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老乡介绍，我终于进了这家台资厂。因为没技术，少文化，又刚从家里出来，十足的乡巴佬一个，我被分到烤漆课做杂工。虽然这是一份费力不赚钱的活，但想到连日来找厂的艰辛，我还是十分珍惜。
那段时间，厂里赶货，各个部门都是超负荷工作。在这燃眉之际，偏偏烤漆课不争气，生产出来的不良品比合格品还多，导致生产进度跟不上。为了处理不良品，我们被现场管理人员紧盯着，快马加鞭，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才下班。大伙儿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首先想到的就是睡觉。勤快点的，还接盆水洗把脸，洗洗脚，懒一点的，和衣往床上一躺，把鞋一蹬，不出两分钟，就已发出了震耳的鼾声。
我刚进厂，为顾点面子，还算勤快，但也闹出了笑话：洗脚的时候，把脚放进水里，人就躺下去，等天亮了被人叫醒才知道，双脚在水桶里泡了一夜。
尽管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了半个多月，不良品不仅未减，反而还在上升。
这天加班的时候，我们刚进车间，班长把我们三个杂工叫住，指着堆得像座小山似的不良品对我们说：“今晚加班，你们三位不用干别的活，专门用剥漆水处理这堆不良品，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下班，还记嘉奖一次，20元奖金。不过，必须注意安全，剥漆水是有腐蚀性的，若出了问题，自己负责。”说完，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双劳保胶手套。
我们三人望着那一大堆不良品，都傻了眼，但相当于三天工资的奖金对我们来说，都有一定的诱惑力。重赏之下定有勇夫，即使只有1%的希望，我们还是用100%的努力去争取。于是，我们作了简单的分工，就干开了。
因我是新进来的，所以只能惟命是从。我被安排负责把剥掉漆的不良品从剥漆水里捞出来，交给负责冲水的工友。刚开始，我还是十分小心，用一个钩子伸进去，摸索着把不良品钩出来。由于钩子较长，不受力，有时候眼看已经钩出来了，稍不注意又滑了回去，效率相当低，加之冲水的那位工友又在旁边催促，就惹恼了我。我把钩子往旁边一扔，同时把注意事项也丢到了脑后，干脆手戴着橡胶手套直接伸进剥漆水里，把不良品往外面拿。用这种方式快多了，一口气干了两个多小时，成绩已经突显。他们两位在旁边给我一番鼓励，使我干得更加起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们胜利在望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左手大拇指有一种火辣辣的刺痛。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丝不祥的预兆，心想：是不是胶手套被磨破了？但很快被我否定了，因为我在橡胶手套的外面又戴了一双棉绒手套呀。但是，刺痛仍在加剧，于是，我就停下来想把手套脱下来。由于戴的时间长，胶手套不透气，我的手指被水泡胀了，脱都脱不下来，最后，在工友的帮助下，才脱下来，一看，整个大拇指已经红肿得像个胡萝卜了。
一位工友跑去叫来班长，他看了看我的手指，用关心但不怎么友好的语气问我：“痛不痛？”
我说：“还能顶得住。”
“若是没有大碍，我就不带你去医院了。你现在下班休息吧，明天照常上班就是了。”班长说。
其他工友都还在加班，我回到宿舍，因为是晚上，也没有用什么药物对伤指做相应的处理，毕竟，进厂才半个月，可以说是人地生疏。本来，厂里工伤事故时有发生，那通常是五金部开冲床机的，他们的工伤都是血淋淋的事件，要么划了一条口子，要么冲断了一个指头。我这个就不同，除了手指有些红肿，没人相信你很痛苦，哪怕你在那里呻吟，旁人还认为你太夸张。夜已经很深了，时间仿佛已凝滞，剧痛让我无法入眠。
第二天，我按昨晚下班时班长的吩咐，举着已变成炭一样的伤指，忍着剧痛去上班。人们见了我的手指都吓了一大跳。我被带到课长那里，课长见了，也有些失态。这也难怪，据老工人讲，我是本厂第一位因剥漆水造成的工伤。
根据我的伤情，是没法上班了。课长把我的情况反映到厂部，同时给我办理了工伤手续，一会儿找这位经理签字，一会儿找那位经理盖章，然后安排专人带我去医院治疗。这一过程虽然让我觉得繁琐，但与昨晚只身躺在床上、任由剧痛煎熬而无人关心问候的情形相比，不禁使我热泪盈眶。
医生检查我的伤势之后也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好在受伤部位一下子还不会危及生命，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为我治疗，不外乎涂些膏药在伤处，然后包扎起来。这样一转眼就是两个月了，可伤指始终不见结痂，这使我烦躁不安。
医生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告诉我：手指也许保不全了，因为坏死的部分已经伤到骨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坏死的部分包括骨头截除掉。最初我不同意，医生却说，我们也想保住你的手指，但都两个月了，还是这个样子。小伙子，不能再拖延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后还是按医生的建议，做了截除手术。又治疗了半个月，伤指结痂痊愈了。我带着比原来短了一截的手指回到车间，开始上班。课长特地关照班长给我安排轻松一些的事做。
不加班时，工友们三三两两的出去消遣。我因工伤期间在外面逛的时间较多，已没了兴趣，一个人躺在宿舍，看着丑陋的伤指，回想起进厂以来所遭遇的变故，不禁悲从中来。离家时好端端的，才三个月却成了残疾人，虽说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却是另一番滋味。
我到处打听，了解有关工伤赔偿方面的事宜，因为据知情人讲，像我这种截掉一段手指的情况，厂里是绝对要赔钱的。一天，我把我的想法跟课长谈了一下，并请他帮忙向厂方转达我的意思。
没几天，我们部门的经理让保安叫我去他办公室。我胆怯地走进经理室。经理很随和地让我坐下，对我说：“你们课长把你的想法反映给我了。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作为你们的经理，也有责任帮你们处理好这些问题，让你们能够安心工作。不过，你因刚进厂，还没给你买保险，就受了工伤，这钱只能由厂里出，而不是保险公司赔。这两天，我帮你争取了一下，经厂里协商，还好，厂里决定一次性赔给你1000元，你看怎么样？我认为已经很好的啦，若同意，你现在就可以去会计那里拿钱。我已经跟会计打过招呼啦。”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显然有些手足无措。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得到了公司给我的赔偿，何况是1000元，我一个月加班200多个小时才拿到500多元呢。于是，没作什么考虑，我就同意了厂方的意见。
得到赔偿之后，我的心情舒畅了好一阵子。要不是自尊心作祟，也不会有后面这段经历，让我有了一次通过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
本厂五金课开冲床的工友工伤后要赔偿，一般都是先让法医评出伤残等级，然后依照《劳动法》的规定，按等级得出赔偿金额。那样，他们所得到的赔偿至少都在3000元以上，相比之下，我这个1000多元似乎毫无依据，而是老板良心发现作出的施舍。我突然觉得很不是滋味，心想，我也得按《劳动法》来解决问题，当给1000元我得1000元，当给800元，我退厂里200元。
为此，我自己掏钱跑到龙岗人民医院请法医帮我鉴定，最后得到一份由法医开出的“丧失劳动能力9%”的伤残鉴定书。拿着这份鉴定书，我找到经理。他不恼不怒地说：“你拿了钱就表示同意厂里的处理意见了，怎么又反悔呢？安心上班去吧。”碰了一个软钉子，我只好怏怏地退回来。我不敢三番五次地去找经理，假若一旦惹恼了他，把我扫地出门，我不仅没达到赔偿目的，反而丢了工作，两头吃亏不合算。
好一段时间，我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一个星期天，厂里放假，我决定去一趟劳动局，兴许能帮我解决问题，结果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因为有心无胆的我在那里盲目地转了一圈，连门道都没摸着。怎么办？算了吧。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看见路边一块指示牌上写着“龙岗报社”字样，我豁然开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脑子里初步形成：通过媒体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把我工伤的经过及想法一五一十地写好，然后寄到龙岗报社，但也仅仅只抱一线希望。
一天下午，厂里的总务找到我，要我马上跟他去厂长办公室。我不明白是啥事，慌慌张张地来到厂长办公室，只见厂长正跟两位胸前挂着工作证的陌生人交谈什么。厂长示意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我见办公桌上赫然放着一个信封，那字迹，正是我写给龙岗报社的。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这时，他们停止了交谈，其中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指着那封信问我：“你叫阿杜吧？这封信是你写给龙岗报社的吧？”我胆怯地点了点头。“你简直是乱弹琴，芝麻大点的事情还要写信到报社，直接找我们不行吗？”他责问道。我一直低着头，不吱声。
后来，那人换了一副口气，继续说：“我们是爱联劳动监察站的工作人员，今天上午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就是你写给龙岗报社的，报社根据信中所涉及的内容，就把它转给劳动局，并委托劳动局帮忙解决。劳动局又把这封信转给我们劳动监察站，并要求我们重点处理好这件事。本来，对于你所要求处理的问题我们可以不予理睬，一是时间已超过两个月，二是你当时已接受了厂方的处理意见。但是，考虑到你所采用的特殊的方式和造成的影响，我们还是帮你同厂方协商，重新处理你的赔偿问题。”
厂长是当地人，是厂方在这方面的全权代理，他们稍一合计，意见很快就统一了：决定按当时《劳动法》的规定，伤残程度每百分之一赔偿440元的比例，我是伤残9%，就应赔偿3960元，之前已领了1000元，现在厂里再补2960元。厂长问我这个处理还有没有意见，若有就提出来，重新协商。
说实在的，当时我已吓得全身冒冷汗，何况，重新裁定的比原来多出近三倍，并且完全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得出的结果，我哪还有什么不服的呢？
事情解决之后，他们就要离开了。刚开始批评我的那位工作人员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今后，你或你的工友有什么问题，只要是有理的，直接告诉你们厂长，然后由我们来帮你们解决。”末了，他还伸出手和我道别。握着他温暖的手，望着他那和善的笑容，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问题重新解决后，我仍旧在厂里上班，不仅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老板的刁难，反而因为这件事得到老板的赏识，没过多久，竟破格将我提升为班长，真是因祸得福。
和众多的打工朋友相比，我应该算是幸运的，一件不大的工伤事故，却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帮助，让我难以忘却。