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三个层次，即生活文化、形而上的纯_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分别采取了体验观照、“盆栽武”、“迂回武”等研究方法加以探讨。一方面由此揭示了日本生活文化质素简朴、纯文化富于“俳味”等特点，另一方面在对日本的本土宗教即神道教的奥义的探讨上，却以不可解而告终，显示了周氏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局限性。
关键词：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中日文化关系
作者简介：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中图分类号：I31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1-01329-11
就异文化研究而言，实难有方法论之“定谳”。如从日本文化的研究实绩观之，众所周知，本尼迪克特从未到过日本，但其所撰写的《菊与刀》依然可以成为日本文化研究的名著；同样是西方人的小泉八云，作为日本文化研究的名家，却是依靠对日本文化的“亲炙”――主要由体验和感悟而来。本尼迪克特就像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其对日本文化所做的是“生理解剖”，靠的是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和缜密的逻辑。而小泉八云像似常年游走于濑户内海的艄公，其日本文化之旅的舵把上浸润的是日本的山风天雨、世故人情。尽管方式方法不同，但他们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和解读，都各擅其长，为异文化交流与理解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为异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贡献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就中国近现代的日本研究而言，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有所谓“知日三白眉”之说。其中的周作人，胡适曾在1921年的日记里写道：“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可见并非虚誉而是由衷赞赏。“七七事变”前，郭沫若指出：…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挣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而揆诸历史，事敌后的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乏善可陈；对日本文学名著的大量翻译，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那时他已失却对日本文化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前述有关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成就与地位之评价，实际上是指堕落为汉奸文人之前的周作人。故而本文所述，亦以此为畋域疆界也是自然之势，也即讨论的主要是事敌之前的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认识，而他达成此种认识的“路径”和“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至于为什么他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何以未能成为阻止其堕落为汉奸文人的要素，虽然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却已逸出本文论旨，姑待另文辨析。
一 “知、情、意”――异文化研究的分际与内联
所谓“异文化”，实际上对不同的对象来说，其内涵是有差异的。因而，对其研究和理解，也就有“自然的”差异性。就日本文化而言，虽然无论对于本尼迪克特、小泉八云抑或周作人，当然皆为“异文化”。但周作人对于即便是享有日本文化研究盛誉的小泉八云，也是颇多微词和不以为然的――认为他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充其量不过是“雾里观花”。周作人这种评价的最大理由在于：作为东洋文化的日本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真正的“异文化”；西方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如同剥竹笋，一层层下去，可以看到根苗；西方人对日本文化终究是朦朦胧胧，有所隔膜。因而，即便同样是亲炙和感悟，小泉八云面对的是作为异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现实”，而周作人却是“现实”与“古昔”――和自己的母体文化相关联的――二者的结合体。或者说，小泉八云们的日本文化研究和感悟，更多的是能动的；相对于此，周作人则多了一层“自然而然”的成分。因而，即便是研究的方式方法接近或相同，其效果，也会有绝大不同。
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种影响。分析起来……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我的杂学……有大部分是从外国来的……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
这里的“知”与“情”，对周作人来说，当然是判然而别的。所谓“知”的一面，不言而喻即周作人所受到的西方文明的洗礼。而以周作人的人生经历，其对西方文明的认知方式，主要是间接的和理论的；对日本文化，如前所言，则相当部分是直接的、感悟性的――特别是由于中日间特殊的文化关系，也即周作人所谓“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因为这些缘由，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他还曾指出：“对于东京和明治时代，我仿佛颇有情分，因此略想知道它的人情物色”，“觉得对一部分的日本生活有一种爱着，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性分，第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
这样的一种情形，使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认知方式就颇为特殊：在直接的体验和感悟中，“将日本生活与中国古代及故乡情形结合说来，似乎反有亲近之感”。在这里，“故乡的情形”对周作人来说，不言而喻是指绍兴的日常生活，而所谓“结合起来”，也就是与他所亲炙和习见的中国江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发生“关联”。周作人自觉地以这种方式开始他对日本文化的探求之旅，对于人们应该怎样研究和认识“异文化”，特别是有着文化渊源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知、情、意”这一相互关联的文化认知结构中，周作人所自称的来源于西方的“知”，实际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郭沫若、茅盾、老舍等所共有的，虽然他们具体所信奉的“主义”或主张各有不同。这是使他们在根本上有别于李卓吾、嵇康等离经叛道者的“利器”。质言之，即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与此相关联的学理之外，周作人的不同在于，他注重于西方文明之“知”的精神故乡，也即将文化研究的目光不断回溯到希腊和罗马。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说，这种“追本溯源”的做法，无疑对“异文化”的解析和理解，有事半功倍之效。他还善于从文化在不同地域的承传脉络的寻绎入手，厘清和解明文化的“流动”和“定着”的过程，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所形成的新的文化风土等。譬如，他多次指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与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关系相类似，人类文明的承传，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皆有规律可循。
周作人致力于希腊语和梵语的学习，是因为有着对人类文明“追本溯源”的自觉。而在本源之间，形成文化的网络。循着这样的网络，才能如庖丁解牛，对研究对象了然于胸。即便是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德…‘赛”两“先生”，不言而喻，也自有其文化渊源。
另外，一般来说，随着对“异文化”也即他民族文化的浸润，特 别是具有长期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的经验的话，由此引发出对此种文化的“情意”，也是人类的共性所致。“第二故乡”或“精神上的第二故乡”等之谓，即为很好的注脚。学理上的折服、钦佩乃至崇敬，在人们面对“异文化”时，也是常有的现象。这种多由研习所得的异文化理解，不言而喻与对“异文化”的直接接触所产生的“情意”，无论是从途径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属不同的畋域。
就“情意”本身而言，除了前述如小泉八云与周作人在面对日本文化时，其“情意”来源有很大不同外，环境也构成这种“情意”的基础条件。譬如，同是周作人，他多次强调，其所“爱着”的日本，是明治时代，而地域则为一直生活的东京。换言之，譬如对昭和时代，他也许并非喜欢。对这一点，他也是时有提及的。
因为文化自身的丰富性，同样一起留学日本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同样对明治时代、对东京等，他们的感受，不如说与周作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之外，鲁迅的成绩也被一些日本同学所怀疑――来自愚弱民族的留学生具备那样的智力吗?敏感的郁达夫，更是觉得精神上备受压抑和欺侮，从心底里呼唤“祖国快强大起来”。郭沫若的际遇比较复杂，他与周作人一样，在日本获得异民族――日本青年女性的爱情，对日本有着另外一种感受。总之，环境、际遇乃至个人性格的不同，对异民族文化的感知、体验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等，也自然会产生差异。也即所谓“情意”，实际上未必一定是积极意义上的“依依相惜”的感情。但无论是怎样的“情意”，既然有亲身感受或浸润到“异文化”的经验，其构成对研究对象认知的一环，也是毋庸赘言的。
以“知”与“情”为基础的“意”，不言而喻是指研究的目的。也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意”，“知”与“情”一般来说发挥的是“剑”的功能。众所周知，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实际上是“敌国研究”，是为顺利占领日本需要了解日本文化所作。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认知，一开始也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而鲁迅的“弃医从文”，亦是同调。
对异文化的研究，除了如上所言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之外，不能否定也存在以研究自身为目的的现象。功利性文化研究并非唯一性，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欣赏性和愉悦感，应该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的“异文化”理解。
二 日本的生活文化研究――感悟与观照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可以厘为三个层次，即形而下的生活文化、形而上的“纯文化”和作为日本文化中核的神道教宗教文化。其间，对不同层次的文化所取的研究方法，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为探讨方便起见，本文将同样作为精神文化的上述第二、三层次合为一个单元。
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追忆道：“一个人初到外国的地方，最是觉得有兴趣的，乃是那里人民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其与一般习得的文化生活……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偷它这几套拳法，以便如法炮制。我觉得日本对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来看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它所独有的，所以更值得注意去察看一下。这个看法或者是后来经过考虑这才决定的也未可知，大体从头就是这种看法，不过后来更是决定罢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自觉，为了更方便体验日本文化，周作人与鲁迅整个留学期间大都选择了留学生所住的普通“下宿”。两兄弟“上学时穿学生服，平时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下雨时或穿皮鞋，后来也改用高齿屐了。一日两餐吃的是下宿的饭，在校时带饭盒。总之衣、食、住各方面过的全是日本生活”。
这样做固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认为：“不能吃苦何必外出，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因而，那些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买不起卧床甚至爬到壁橱上去睡觉，吃的又非热饭不可的留学生，常成为周氏兄弟嘲笑的对象。当然，下宿生活也确实非常清苦：每天早上两片面包加少量黄油，中午和晚上两餐饭，萝卜、竹笋而外，绝少肉食。周氏兄弟住在名叫中越馆的下宿时，即便有客人来，作为普通客饭，佐餐的大抵就总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而已。
周氏兄弟留学日本的时代，就日本一般国民的生活来说，尚不富裕。即所谓“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茶。上者有鱼，否则苦成的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此即日本普通百姓日常所食状况，而一般“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小怪，特别是在下宿或出租房间的地方”。但周作人“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
上述自觉的日本文化认识方法，终于结出了果实。也即周作人通过长期的体验观察，对日本的生活文化特色，得出了自己的三个结论，即“崇尚简素”、“清淡质素”、“爱好天然”。
如他指出：“日本式的房屋……特别便于简易生活……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四壁肃然……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这里虽然叙述的是下宿的情形，但普通日本居室的结构、功用也大体若此。反过来，周作人认为中国的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他余地”，因而“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他曾“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看日出，或着浴衣躺在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由上可知，在与中国的比照中，周作人认为日本居室的主要特征是“简素”。而这种特色中蕴含有“闲适之趣”和“清疏有致”的文化韵味。
与居室可作同样性质看待的，是周作人揭示了日本食文化的“清淡质素”特色。他引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有关日本饮食注云：“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他由此联想到故乡绍兴的情形：“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因而，来日本所食，“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而且“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汁与豆瓣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鲜与勒鳌，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的纳豆即咸豆豉……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即古昔的鱼鲜，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
周作人所思索的，是其所感受到的中日文化交通的历史。他曾在一篇谈“羊肝饼”的文章中说：“传授中国学问技术去日本的人，是日本的留学僧人。他们于学术之外，还把些吃食东西传过去。羊肝饼便是这些 和尚带回去的食品。在公元十五六世纪‘茶道’发达时代，便开始作为茶点而流行起来。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以查考罢了。”又如落花生，中国传说来自扶桑，而日本则俗称南京豆，表示出自中国。另如同是一种瓜，在中国称倭瓜(又称南瓜)，日本则称唐茄子，等等。当时一般留日中国学生往往注目于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强调中日文化之异，而周作人却由日本文化的特色而措意于中日文化的历史联系与沟通，这是颇为特异的。他指出：“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般的空假。”正因如此，也就难怪他不以小泉八云的日本文化研究为然了。
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进而揭示了日本饮食文化清淡质素特色的审美意义。他指出，谷崎润一郎在《忆东京》一文中激烈批评东京的食物，以为显出脆薄贫弱的“寒乞相”，也即缺乏“丰腴”之气象，认为这是东京人的缺点，对东京为中心的文学美术的负面影响甚大。但他认为，东京的食物之有意思正在于它的清淡质素。他还以绍兴人用挤了虾仁的大虾壳、砸碎了的鞭笋的不能吃的老头，再加上干菜而煮成的一种不知叫什么的汤为例，说这实在是“寒乞相”极了，但越人觉得其好处也就在这寒乞也即清淡质朴之中。
周作人把这种清淡质素称之为“徘味”，可谓一语中鹄。把饮食与日本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徘的意趣联系起来，这是深得其中况昧的结果。这里，周作人把日本饮食习惯中的某些特征在方法论上加以抽象化、概括化，从而揭示出它的审美意义。而一部分的日本的文学艺术之审美意识，乃至国民精神的某些成分，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审美的价值所在，即是体现了事物的自然本色。周作人曾多次提及家乡的“时萝卜”等吃食，认为在它的素朴之中自有“真味”。从这里不难看出，所谓“清淡质素”，是事物在还原本然状态的过程中最能接近其本质部分的显现，从人类原始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具有重要审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周作人来到日本的第一天，看到房主人的妹妹赤足在榻榻米上奔走，为客人张罗，很有感慨。他从日本妇女的“天足”现象、日本的服饰文化，以及日本人对待裸体所取的态度等，联想到中国的裹脚对妇女身心的戕害，认为“爱好天然”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综上所述，周作人对日本生活文化的认知方式颇为特殊。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直接的体验和感悟中，“将日本生活与中国古代及故乡情形结合说来，似乎反有亲近之感”。也即，在两者的相互观照和切身体验中，日本的生活文化之特色，就更容易得以考察和把握。这样的研究方法，既得益于中日特殊的文化关系，也须有高度的文化研究方法上的自觉。
三 日本精神文化探奥――“盆栽”与“迂回”
在生活文化之外，周作人对形而上的日本文化的堂奥部分即文学艺术层面，当然也是意欲窥知的。但其登堂入室的路径，即其研究方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种“野路子”。实际上就是从“趣味”人手，而非缘于大学课堂上的学术讲义。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与时代乃至与其家学有着深刻的关联。
周氏兄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新旧时代的鼎革之际。他们虽然也曾参加过传统的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当时依然被人看不起的“学堂”为立身之出处：鲁迅学“开矿”，周作人学“海军”。与这样的人生选择相伴随，他们的“求学问道”之路，也自然与传统大相径庭。所幸的是，进士出身的祖父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鼓励他们从“兴趣”如读小说作为弄通学问的门径。因而，周作人曾反复指出，他与其兄的治学道路，是一种“从旁门人”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乃至青年时代的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东京留学时代的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对日本形而上的文化研究，从方法论上，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延长线上。包括日后鲁迅以小说名家，与此也甚有关联。
这样的一种治学方式的传统，使周作人在东京留学的六年中，除了在与立教大学有关的“三一学院”习得希腊语、在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以及法政大学的特别预科隔三差五地去听过课外，包括其对日语的学习，多是从趣味出发――也即主要是通过家庭说话、看小说和报纸、听说书与相声等而逐渐掌握的。这样的“野路子”，正如周作人所说，虽然“没有讲堂的严格的训练，但是后面有社会的背景，所以还似乎比较容易学习。这样学来的言语，犹如一棵花草，即使即石竹花也罢，是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朵大理菊不同”。他进一步指出：“我看日本文的书，并不专是为了通过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我的关于日本的杂览，即多以情趣为本，自然其态度也与求知识稍有殊异。”
因此，我们看到周作人满怀兴趣去“寄席”(说书场)，听在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其间充满社会人情百态――“落语”(单口相声)，在捧腹绝倒中体味日本平民文化中的诙谐趣味。循此，又在“川柳”(诙谐短诗)与“狂言”(滑稽剧)中，发现日本文化中的“有情的滑稽”，而觉得其表现方式纯朴而健旺，并无恶俗。
从以上民间文化的滑稽趣味，周作人转而注目于日本文人创作的俳句、俳文等。吟味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的作品，其中的俳景禅趣，令其陶醉。所谓“高雅清远的俳境”，“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莫不如此”。继而，他又从日本代表性的艺术――浮世绘的富丽艳美中，发现常伴有一抹暗影，他解读为其中蕴含的是一种“东洋人的悲哀”。而夏目漱石作品中的“低徊趣味”，性质可视为与此同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对日本文化的特质，以及中日文化关系等，发表了不少独特见解，其中不乏中肯的意见。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日本文化内核的宗教――主要是神道教，周作人认为：“我们对于日本国感觉兴味，想要了解它的事情，在文学艺术方面摸索很久之后，觉得事倍功半，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才有入处；我以为宗教最是重要，急切不能直人，则先注意其上下四旁，民间传承正是绝好的一条路径。”也即，周作人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迂回”方法，去探知神道教的底蕴。
而迎神赛会的民间习俗，在周作人的故乡绍兴有悠久的传统，在家乡时，也是周作人非常感兴趣的节日。但这对于理解日本的宗教似乎派不上用场，因为周作人觉得中国民众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周作人虽循此做了不少努力，譬如积极购读日本民俗研究大家柳田国男、柳宗悦等的作品，虽有所收获，但始终觉得依然隔膜。其中，如神道教仪式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神人交融的状态，周作人认为外国人是很难通过学习而能够感知其中的奥义的。
由于中日文化的特殊关系，把中国文化作为相互观照的背景和参照系，周作人的这种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对其了解日本的生活文化，有着莫大的助益。但在认识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其本土宗教――神道教时，周作人有一种无力感和无助感，这是深可注意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周作人曾经想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探寻日本侵略行径的根源，但却不得不止步于他不能理解的日本宗教。这说明，文化研究的方法，由于对象的不同，即便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不同侧面，其效果和功能自有其限度，是不言自明的。
(责任编辑：林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