是工具的转换、书写方式转换的问题，其实坚持固有的书写方式还是利用表征现代化的电脑写作，这里潜藏着传统书写文化与现代科技文化、传统写作价值观念与现代写作理念的博弈。随着文学与数字媒介的关系日益密切，文学的技术转型现象亦现端倪，但是，技术转型也给文学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即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从而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数码技术的无所不能和数字信息的无远弗届，正在把最大众化的‘祛魅’工具交到每个数字用户终端。昔日‘纸面’凝聚的文学性被‘界面’的感觉撒播碾碎，文学表达对技术机器的依赖，无情地分割了原有的美与审美，用过剩的符号信息制衡了文字的蕴藉体验。当作品的‘界面’流动淹没‘纸面’沉淀的思想时，文字写作与阅读时的那种风格品味和诗性魅力便荡然无存了”。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消解和品质异化，工具理性对诗性智慧的僭越，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但是技术主义意识形态让文学写作尤其是网络文学写作仍然追逐着数字技术，在工具层面上进行文体形式和表达技巧的创新，通过超文本链接、开放式结尾、跟帖接龙等技术性创新。使网络文学的文体形制、表达方式超越了传统文学的相对单一形式。然而网络文学写作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和生活积累仍然匮乏，网络文学作品缺少生活的深厚度，缺少应有的现实关怀和拂拭心灵的思想，也缺少审美的锻打锤炼，让关心网络文学发展的人们也不无遗憾地感叹，舞动着青春、挥发着灵气的网络文学何时能够发出震撼世界的黄钟大吕之音。网络文学的技术性创新是基于突破目的的文学实践，但也是达成商业赢利目标的切实需要，是为了增加点击率、阅读量，吸引跟帖，提升“人气”，是文学审美与商业功利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的创新。这些现象显示，当媒介成为文学的一个主导因素，技术的作用在文学写作中不断扩大，技术逻辑的力量必然增强，不仅能够与审美逻辑并驾齐驱地规制着文学，而且可能消解审美逻辑，用技术规则调控着文学，从而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超越以及文学的技术化现象。针对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技术化问题，欧阳友权指出：“技术是功利的操作，文学是精神的凝聚；技术像庖丁解牛一样实现驾驭规律的自由，文学创作则如春蚕吐丝般酿造生命的境界。同理，数字媒介技术能为文学插上科学的翅膀。但它飞翔的目的地应是艺术审美的殿堂而不是技术的作坊。技术进步会给未来的文学创造增加更多的技术含量，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转型最需要的并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是借助新技术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在传媒技术愈来愈艺术化的创作语境中，文学有时还需要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与技术霸权的‘赢家通吃’相抗争，让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遵循艺术的规律而不是屈从技术的设定。只有这样，才能用数字化传媒重铸中国文学的历史，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辉煌。”的确，尽管当代艺术越来越得益于数字媒介的支持，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推动了审美创造的日新月异。但是任何时候技术逻辑和规则都不应凌越审美的逻辑和规则，任何技术手段都应服务于审美价值的创造和提高，文学写作者需要时刻警惕工具理性的技术主义，避免在新技术的追逐和利用中成为技术主义的俘虏而背离了审美的价值理性和表现理性。然而文学写作者并非都有这样的理性，尤其是年轻的网络文学作者们，还不能够自觉地对技术进行祛魅，所以在文学审美活动中还依稀可见技术主义的魅影。所以，我们既要肯定数字技术等新技术促进了审美创造方式和手段的更新，带动了文学形式的创新和文学形态的丰富，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空间，实现了文学审美创造和审美接受的大众化、民主化，也应看到技术主义随着技术的应用进入了文学的审美创造和接受中，无声地加固了工具理性的地位。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学审美创造中技术的力量还会更强而不会削弱，如果文学不能同时拓进思想和生活的深度，提升人文精神和美学价值。那么技术的支撑毕竟是有限的。某些超文本网络小说以及《阿凡达》等影视艺术作品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案例，可以证明文学的根脉必须深扎于历史与现实的厚土。深扎于人类文化和人心的深处，否则即使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也难以登上艺术的高峰，难以占据人类文化中最令人敬重的位置。
当影视剧市场日渐火爆而文学退向了艺术舞台的边缘，渴望自己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作家即将“触电”作为写作的一个目标。“触电”透露了作家不甘退守边缘的心态，是作为艺术长子的文学在失去了固有地位和权威之后进行的自我调整，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借助影视艺术从逼仄空间向广阔市场突围的理性选择。“触电”这一目标的增设，将文学写作引向了影视化、市场化，消解了文学写作目的的单纯性，同时将影视剧艺术的生产法财和叙事方法带入文学，悄然改变着文学艺术的个性气质和文体特征。
为了能够达成“触电”这一目标，实现跨界交换，文学写作必然要研究影视剧市场的需求，自觉地按照影视剧的艺术要求写作。这意味着文学必须自我削权，向影视艺术出让部分话语权力，自觉接受影视 艺术市场的调控。如果一如既往地坚持写作的文学目标和叙事法则，追求文学的独立品格和审美气质，那么作品可能因为不符合影视剧的市场要求而遭拒绝，但是如果迎合影视剧的商业逻辑和审美趣味，作品又会因不能“文学地把握生活”而失去独立品格，降低应有的品质，削弱文学的特色。虽然影视剧艺术好像并未剥夺文学写作的自主权利，但却紧握着影视改编的绝对权力，能以绝对权力让文学屈从或者退出。张艺谋在电影《红高粱》大获成功后就没有为莫言发放免检证，让失望的莫言认识到小说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只是能够像莫言这样‘觉悟”并毅然回归文学的作家不多，能够掌握着自己的话语权力而不肯出让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影视剧的传播效应和巨大利益吸引着文学作家引颈张望，让他们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话语权兑换进入影视剧市场的门票。除此，作家还有要约束创作个性，接受影视市场和影视艺术的限制，不能无拘无束地在文学想象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对此，涉足影视较深的作家刘恒这样解释：“因为写小说基本上是沿着自己的个性写作，我想写成什么样子，你读者只有一个被动接受的问题。但是电视剧的反作用很大，时时要考虑的是面对着数不清的观众，如果还坚持自己的个性的话，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刘恒从观众接受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触电”要受到创作个性的限制、要自觉地接受这种限制。“观众”是“市场”的同义词，“时时要考虑的是面对着数不清的观众”其实就是要保全来自这个庞大市场的巨大利益。尽管创作个性是形成作者风格、作品特色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学作者最为珍视的权力，但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相比就变得微不足道，当影视剧市场要求放弃或者削弱创作个性时，创作个性就要随时为之收敛、改变甚或牺牲。而影视剧的生产模式、生产特点也要求以“触电”为目标的文学写作限制自由和个性。因为文学写作只是影视剧生产线的一个环节，为影视剧生产提供一个剧本基础。影视剧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写作这一环节不可能在没有得到其他环节认可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如果没有其他环节的认同，比如导演的认同，“触电”的希望自然落空。况且，在目前的影视剧生产中，出资方执掌影视剧的绝对权力，导演居于最重要的决策和指挥地位，作家所能做的或是适应影视剧要求自我调整，或是不再坚持创作个性任由导演处置作品。有些作家已经在影视剧的调教下形成了自觉的合作意识，尽力避免“不合时宜”地坚持个性。然而，如果长此以往地限制创作个性，不仅作家的艺术风格会逐渐模糊，文学的特质与品格也会随之一点点地销蚀。
“触电”还给文学文体的独立性、规范性带来解构的风险，特别是当“银屏意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某些镜头化、戏剧化写法成为小说写作的惯习，影视剧本的特性就会逐渐演化为小说的文体特征，并且突破小说的文体规范惯例，导致这一文类的规则变动。虽然小说文体规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职业或非专业作者一直在不断突破一些规矩。进行文体变革的试验，通过方法的创新、整合让小说呈现时代的新质，但是小说与影视剧本的界限还是非常清晰的，因此小说保证了自己的文体独立和个性特征。南帆认为：“作为一种形式凝聚力，文类的惯例和成规有能力和外部抗衡：文类的惯例和成规有能力保证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王国而存在，这个独立王国里面所发生的事件有权力异于人们的现实经验。”文学的文体规范、方法手段是文学的形式凝聚力，写作小说应该遵循小说的基本规范和基本方法，即使要引入影视剧本的一些方法手段，也应像爱德华?茂莱说的‘要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方式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消解”意味着所借鉴的方法、手段真正地融人到文学叙事中，自然地成为文学的表现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消解”，那么电影化的艺术想象就使文学变成徒有虚名的冒牌货，因此爱德华?茂莱指出：“在小说里使用电影技巧并不一定会对一位小说家起有害作用(哪怕他早有把小说卖给电影界的打算)，但有一个前提：他必须知道他在写小说，知道小说和电影的区别何在，所以要让借来的手法服务于本质上是文学的目的。”“触电”却是力求让小说接近影视文学，具有影视某些剧本的特征，有意识地摆脱小说的规约，结果导致小说审美特性的流失和小说文体特征的模糊。而文学作者一旦熟悉了“触电”的方法，经常使用影视文学的手段，甚至像海岩、周梅森等小说家一样习惯了影视的戏剧化模式，所写的小说自然具有影视文学的品相。一些小说中故事的戏剧性、叙述的跳跃性都很强，冲突连环，包袱迭出，场景多变，人物性格行动化，人物语言口语化，影视演员看着小说几乎就可以表演，但是人物的心理剖析不足，环境的描述也非常简单。未能发挥小说特有的优长。这些小说的形态变化对文学文体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所以曾是优秀小说家的朱向前说：“文学影视化的问题有两面性，如果从提升当下中国影视剧水平出发，我乐意看到更多的优秀小说家加盟其中；如果从捍卫长篇小说的纯洁性出发，我倒希望优秀小说家与‘触电’保持距离。”不过，能否抗拒名利的魅惑而审慎“触电”是一个两难抉择，抉择的艰难性意味着黄发有说的那种“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的文学还将不断出现。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期，在文化产业化和文学商品化的语境中，文学领域的工具理性暗流涌动，虽然没有浪花飞溅的高调，却以难以阻遏的力量冲击文学的价值理性，将文学写作引向偏离终极目标的歧途。但是文学的神圣使命和审美特质都决定了文学写作必须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即使在文化多元、文学形态多样的开放时代，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历史阶段，也必须坚守文学的价值定位和生产的价值理性，自觉抵御工具理性的越位。唯有如此，文学才能始终是一座让人仰望的精神高原、审美圣地，呈现高贵、纯净、精致的艺术之美，散发感动世界、温暖心灵、净化灵魂的光芒，让读者渴望攀登这座高原，欣赏高处的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