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2012年3月24日，是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逝世50周年纪念日。在近代中国，胡适无论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领域，还是在社会的多个层面，均产生过巨大影响。就胡适产生影响力的具体原因，本刊特约记者张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先生。
白话文运动改变中国
记者：民国期间，胡适当时为什么会在社会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耿云志（1938年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等职，著有《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胡适新论》等。以下简称“耿”）：最主要的就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中心课题，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而且人们讨论也都是围绕着他提出的问题展开的。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在民国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它对于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五四”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学术文化发展，都有开创性或者决定性的影响。而胡适是这个运动的领军人物，所以他就很容易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了解和尊重，甚至于崇拜。
记者：具体说，胡适的影响力，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耿：新文化运动一开篇就是文学革命运动。过去讲新文化运动开端是从《新青年》出版算起，这个说法不能说它错，但不是很准确。因为《新青年》的创刊，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对于民国成立以后的这种政治发展、社会状态特别是人们的思想状态，非常悲观，非常不满，想要走出这个混乱黑暗的时期。所以，他们觉得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成年人受旧观念、旧传统的影响太深了，一下子很难改变，希望寄托于青年，直接对青年喊话，直接向青年传播他们的一些主要观念，通过青年再去一步一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中国的社会。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形成一个文化运动，当时创办《新青年》的这些主要人物，他们的思想还没有上升到文化自觉意识的层面上来，
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讲的文学改良，是要改变过去古文文学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一些古文文学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小说、戏剧、诗歌，都受过去的形式和过去旧观念的束缚，不能反映当代人的一些真实的思想感情，所以要来一个文学革命。胡适在美国的时候，跟他的朋友就已经辩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提出来了文学革命。但是，他仅仅还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国内有很多老师，他不好意思把这个调子唱得太高，就很谦逊地说“文学改良”，而且是初步的一些想法。
但是，胡适把具有实质性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从清末以来，中国已经提倡白话，一个是为了利于普及教育，搞文字注音、文字简化，另外想建立统一的国语。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是受到跟这个潮流有关系的一些人的关注，比如说钱玄同，最早对胡适这个想法有比较系统的深入的思考之后做出了回响。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三大主义、文学革命等口号。
记者：胡适和陈独秀，在对待白话文学上还是有区别的吧？
耿：胡适提出了应该讨论的问题，文学革命从哪儿入手，怎样去达到文学革命的目的等等。陈独秀是革命家，高呼口号，高举旗帜。但是，这个战役开始了，真正要冲锋陷阵，占领敌人的据点，那还得靠步兵，步枪、机枪冲上去。胡适就提供了步枪、机枪这些子弹，告诉大家阵地在哪儿，怎么占领阵地。所以，文学革命真正的核心人物和首先倡导的，我认为是胡适，而不是陈独秀――但是，陈独秀也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学革命运动里面争论最多的是白话代替古文，这显然是比较顺利就取得了胜利。到1921年，教育部就规定把小学课文逐渐都改成白话文。后来，杂志及各种出版物都逐渐不得不采用白话文。白话代替古文，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正宗。另外，白话成为社会各个阶层互相交流的一个主要工具。过去，人们认为，白话就是乡野村民讲的话，登不了大雅之堂，现在，它成了大家都认同的一种交流的工具。这样的话，不识字的人讲话，大家也都能听明白，也不能因为他讲的是白话就瞧不起他，把他排除在外。
记者：这个社会影响确实很大。
耿：因为古文有很多格式，有很多要求，就是到民国那个时期，胡适说，真正能把古文做通的没有几个。胡适就曾挑过林纡的毛病，说他有一句话按古文的标准不通。
白话一通行，青年人识了若干字之后，就能提笔写字作文。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搞工农运动，这个运动靠谁搞起来的？靠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做宣传、散传单，才把工农鼓动起来。假如你在那儿之乎者也，老百姓都不懂，那怎么能起来？后来有些青年多少有些成就了，或者在教育战线上，或者在政治上，很多青年跑到国民党那边，因为国民党改组了，国共合作，很多人加入国民党了，有一些人就加入共产党了，后来见到胡适就说，我们现在一些青年能够随便开口讲话，提笔作文，都是受您之赐。可以说，这是一点没有夸张。
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正宗，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认同的一种交流工具，文学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它对现代中国影响的发展，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胡适在思想、学术、教育等方面均功不可没
记者：除了白话文学之外，胡适的社会影响力来自于什么地方？
耿：还有思想观念革命方面的。当时又叫伦理革命、道德革命。这方面胡适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因为他有几篇文章都是涉及到思想革命和道德革命的问题，最著名的就是1918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后来其他许多人发表思想革命的东西，鲁迅、周作人，还有其他人，都在这之后。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出了个人主义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做人首先要承认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价值，要有自由意志，要说出自己的主张，在这个情况下，也要个人对自己言论、行动负责任。
中国传统从来是不承认个人的，只承认家族、群体，所以古代思想家杨朱就一直蒙受骂名，后来严复、梁启超、胡适都对杨朱这个观念做了新的解释。杨朱实际上是个人主义，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要，这是一种比较健全的个人主义。《淮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里面都说到杨朱的思想，孟子有意歪曲，他讲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唯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当时杨子和墨子影响很大，天下不归鲁就归于杨墨，鼎足而三，所以孟子要极力想把这两种势力给扫除掉，就歪曲他们的意思。从那以后，中国人一谈到个人就很反感，为什么个人呢，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应该尽儿子的义务，你是皇帝的臣子，你应该尽臣子的义务，你讲什么个人啊。
接着胡适又发表了《不朽》《不老》《贞操问题》，都是讲个人的独立和权利、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很有意思的是，胡适刚在1918年7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贞操问题》，鲁迅就在1918年8月15日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了《我之节烈观》。鲁迅自己后来也承认，我是奉命作文，那意思是奉陈独秀的动员，陈独秀通过钱玄同动员他写文章。在这些重要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等重要的核心问题上，胡适也是处于领军的地位。
当时，很多青年给胡适写信，他们一是面临家庭问题，就是被管得严严的，一言一动都得受家长的控制。一个是婚姻问题，婚姻不能自主。再一个是读书问题，一般中下层群众说孩子读书，能记账能写信就行了，女子根本就不能读书。这些青年受压抑，很困惑，他们把胡适看成是导师，有问题向他求教。
胡适为普通女生李超写过一个传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没有哪一个有全国影响的一位大师和学者，为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写了一篇传记。过去写的“烈女传”，那都是一些落魄文人没什么稳定收入，给人家写一个，讨笔润的。而胡适是为了女子解放，为了个性解放，为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面临的课题来写的，文章写得非常平实又非常感动人。所以胡适对于个性解放，对于女子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在教育方面，胡适又有哪些影响？
耿：胡适1917年一回来就进入大学了，他首先关注的是大学的改革，认为大学应该向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有思想能力、有研究能力的一些专门人才。所以他说大学应该办研究所。北大以前没有研究所，他首先办了一个哲学研究所，起了开风气的作用。胡适对高等教育的主张，被蔡元培采纳了。可以说，往研究型大学发展上，胡适是奠基人。
在胡适回国之前，北大全校有评议会，评议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胡适回来之后，由他推动，在各系建立教授会，教授治教，课程设置、考试、各个方面人员的任免，由教授会决定。教授会选举代表，成为学校评议会的成员、北大是最早建立起来一种近代的教授治校的制度体制，胡适好几次都是以最高票当选评议会评议员，有一次他以六十票居第一位，其他人都是二三十票入选，上四十票的都很少，这也说明他在北大的威望之高。
胡适对中小学也有一套主张，而且这些主张有相当大部分被采纳。一个是他主张中小学的教学和课程设置，应该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不要盲目模仿。教育和生活要打成一片，脱离实际的教育，费力而没有好的效果。他说中小学教育要强调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课堂不要填鸭式的，而是要设立讨论课，让学生自己参与进去。
胡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为中国确立了一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又跟国际教育接轨的中国新学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22年在山东济南开会，胡适参加了这个会，亲自起草了新学制的方案。这个学制跟我们后来沿用了几十年的中国学制是大体相同的，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四年。另外，职业学院设立一些专科，有初级职业学校，专门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技校和中专，让中国的教育比较稳定地往前发展。中国原来学制不完善，各地学制不一样。所以大学里面办预科，念两年才能入专科，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教育体制。按照胡适的办法，逐渐消除了这种预科。
记者：那么，在学术研究领域，胡适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耿：胡适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他建立学术的新范式或者新典范，首先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出版，这本书有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思想，有系统地利用现代的治学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顾颉刚回忆说，过去的先生教哲学，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全都是古代传说。胡适就是直接从基本可信的《诗经》开始，完了讲老子，讲孔子，讲庄子。过去讲中国古代思想的人，只知道一些传说，知道一些材料，没有方法，系统化不起来，就像讲故事一样，所以搞不出来一个现代的中国哲学史。所以，蔡元培高度评价他这本书的研究方法，认为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中国哲学史大纲》讲的是哲学史大纲，但是对它感兴趣的人远远不只搞哲学那些人。北大的世界史教授齐思和有一个回忆材料说，他当时在南开读中学，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因为它是白话书，大家都看得懂。这个书的影响非常大，很短时间就加印了多次。
尽管冯友兰等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详细、系统、深入这方面超过了胡适，但是并没有离开胡适所创立的这个基本方式。所以胡适自己也说我这个书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以后治中国哲学史的人，都躲不开这部书的影响。冯友兰晚年写回忆也承认，我们还是受胡适这本书很大的影响。除此以外，胡适做的《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也都起了示范作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使红学研究进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水浒传考证》启发了顾颉刚去搞古史辨，所以它起了示范作用，为中国新学术的发展打开了门径。
记者：胡适的影响力，还有其他因素吗？
耿：还有一点，一般人不大注意。我们讲了半天新文化运动有这个内容，有那个内容，但是中国新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去建立，朝着什么方向去发展，没有人系统地高屋建瓴地提出纲领性的意见。只有胡适提出了完备的纲领，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义》副标题说到的十六个字：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首先要研究问题，我们现在文化问题在哪儿你要找准。第二，你为了理解、分析这些问题，就要输入学理。你要建设中国的文化，必须得了解中国的传统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家产，我们的家产到底有什么东西，所以要整理国故。你有了新的学理，对中国实际问题做了分析、研究，又有了外来的文化借鉴、比照，在这个基础上，清理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继续有用，什么东西已经不适用了，有些需要做改革，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就是再造文明。这是一个很系统很完整的纲领。无论陈独秀、鲁迅还有其他人，都没有提出过。这一点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到现在我们也还是沿着这个路子走。
所以，中国一整代青年在当时都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恽代英等人。恽代英的日记，还有书信显示，他受胡适影响非常非常大。
综上所述，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方面，他的地位，无论怎么样说都无法抹掉。1954年、1955年，批判胡适的时候，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方面，为什么？因为胡适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想要完全抹去，那不可能。要肃清他的影响，所以要从每个方面都写文章批判。
记者：胡适在中国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红楼梦研究方面，他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占据了学术最高点。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些？
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大的背景，可以用余英时的一个看法，余英时的主要意思是说，当时思想学术文化领域里面，有一个断层，就是清末以来，为了改变中国千年以来君主专制制度，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治改革这方面，像章太炎这样优秀的学者，学问是很高深，涉及领域也很广，但是，他很多情况下都是用自己的学问直接为政治服务，这就局限了他。有时候他的见解不断改变，比如他的《?书》，后来变成《检论》，一改再改。这一点我是很不佩服他的。
毛泽东有一句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尽管胡适在许多专门领域不是那么很深很透，但是当时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他，有那么开阔的眼光，有那么深刻的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有那么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两者一结合，他就做出了别人做不到的东西。
胡适对青年的影响力有变化
记者：但是，从民国期间的情况看，从2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青年变得很激进，胡适的影响力就下降了。
耿：胡适对于青年的影响后来是有变化的。大体上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从1917-1923年，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地位，在这一代青年人中，基本上没有人提出反面的意见。
1925年之后，有一部分青年左倾，就开始对胡适提出质疑，为什么？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来和共产党合作，要走俄国人的路，于是形成了一个革命高潮，反对革命的人就把它叫做赤化，当时军阀都很反对，特别是北方最大的军阀张作霖非常反赤化。胡适当然没有反对，他跟李大钊一直保持着友谊的关系，他不赞成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但是并没有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虽然他1922年写过《国际的中国》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纲领把反帝列在头条是不恰当的，但这是讨论式的，不是敌对的。然而，有些左倾青年对胡适在反帝这一点上的低调很不满意，他们逐渐摆脱了胡适的影响，接受俄国革命，还有其他一些影响。
到30年代，“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一直唱低调，不赞成对日作战，他呼吁通过外交渠道，通过呼吁国际社会主持正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估计当时中国根本没法跟日本作战，一打肯定是溃不成军，后来果然也是这样。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之后，继续推进，仅用很少的兵力，一路过来，所向披靡。当时，中国的军队当时根本就不能打仗，贪污腐化，官兵矛盾突出。胡适就主张通过交涉，能够争取挽回一些损失最好，至少要谈判出一个结果，不再继续遭受损失。因为他一直唱低调，所以有些青年对他很反感，甚至无限上纲，说他卖国。有很多青年开始离开他，接受共产党的影响。
抗战爆发之后，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远离了本国，所以他在各方面仅仅是过去残留的一些影响。到抗战胜利以后，胡适面对的是国共战争，他主张和平，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共产党做和平的第二大党，依靠自己的政策取得民心，争取得到政权，毛泽东当然完全不能接受。所以，从解放战争的时候开始，胡适就真正完全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直接和共产党来争是非。所以，毛泽东和共产党非常痛恨胡适，因为胡适的影响很大，他影响了一整代青年，包括后来到了共产党营垒的一些人，有些人还是把胡适当做一个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来讲。胡绳在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对胡适还有相当大的肯定。所以，包括共产党阵营的一些青年，尽管他们基本上脱离了胡适的笼罩性的影响，但是还是记得胡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记者：一些更极端的人，对胡适的看法更负面吧？
耿：有一部分是非常极端、非常左的人，就把胡适看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反动派，蒋介石的走狗、御用文人、帝国主义及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等等。早在1924年、1925年的时候，胡适就感觉到，一部分青年开始对他不满意。有一次周作人给胡适写信，大致意思是说，有一些青年人对你有一些主张不满意，你自己的言论主张也要加以检点。胡适回信就说，我早看到了有一大部分青年不在我们的影响下，这个不要紧，我们自己认为对的，我们就应该坚持主张；如果我们明明认为那样不对，我们还为了青年们的拥护、拥戴，去故意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是没有必要的。
当时，他说的就是指冯玉祥把溥仪和他的家族赶出故宫这件事，胡适认为这件事做得太鲁莽，说原来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跟清朝皇室有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是在国际大国作为见证人的条件下做的，我们民国是法制国家，不能轻易就把那个东西当作废纸，就不履行了。冯玉祥为什么赶清室出来呢？他发现溥仪跟社会一些人士有来往，有些遗老遗少觉得溥仪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失去影响，还有希望复辟，有一些活动和言论。革命派就认为这是清室复辟的罪证，你既然复辟，你首先违背了条约，就要把你赶出去。
当时正好有一位太后刚刚去世，所以胡适觉得这件事做得太不仗义，这个条例如果有些什么地方不妥当，可以请国际的专家讨论修改，但是不能采取暴力，把人家孤儿寡母给赶出去。这件事，青年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到1925年五卅运动，整个中国就掀起了反帝运动的高潮，胡适觉得中国最要紧的不是反帝，是要改革，把自己的国家弄得像点样子，然后你才可以提出来修改条约。青年们哪能有那个耐心啊，大家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社会经验，所以做出不同的判断，持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动。
胡适到底有没有学问？
记者：现在，有些人看到胡适的书，通常会做一个比较，他们说胡适做哲学史不如冯友兰，做历史研究不如陈寅恪，所以胡适这个人没学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耿：这些话如果是出自青年之口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工夫详细看胡适的东西，以及跟胡适同时代其他人的东西，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基础，他不具备这个基础去理解那些东西。所以，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
另一方面，胡适的影响主要是他有开创性，中国的哲学史大纲，冯友兰明确承认那是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后来做的超过前面，这很合乎逻辑，一点不奇怪。在学术界，很多术有专攻的学者也很佩服胡适，陈寅恪就是其中一个。1940年，蔡元培去世，要补选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那时候陈寅恪已经有病，眼睛视力不好，身体已经不怎么好了。我听邓广铭转述，陈寅恪对他的朋友说，如果要选一个自然科学的领袖来当院长，那我选李四光；如果要选一个文科的学者当院长，一定要选胡适。为什么？因为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一篇文章，很多问题都浓缩在一起，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别人没有这个本事，所以他很佩服。
在胡适那个时代，对禅宗史有所研究的，大概全国不超过两三个人。欧阳竟无好像也没有专门对禅宗做什么研究，他主要是搜集，刊印一些佛经，讲一些他对佛学的认识。而禅宗史这个东西，是历史考据，你得到海外去搜集禅宗史史料，这个真正得下专门的工夫。胡适搞了这个研究，搜集了新的史料，写出了新的文章，日本人非常注意，当然日本人也不完全同意胡适的观点，胡适也不完全同意日本人的观点，但是互相承认在这个领域是可以对话的学者。
文学史研究也是一样，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在当时没有超过他的，在胡适之前，没有人对中国文学史有这样系统的新的见解，用新的方法写出来的。因为胡适《白话文学史》大概写到唐代，《中国哲学史》也只写到战国、先秦，后来的人比他材料更丰富了，比他研究更系统了，超过他很正常。但是他起了开创性作用，在当时别人都没法跟他比。一些青年人不能全面看问题，现在在海外是新儒家占据统治地位，新儒家是反胡适的，也影响到国内一些年轻人盲目跟着喊胡适不行。
胡适的人格魅力
记者：胡适每涉及一个思想、学术领域，总会有一些学人聚集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很独特的气场，有一帮的拥护者，现在说得最多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一个流行语，胡适的魅力和影响力究竟从何而来？
耿：胡适确实很会做人，这一点的确如此。胡适的人格魅力，从他在上海读书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一个人要对其他人产生吸引力、亲和力，得具备几个条件，一个是他的知识要比别人丰富一些，再一个是他见解要比别人高明一些，第三个是他肯助人，有修养，不跟别人计较小事，待人诚恳热情，乐于助人。胡适这几条都具备，他知识比别人丰富，他在梅溪学堂的时候纠正老师的错误，他不在同学面前公开说，而是悄悄到前面跟老师讲这个不对，老师也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知识丰富，学生时不时要请教他，请他帮忙。再一个就是，他乐于助人，喜欢交朋友，有公益心，有社会责任感，办《竞业旬报》，参加学生运动，会议发言讲演，他做记录。
中国公学发生运动的时候，开除的学生没有他，但是他认为应该跟那些学生一起离开，现在讲就是仗义，人仗义大家就佩服。他知识丰富，见解高明，又仗义，乐于助人，大家当然愿意亲近他。所以他搞一个什么活动，他周围就能聚拢一些人，甘心愿意帮他的忙，为他奔走，他后来当大使，有些银行家们为了争取美国人，就甘心愿意为他的事情奔走。比如说，他有一些用当时人们眼光看不太好的事，朋友们都为他隐瞒，不给张扬，他和曹诚英的事，很久以后人们才发觉。他和美国那些女孩的事，也是这样，朋友非常爱护他。
所以，他每办一事，都有些人追随，每到一地，能够吸引一些人，比如，很多人就跟着他一起整理国故，搞“世界丛书”，很多人投稿，翻译东西。当时李济一度在共产党里面，讲马克思主义，他给胡适写信要翻译《资本论》。胡适办这些事，因为都是带有公益性的，对国家民族有好的、有正面影响的，人们都愿意跟随他。所以，他能成为公众人物，在各个领域里面能够扮演一个领袖，这确实不是偶然。
后来有些人写回忆，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一到礼拜日，学生，其他阶层的人都想抽工夫去拜访一下胡适，就觉得他见解高明，为人非常热情。他跟任何人谈话，都尽量从你的方面来设想，绝不讲会让你感到尴尬为难。他体谅别人，尊重别人，所以大家就非常愿意跟他来往。有些人写回忆，哪怕很下层的一个人，在胡适面前都不会感觉到自己有自卑感。在台湾，就有一个小贩去见胡适，讨论世界大事。一般读书人很难有像胡适这种气质，要么书呆子，要么自以为是，高人一等，人家当然就不愿意亲近了，所以胡适就成了一个公众性的人物。
记者：胡适在民国时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在每个领域都带出一帮追随的学者和学生是不是也有直接关系？
耿：那当然。好像就是母以子贵，杜威到中国为什么受那么大的欢迎，就因为他有胡适这样一个大弟子，人们认为这个老师肯定也不简单了。胡适有那么多像傅斯年、顾颉刚等成了气候且独当一面的学生，他们又有自己的弟子，胡适的影响力就会膨胀，地位也就越来越高，就像众星捧月。
记者：胡适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亲手栽培了顾颉刚、罗尔纲、周汝昌等人，你觉得他在教书育人方面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耿：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认为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的，就是要做到不苟且，不自欺，不欺人，这一点罗尔纲应该是体会最深了，《师门五年记》关于这方面的事例讲了很多。
当时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写了一本诗集，我估计他自费出版，他要请一些名人给他做广告，要名人发表东西来捧他，他也找过胡适，胡适看了他的东西不行，根本没多高的水准，所以拒绝了替他吹嘘的要求。后来有一些人，甚至于像沈兼士这样很有学问的人，也被他忽悠了，联合了大概有六七个人，发表了一个广告性的东西，某某君写得非常好，怎么怎么样。这一弄就产生了影响，后来，正在北京女子师大读书的苏雪林看到这个东西，她就写了一篇评论，这个评论没写完，报纸上只登出了开头一部分，给它说得一无是处，当然有些话也说得稍微过分了一点。捧这个青年的人就不干了，因为这牵扯到名誉的问题，这么不值得重视的东西，我们居然替他宣传了，必须得有个说法，他们就攻击苏雪林，简直不成体统，什么脏话都说了。胡适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允许这样，就提出来说你必须得拿出证据，苏雪林怎么了，他拿不出证据来，结果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对耿云志先生的专访到此结束。作为自由主义的先行者，胡适影响了一大批追随者。下面就胡适在政治上的追随者，再重点介绍殷海光、雷震、李敖三人。
胡适在政治上的追随者
――殷海光。作为晚辈的殷海光，对胡适的敬仰自不待言。但是，从创办《自由中国》开始，到雷震案的发生，殷海光对胡适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一个酒会上，因心情激动，心脏病发作去世；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癌症复发，在台大医院病逝。按照李敖的说法，两人都是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气死的。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和终生标榜自由主义的先行者，而殷海光自称“五四之子”（生于1919年），后来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殷海光对胡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颇为敬重；雷震案之后，他对胡适的印象一落千丈，并曾数次说到，胡适是个大乡愿！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杂志创刊，远在美国的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胡适在美期间，雷震负责一切法定责任。总编辑为毛子水，胡适和殷海光都是编委。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同仁，既想借助胡适的名声和威望为杂志打开局面，也想让胡适起到“保护伞”的作用。
作为小胡适二十八岁的晚辈，殷海光对胡适很敬重。他曾经写过多篇文章，分析和传播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七十寿辰。《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了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无为”。这一期《自由中国》，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次以上。引起了台湾“军方”“党方”和“团方”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的围剿。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台北学生书局当年印行了小册子《胡适与国运》，污蔑和攻击胡适。1959年，殷海光撰写了《胡适与国运》一文，再次力挺胡适。
但是胡适和殷海光也有明显的分歧：胡适素来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且性格温和；而殷海光则具有更强烈的批判精神，且性格激烈。他在《自由中国》总计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主要是围绕现实问题的时论和围绕自由民主观念为主，针对当局的批评性政论。
1954年，胡适不能容忍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对台湾政治专制、无言论自由的批评，在美国和吴国桢打起了笔仗。胡适认为吴氏作为官员，不能在国外做诋毁“国家”的事。殷海光认为吴氏做得好，他所批评的是“蒋家”而不是“国家”。为此事，他们面对面地争论了一下午。后来与人谈到此事，胡适说殷海光是“书呆子”，殷海光则私下认为胡适在“倒退”。
因为《自由中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胡适在1959年3月的《自由中国》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希望转圜《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关系，保住这块阵地。殷海光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在下一期杂志上发表了《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他认为，“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因此容忍是（或者说主要是）有权势的人的事。
1960年3月21日，蒋介石如愿当选为第三任“总统”。雷震决定组织新党，当局采取了恐吓、威吓的方式威胁雷震，并且给拟组建的新党扣上政治帽子。1960年9月1日，殷海光撰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对台湾当局的黑暗统治做了强有力的抨击。这篇文章发表在《自由中国》1960年第23卷第5期，也就是《自由中国》的最后一期上面。从这期杂志开始，《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消失了。
9月4日，雷震等人被蒋介石当局逮捕。10月8日，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从10月1日到16日，殷海光公开发表三篇文章，批评国民党当局，赞扬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并和《自由中国》同仁发表声明。胡适多次对记者发表言论，对雷震施以援手。但是殷海光觉得远远不够，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胡适应该站出来，态度明确地表示反对国民党政府。
10月25日，《自由中国》编委聂华苓，担心殷海光也被抓走，去温州街台大宿舍看望殷海光。她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两三天了，“对雷震问题一点硬话也不讲，真是遗憾”。殷海光说：“这个胡适，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我想了一下，现在能够救雷先生的，大概也只有胡适。如果他敢于出面，对救雷先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聂华苓又说：“我们去看看他，并向他建议设法求见蒋介石，当面向蒋要求设法释放雷先生。”殷海光摇摇头说：“他胆子太小，去也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又约到了夏道平和宋文明等人，搭乘公车去了胡适的住地。
听完大家说到的近期情况以后，胡适紧绷着脸，老半天没说话。殷海光说：“不知胡先生对这件事怎么看的，还有无办法救雷先生？”聂华苓见胡适没提救雷震，就对胡适说：“希望胡先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设法救救雷先生。”但是，胡适低着头嗑瓜子，很久没有答话。
殷海光对胡适感到极度的灰心，他后来多次在文章中批评胡适软弱，一点硬话也不讲。1962年胡适去世，他也没有去吊唁。他曾写信对他的学生说，胡适虽然曾经是“时代的宠儿”，却“始终跟现实的政治权势纠缠不清，所以难免作权势的工具”“在我同胡适私人接触时，我的内心立刻产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在和学生的谈话中，殷海光不仅称胡适为“大乡愿”，而且，在写给学生林毓生的书信中称胡适的学问“浅得很”。
除此外，殷海光还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雷震。与胡适不同，雷震是自由主义的践行者。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正是得到了胡适的帮助，雷震才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雷先生常去南港看他。雷震筹组新党时，要求胡适做新党领袖，胡适不答应。但他鼓励雷震出来组党，他可在旁协助，可做党员，召开成立大会，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并引用孟子的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雷震被捕入狱后，胡适心情极度抑郁。10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拍桌称“是很不公平的！”雷震被捕入狱后，胡适从未去看望过雷震。据他后来说，怕自己去看了，蒋介石会对雷震更加不利。他写过两首很有感情的新诗给狱中的雷镇：1961年7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虽然有人批评胡适在雷震案的表现过于软弱，但雷震出狱后，也一直没有改变对胡适的尊敬。
――李敖。1958年4月8日，胡适飞抵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26日，经台湾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联系，李敖和胡适先在胡适演说后见面，又于晚上在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谈话。1961年底，李敖作《播种者胡适》，对胡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和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做了最充分的评价，认为：“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他也说到胡适的不足：“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他还在日记和札记中经常写到胡适，对其道德学问极表佩服。用李敖的话概括：“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副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因为《播种者胡适》发表后受到攻击，李敖当天写了《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后来还写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此后，李敖写过多篇有关胡适的文章和论著。1964年有著有《胡适评传》等。李敖继承了胡适、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对专制，追求自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